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主到职业策划人的转型：关于皮力的新工作

皮力 艺术客创刊号封面

　　画廊主到职业策划人的转型 

　　——关于皮力的新工作

　　撰文/王静  摄影/萧潇

　　2012年初，boers_li画廊对外公布了那年7月皮力将屡职香港一家重要当代艺术机构——M+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担任高级策划人的消息，迅速引来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巷议，对于当代艺术这个并不太大的圈，人事变动常常发生，并且常常会对局部的行业格局造成直接的影响，这也是皮力的工作动向引人注目的很大原因。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皮力是一个特别、履历中满载故事的人物个案。皮力的履历上曾出现过批评家、美术史教师、策展人、画廊主等多个角色，而从画廊主到职业策划人的变化，不单单关涉的是皮力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还涉及到了艺术生态内部自发的调整规范的能动性，皮力的改变便可以视作一个开始。

　　皮力在艺术圈拥有的粉丝众多，属于少壮派的意见领袖，为数不多的敢言不讳者，圈内仰慕其才华者众。作为典型的学院美术史系统培养出的优秀分子，皮力拥有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学术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既有根正苗红的专业身份，又具备扎实可靠的知识背景，从本科到博士直至留在中央美院任教，经历过知识和学术的权威期，也参与了市场和商业的上位期，一路历数过来，皮力一直身处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现场。

　　1974年皮力出生于湖北武汉，父亲是80年代最具话语权的批评家之一皮道坚先生，由皮道坚先生主编的《美术思潮》杂志曾是湖北省新潮美术运动的主要阵地。循着父亲的脚步一路成长的皮力遇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有力对话的时代，90年代末至2005年之间，皮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展览策划和艺术评论，策划过的展览包括：“希望之星”(青岛雕塑博物馆，2000年)；“狂想曲”(韩国，汉城，Donga Ilbo艺术博物馆，2001年；北京远洋艺术中心，2002年)；潮湿：亚太多媒体展(北京世纪坛，2002年)；图像的力量(何香凝美术馆，2002年)；第五系统(何香凝美术馆，2003年，与侯瀚如共同策划)；余震英国当代艺术展(2006年)。在2002年圣保罗双年展的中国馆展览，2002年上海双年展以及2003年法国乔治斯•蓬皮杜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展览“中国怎么样？(Allôrs la Chine)”任助理总监，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有关前卫艺术的评论文章。

　　在大的时代转向面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更为突显，那不是个人的选择可以与之抗衡，个体更多是被时代的洪流裹夹着做出改变与选择。从经济开放开始，中国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全方位拥抱世界，至上世纪90年代末更加猛烈的波及文化艺术界，中国前卫艺术在这个背景下拥有了更多面对西方展览体制和强大资本的机会。与世界艺术对话逐渐频繁，由此带来的机遇，给包括皮力在内的学术精英们改变的契机，卢杰于2002年创办了非营利空间“二万五千里长征计划”(后改名“长征空间”)，冷林于2004在798的“东区”开设了北京公社；差不多同时，皮力与他的合作者Waling Boers于2005年在草场地创办了U空间(UniversalStudio-Beijing)。从理想主义到市场经济，批评家、策展人纷纷带着学术的素养，改变身份，投入到资本主义的商业秩序中，他们开设的画廊空间，成为中国本土最具有专业素养和接近西方画廊形态的代表。

　　U空间其时得到了海外基金会和收藏家的支持，承载了皮力最初参与艺术机制建设的梦想，也开始了他们尝试构建完整艺术形态的最初探索。画廊、非盈利空间、艺术市场……所有的这些业界形态在当时都是稚嫩的，面对市场规律的阴晴溢损，非营利空间模式的水土不服与局限有所显露，生存的窘境与突破现实境遇的努力是长久的话题。2007年，这个由收藏家和海外基金会支持的艺术空间，失去了原来赞助人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艺术市场太好了，收藏家已经等不及花几年来培养一个新的艺术家，而来自欧洲的基金会觉得应先支持本国的艺术家，而放弃了对这个海外项目的赞助。”

　　这一年，皮力和合伙人将非营利的U空间重塑为纯粹的商业画廊Boers-Li，放下对商业羞羞答答的想象和左躲右闪，他决定投入地做好一家专业的商业画廊。在一个缺乏秩序的环境里，谈论专业性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在草场地时，尽管我们号称是商业画廊，其实我们做的一些大型项目都是美术馆和机构应该做的，我在网上也发过牢骚，操着卖白粉的心，挣着卖白菜的钱。尽管卖得好，但实际上很多钱都消耗到了作品制作和推广上。2010年搬到798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型。我们很务实的推广画廊，在这种环境下思考自己真正的定位。”从2009年起，boers-li便开始连年接到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艺术展会艺术巴塞尔的邀请，在当时作为一家只有三年历史的年轻画廊来说，能够入选极为难得，而入选巴塞尔则意味着得到了来自国际主流当代艺术界的认可。投入商场，支撑起一家具有国际视野的画廊，其中的甘苦和成就，从皮力对经营画廊的描述中，大体可以感受到。

　　认真的翻看下boers-li的展览纪录，成绩和果实累累，在七年的时间中，画廊成为向国际市场和藏家推出中国艺术家的重要阵地，皮力履新M+高级策展人的消息公布时，遭遇吃惊和诧异也是必然。画廊经营有声有色，犀利、敢言、学养丰厚的皮力拥有该有的江湖地位和影响力，M+可以给皮力带来什么？M+究竟是一家怎样的机构？

　　2012年，M+当代视觉艺术博物馆，获得了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推动者——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先生的慷慨捐赠，他将自己收藏的1463件当代艺术品赠予M+，另有47件作品被M+购藏，约占他全部藏品65%的比例。M+因此一朝拥有了1974至2011年期间最完整的前卫艺术藏品体系，希克的捐赠行为给中国当代艺术界带来的积极讯号是，中国当代艺术系统长久以来的“博物馆怀疑论”终于被打破，M+未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系统中的重要性迅速奠定。

　　有没有一家值得捐赠者信任的美术馆，很长时间以来，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痛点，国有体系的美术馆在藏品研究、展示、保管等方面的不作为，鲜少能够得到捐赠者的赞许和充分信任。私营美术馆的生存不稳定、操作不规范状态更加难以得到有珍贵价值的重要捐赠。希克的捐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为M+贡献了迄今为止最值得称道的镇馆基石，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系统自省和调整的一面镜子。

　　希克先生是公认的中国前卫艺术最重要的收藏者和推动者。建立起了最完整的中国当地艺术收藏系统的同时，也开始为这些艺术品的未来归宿展开规划。希克希望为自己的收藏找到妥善的去处，他并不希望这批代表中国70年代以来前卫探索的作品进入西方的美术馆系统，因为那里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生长依存的原始土壤，同时在他和大陆公共艺术机构接洽的过程中，他发现并没有一家机构做好了保存、研究等等具体而微的准备接受他带来的收藏。通过和西九管理局长达一年半的交流过程中，希克被M+馆长Lars Nittve期望建设一家世界级美术馆的抱负所打动，并且具备了实现这一抱负的能力和专业度，M+这家在未来专事于亚洲视觉艺术和文化研究的博物馆，成为这批珍贵艺术品的最佳归宿。

　　根据希克与M+的协议，目前这批作品的所有权已完全归属于香港M+，在2017年前M+建筑落成前，暂时存放在瑞士，大陆的艺术机构在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向M+申请借展相关的作品，令这批作品可以通过不同的管道出现在中国观众的视野。皮力担任M+负责中国当代艺术的高级策展人任期内，将针对希克的藏品和其他由他牵头购入的藏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展示策划。

　　M+的建制完全遵循西方美术馆的模式，作为香港西九文化区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M+以一家全新的视觉文化博物馆的立意，立足香港本土，向外辐射亚洲及国际艺术领域，将聚焦收藏、展示、研究20世纪和21世纪的艺术、设计、建筑及影像。M+大楼选址维多利亚港湾的滨海长廊区域，与中环隔海眺望。在管理方式上，M+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会下建制，行政上称为博物馆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向董事局建议有关规划、发展及营运M+及展览中心的策略和政策，博物馆委员会下设展览中心小组委员会和临时购藏委员会，分工严格、缜密，三权分立的机构组织构成，运营完全受到香港各阶层社会人士和香港纳税人的监督，财务透明、一切进度讲求程序合法。这样的组织结构方式，保证了博物馆做出的任何购藏决定、花出的每一笔钱都经得起问询。

　　M+的团队也更趋于国际化，行政总监李立伟，曾担任泰特现代美术馆首任馆长，有着丰富的美术馆机构高层管理经验；总策展人郑道炼曾担任纽约现代艺术馆绘画雕塑部副策展人，在博物馆策展领域具有良好的国际知名度；同时在多个视觉文化范畴组成了策展人团队，皮力担任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他的同事还包括水墨艺术策展人马唯中、亚洲当代艺术策划人姚嘉善、负责国际和香港展览的策展人托巴亚斯，以及“北京设计周”创办人陈伯康担任的建筑及设计策展人，聘请的策展人半数来自亚洲，其它来自国际策展领域。就在1月份，M+推出了“建构M+：博物馆设计方案及建筑藏品展”，发布了经过设计竞赛评选中的未来M+的建筑方案，这家具备国际视野，为本土而设的博物馆，在藏品的购藏和专业的收藏保存条件上，一笔将近50亿港币的建馆资金及17亿港币的收藏资金，用以保障除馆体外，未来十年的学术建设。这一切令皮力如当初创办空间时一样看到了梦想的追寻艺术“尊严”的方向。

　　远离繁华与名利并存的“北京艺术圈”，皮力表现得很果断。M+对亚洲艺术的专注投入，为皮力专心研究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平台，也令他最终选择了距离文化土壤更近的香港M+。“在这个国际化的团队工作，会涉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以及对作品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对我是有挑战性的。另一方面，我没有在国外机构长时间工作的经验，我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到M+，如果能学习更多国际机构的运作经验带到国内，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今皮力更多时候地铁上下班，朝九晚五，身份上成为香港上班族的一员，这是他的北京生活难以想象的节奏，“我给自己释放出了更多读书思考的时间”，工作也变得严谨和富于计划性，“在北京，一个展览两周内决定，两三个人的团队负责运输、布展、撤展、入库等等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工作，展期一个月；在这里，我可以知道我半年后该进行的工作，你所有的责任就是做好一个策划人份内该做的事，团队的各个环节参与配合，你问我北京和香港的差别在哪？不是圈子、环境、生活方式，而是对待艺术的态度上的区别，尊不尊重”。尊重，是皮力反复提到的。

　　皮力曾在他的个人微信中，毫不讳言的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信用破产，“我们的学术没人信，媒体没人信，成交没人信，收藏家没人信。走出困境的方式不是“困兽尤斗”，而是重新回归普世价值，重新塑造一个完整的艺术生态链，抱怨这个恶劣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它的一部分。”这是皮力作为参与体制的一份子，表达的最直接的愿望，做一个行动派，积极改变，当代艺术的下一个现场在哪里？皮力凭借敏锐是有所自觉的。

　　要谈论中国艺术与世界的对话，从制度到态度，需要改变的何其多。皮力可以代表谁？我想，皮力代表了还在信仰艺术的一拨实践者，他们生长在东方，工作在中西方之间，身份在变换，眼界在开放，他们有面向多元工作和实践的经验，胸中仍旧怀抱着一个建设者的蓝景，经历了理想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向，未失自省和自视的初心，当所有人还在吐槽国内的生诸多不健康，处境恶劣时，皮力已经先行一步，离开了他一路踏平的环境，面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体制开始全新的工作，将对体制的改革宣言变成身体力行的脚步。过程中会遭遇的猜疑和误解，是行动派必须要面临的修炼。这既是一个新工作，更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