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对待批评

　　徐乔斯

　　要说2013年末最能暴露批评界问题的展览我想应该属南艺的培根大(草稿)展莫属了(批评回顾：《南艺：培根or盐水鸭，That is a question——对于南艺美术馆及其大展的价值批判《培根走后，南艺，别再对不起公众》。不论是馆方工作人员的行文，还是李小山本人的看法，都给予了当今的艺术批评界很低的评价，认为“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批评家、策展人读过几本书，往往把‘理论’吹得头头是道，面对作品却像‘睁眼瞎’。”(《李小山：没有“代表作”就不是好画展吗》)“尚扬老师等在和馆长李小山及笔私下交流时不禁抱怨道，都不愿意出席很多画展的研讨会，因为听不到真正对于作品艺术性的有效解读和批评，听到的都是出于文字对文字的接龙游戏，艺术批评与艺术实践的脱节导致它已经沦为空谈。”(《关于对南艺美术馆培根展的批评》)因此李小山给出的结论是：“我想问题还是出在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上，一是能力，二是态度——能力本身就差，加上态度潦草，粗枝大叶，自然会闹笑话。”

　　艺术家恨批评家此铁不成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批评界恨批评界没有真批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批评家恨批评家写不出真批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可是恨归恨，年会一开，犹如春晚，一团和气。在每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只见欢喜冤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异口同声，声声入耳：“没有真正的批评，只有溜须拍马！”“诶！”“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可不是咋地？我想死你们了。”

　　批评家在干嘛？

　　在我看来，批评者，必有鲁迅之精神，匕首投枪之装备，做到言之有物。此物既可以是主观之物，也可以是他者之物。不能要求每一个从事批评的人都精通创作，都从作品论出发在技术上评定高下。因为我们知道艺术史是由诸多语境纵横交错而成的学科，涉及专业复杂多样，都像南艺那样简单地期望批评家站在艺术家角度充当作品的指路明灯，这种想法是极其狭隘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文史哲出发的批评往往成就的是一个空中楼阁：做理论推导的时候，文字的华美和逻辑的严密让人爱不释手；一旦落实到对于具体作品考评的时候，文字依旧隽永，哲学层次步步高升，旁征博引，最后不明觉厉。将作品与文字并置，有艺术判断力的批评家又会告诉你：“作品很差呢！用光不对，用色不对，用料不对，构图不准，表达不准，考虑不周……哲学跟它一点关系也没有哇！”诚然，我们都承认，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曾经在瓦萨里的艺术史方法论走入瓶颈的时候为艺术品在交叉的人文学科中找到了迷人的解释。但是图像学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它从来不对艺术的属性，也就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问题加以讨论。出发点不同，对于作品的批评角度就不同，只有角度越多元，在众人/前人与后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对于一件事情的考评才可能无限地贴近严谨和客观——尽管这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极限——比如南艺的培根草稿展，我批评的是作为美术馆没有公众责任心的不好，自然也有人迷恋草稿之美妙，多方批评有利于推动知识的传播同时启发公众的判断，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批评的平衡。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说“坏话”，中国人一向讲究委婉，委婉的同时考察着对方的智商，如果说话里有话浪费的是口舌，那么言之无物浪费的就是大家的生命。最终，一场场本该在各抒己见中由不同角度构筑而成的研讨，充斥着夸夸其谈，漂浮着溢美之词，一场中国梦。如果每次开口先想到的都是对方的心理承受力，那么只能说明批评这行当不太适合你。做得批评就不要顾及那么多面子，忠言逆耳，这是批评家的荣耀。

　　同时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批评家说了真话，你敢听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单向地指责批评家为什么不说实话，为什么不痛不痒，于是显示出一脸大无畏地姿态——向我开炮啊，我要批评啊。炮弹来了，又退避三尺，找来一些莫名的借口来维系那一点可怜的自尊，辈分或是名誉，总之是能让人有安全感的东西。这种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只赚不赔，那就是听。言多语失，说多错多，解释就是掩饰，唯有聆听，不花一分气力，一览众山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亦无需争辩，听多少赚多少，何乐而不为？一个人吃多少是胃口大小；一个人听多少是气度大小。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批评，让你在2014年一马当先，马上有钱。谁不听谁傻，谁反唇相讥就更傻。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尽管在2014年，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这个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上可下的艺术圈是否需要真正的批评，但是对于一些人而言，批评是他们专一地爱着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