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艾略特：揭示真实比揭示美更重要

戴维·艾略特

　　文/于晓芹     图片由新视线新媒体空间提供

　　全球知名策展人戴维·艾略特(David Elliott)近日在上海策划了他在中国的首次展览《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展览展出了首届基辅双年展的部分影像作品，除了艺术家杨福东、缪晓春的近年作品，还带来了较为罕见的乌克兰艺术家以及土耳其艺术家的新作。

　　戴维·艾略特曾任牛津现代美术馆、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首任东京森美术馆和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馆长。同时，还多次担任重要国际展览的主策展人，如第17届悉尼双年展和首届基辅当代艺术双年展。

　　戴维在艺术界节颇具传奇色彩——英国出身的他，在牛津美术馆工作20年，之后接受日本森集团邀请创建日本森美术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创造了一个蜚声亚洲闻名全球的私立美术馆，开馆展竟迎来75万观众。

　　事实上，戴维成名甚早，他所策划的第一个展览是他在20岁筹办的系列展览《发酵中的德国 1900-1933年的艺术与社会》，其中囊括了影视、音乐和戏剧项目，几乎是个全知型的策展人。对此，他的解释也很有趣：“当时我想要知道为什么邪恶的独裁者惧怕优秀的艺术，而面对暴政艺术又拥有怎样的力量。我还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艺术在不同环境里能拥有什么样的力量”这似乎可以看成是戴维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一个重要线索。至今为止，他在至少10个以上的国家与地区有过长期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的几十个重要的城市参与或者主持过艺术项目，在亚洲除了日本，印度，中国香港与大陆地区，甚至内蒙与西藏。他认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有助于理解看事物有许多不同却同样有效的视角”，当然，他也赞同尊重本土文化。

　　在信息无孔不入有如病毒般迅速传播的地球村时代，艺术似乎也融合在全球化之中。但是戴维却认为“虽然艺术市场在价格和产品结构上有着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但是当代艺术本身离全球化还很遥远。”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质量本身是地域性的，而是多少都会在某些方面和地域性相关，毕竟世界各地都遍布着优秀的艺术作品。

　　作为策展人，他同样对这点非常关注。“每次我策展的时候，因为我十分关注当地的艺术，特别是当地的这个地方和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展览的根基，因为我不喜欢展览直接降落在一个地方，而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没有任何联系，艺术有多样性，所以我喜欢展览可以和当地有一个呼应，通过当地的特殊背景和知识结构，能使别的地方的人对这个地方也感兴趣。所以我希望展览可以植根于当地的文化背景中。我对展览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揭示一种美，另一种是揭示一种真实。我认为揭示美的艺术是比较可怕的，而揭示真实的艺术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艺术的本质是反映一种生存状态，而不是反映高级文化，这不是艺术深层的东西。”他说道。

　　戴维本人则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紧密接触，这也源于他在上世纪70-80年代时一直对亚洲艺术保持相当大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研究有关系。对于中国艺术家，他认为与西方艺术家不一样，不仅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差异。

　　“展览中的杨福东、缪晓春是非常特别的艺术家，都使用移动的影像。缪晓春有着更多西方的影响，杨福东不是特别具体但也是中国的，传统、风景、半夜等等。西方当然也有类似，比如夜里跟死神下棋。即使在文化上每个国家的也并不是完全不同，美国人可能说‘自由和财富’，中国人可能也这么说。”他说道。

　　上海新崛起的私人美术馆潮流，也引起了戴维的关注，不过在他看来，美术馆很明显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公众的美术馆，也就是政府的美术馆；另一种是私人美术馆。两种应该区别对待，前者应该更多考虑公众，吸引更多的观众；而私人美术馆则更多地应该注意如何持续下去，首要是做好的展览。

　　或许，戴维在日本东京森美术馆馆长期间的经验可以给到中国新兴的私人美术馆一些借鉴。2003年，他刚到东京，当时人们告诉他，日本人受传统认知影响，对当代艺术并无认同。然而，作为第一位在日本艺术机构担任负责人的外籍人士，他用好的展览打破了当代艺术的有限受众群体，吸引了更多对文化感兴趣的人群——开馆展即为森美术馆迎来75万的参观量。在他看来，公众在参观展览时十分享受自主探索新艺术的过程。

　　“有些美术馆馆长会担心观众对作品的理解，可我认为永远不能低估普通人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不要以为学术圈的人就比普通观众高一等。二十年前，有些人可能认为参观美术馆博物馆和逛商店一样，我认为这种体验是完全错误的，艺术不是在于消费，当然好的艺术品会一直跟着你，你会时不时地想起它，但对于不感兴趣的艺术品，我们可以看也不看一眼，所以逛美术馆和消费并没有关系。”他说。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是来自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一句话，也是用这样的一段话来反映当代艺术再生和现代启示录里面的关系。(编辑 曹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