刘野：画自己的画 让他们买去

刘野

　　刘野今年49岁了，脸上完全没有即将“知天命”的模样，还是圆胖无邪。打从拿起画笔那天至今，他画画有快40年，学业根正苗红，还留过洋，近年作品在国内国外市场上卖得风生水起广受欢迎，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最关键的是刘野真爱画画，打心眼里乐意在这条道上撒欢，哪怕为了艺术而焦虑也是“痛并快乐着”。

　　这不就是人生的赢家么。

　　快乐童年，挺无聊的

　　刘野好似命里就带了快乐无忧的面相，刚落地就是个六斤多的小胖子。父亲是儿童文学作家，母亲是老师，信奉民主教育，家教宽松，对孩子不打不骂任其自由发展，在那个年代实在难得。天子脚下，皇城根头，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差，刘野从小没受过什么苦。

　　这大概就是他画里那些圆胖孩子的最初原型——没什么沉重，就是有点儿不积极。刘野内向，最爱看书画画。十岁时就进了少年之家美术班，十五岁自作主张报考北京工艺美校上了设计系，一路下来父母都是鼓励支持。

　　画画道路上刘野遇到的大问题大概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被检查出左眼弱视。大夫给他定论是将来开不战斗机，画不了画。“那时候流行的是苏式写实，就是立体感杠杠的那种，单眼弱视意味着定不了位画不了透视。”当然，大夫不知道，后来刘野搞的是现代艺术，最大贡献就是消灭了透视和空间感。

　　也许一帆风顺的人生的另一面，是莫名的失落滋味。“说不清，可能是无聊感带来的那种痛苦”。

　　哲学看不懂，就爱王朔

　　面对陌生人刘野显得不善言辞，这与朋友口中那个嘴贫心热的他有很大差异。“这点儿经历我讲了不下几百遍，跟写审查交代材料似得，我真没说瞎话，人生就是没什么特殊啊。”刘野对自己的艺术理念更不爱夸夸其谈，这与很多六十年代生的艺术家也不同——他们最爱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艺术那段儿，还能写成自传，似乎十年辉煌也奠定了他们的艺术人生。“那会儿我还小呢，根本记不清”刘野印象深点儿的就是去过星星美展，“在美术馆墙外热闹，还有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也都去过，兴奋当然有，还跟风研究过弗洛伊德，”不过后来这些理论和方式都跟他的实践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就是挺喜欢新鲜的，与以往不同的方式的。但怎么干还是看自己。”

　　后来他也不爱弄理论这一套。德国留学时候，刘野看最多的是王朔小说，不止自己带过去不少小说，还托朋友给寄，“那才叫好东西，比《金光大道》过瘾多了。”他也爱用“过瘾”来形容艺术，比如达利、保罗·克利，比如米罗、马格里特，都是让他觉得过瘾的。

　　在美院上学上到89年，刘野为了省掉委托培养的1万块钱补偿款，提前申请出国留学。德国的教育制度是全公费，只要付得起飞机票钱和入学考前三个月的生活费。虽然开始生活算艰苦，但是完全过得去。

　　国内国外美院最大的区别，就是画画自由。国内的老师生怕学生学不好技术，总是手把手教，有的还亲手给改几笔。刘野最恨这个，又不敢反抗，总对着自己画上这精致的修改左右为难。留学后终于没人给他“改两笔”了。德国的美院就是自由散漫地学，老师一礼拜来一次，上课把桌子一并，出钱让学生买咖啡、面包和香肠，边吃边聊聊天。快下课了才看看画，指点两句，大意就是希望学生们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德国几年刘野摸索了不少方法，画过一阵抽象，弄过行为艺术，后来改画了段写实，那时的画有些马格里特与巴尔蒂斯风格结合的影子，但在色彩构图上已经初现个人风格。1991年，刘野偶尔参加了一个“自由柏林艺术展”，2000马克买了张画，还被一个小画廊Taube的老板看中，每月付一千二百马克买断他的作品。于是刘野比更多中国艺术家早好多年卖画为生，日子宽松多了。

　　不爱战争不爱海军

　　1990年夏季开始，东德西德开始闹统一，正好是刘野留学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月要交十几块钱统一税，”他的关注点似乎有点儿怪，这似乎隐喻了刘野对于艺术的态度：大时代的政治从来不会那么直接反射出来，而艺术更是跟现实没什么直接关系。

　　刘野说自己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艺术家。因为不管东方西方，大多数主流艺术教育都是工具论至上，不管它是“为上帝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刘野只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绘画本身已经够复杂，哪有能力再去承载社会的功能。”

　　1994年回国后一段时间，刘野画了很多红色背景海军为主题的画，后来这个系列成了他作品中拍卖成交率和拍卖价格最高的。这一海军题材可以让很多国人联系到红光亮的革命背景，但刘野说：“我哪那么深刻了。”海军、战舰，红白蓝的色块，这些造型颜色给他带来形而上的愉悦远胜于题材的重要性，“况且陆军穿得绿莹莹的肯定卖不出去”。他甚至痛恨别人将他的画与现实做任何的联系，他曾在微博上发一张有海军的画，有人评论这是应景钓鱼岛问题的，他立即把画删了。“我画画对中华民族进程和现代化不会有任何帮助，我没有那么牛。”

　　后来刘野爱画女人，他画里有女明星、童话角色，还有身边的女孩。男人喜欢女人，男艺术家爱画漂亮的女人，这是千年不变的母题。写诗、写小说、拍电影，题材是创作所需要的一个借口。“画这个或者画那个，我自己说不清楚”，刘野爱拿导演希区柯克来解释，希区柯克之所以称为大师，是因为他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来注解了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人类近乎厌恶的世界观，也创造出一堆关于电影本身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如果观众在其中只看到资本主义的恐怖凶杀，或者只去那些推理悬疑中找茬挑错，那就不算理解了个中妙处。

　　画自己的画，让他们买去

　　刘野画过不少竹子。竹子的直线好看，有强烈而特殊的建筑感，正好符合他对绘画形式的研究。“竹子跟中国情结没一点关系。我特烦说画竹子就证明傲骨和清高，我哪有什么傲骨，太俗了。”他生怕自己被人高看了。他最不相信中国画论里画如其人那套说辞，“古人各个画竹子，真正清高的没几个。通过作品，也许能看出这个人来，但绝不是好人就是画好画。董其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不过他这个人特别混蛋，欺男罢女贪污腐化，这就是一个打脸的例子。”

　　刘野的市场走得顺。1994年回国后，他与吴尔鹿合作，挺大一张画在当时卖两万人民币，卖一张画够买一件阿玛尼西服，想买辆富康车得画好几十张。但就这样已经算当代艺术家里早早奔小康的。后来，刘野合作的画廊扩展到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画价从几千块钱慢慢涨到十几万、几十万，买家还是西方人居多。

　　2005年，所有的当代艺术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就身价高涨了，刘野作品水涨船高拍卖到几百万，几千万。在2013年Artprice公布了当代艺术报告里，他在1945年后出生的艺术家作品拍卖作品总成交额里，在中国艺术家的第11位。

　　刘野也觉得自己的画太贵，还爱拿这事儿挤兑自己。他陪朋友去看拍卖，会恶作剧地叮嘱人家别买自己作品，“这玩意100来万你可千万别买，等降到10万再说。”有人评论刘野的画太好看有卖相，他就一赌气画了一衣衫破烂的老头，惨兮兮地站在大雪天里讨饭——这恐怕是最没卖相的题材了。没想到的是，这张在市场上一再转手，2011年还拍出600多万高价。拍场上自己哪张卖高价他记不住，哪张画流拍了他恨不得拍着大腿地高兴：“可算有流拍的了，我好些日子没流拍过。”

　　让刘野归纳下自己的作品的主题，就跟问他“齐白石到底知不知道蒙德里安”一样费劲。他又拿出导演库贝里克来做例子，“库贝里克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绝望”，不管是以恐怖为题的《闪灵》，还是以社会问题为题的《发条橙子》，还有更沉闷恢弘的《2001太空漫游》，库布里克的电影故事千变万化，主题却都是绝望，不是悲欢离合，不是大起大落，而是对人性归属的终极失落。而绘画相比电影和文学，更加抽象，“要是你说巴赫的音乐是赞美上帝的，那么我的主题是为了探讨人性的，这个解释很空洞。画画有点儿像登山，有意思的地方是可能你自己根本不清楚山顶在哪儿。只能不断接近目标，但可能永远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