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随近代技术更新,人体艺术的表达方式已经由单纯的雕塑和绘画,转而向摄影、录像、舞蹈、剧目、行为、装置等更加前卫的媒介方面寻找出路,这些新媒体新载体的艺术形式,使“身体”更坦率地进入到公共审美空间,并为“身体”注入了不断翻新的精神内涵。
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曾公然声称,“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战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后现代艺术家们仍以人体作为创作媒介——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媒介,它受到欲望、习俗、伦理和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的支配,同时也最能够直接地展现或者挑战这些因素并诱发独特的感受,正应验尼采那句“一切从身体开始”。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邵亦杨在《西方当代身体艺术谱系》一文中说,“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再次转向了身体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种转向意味着来自于肉身的真实感觉终于打破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屏蔽现实的仿真图像,让人们再次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人性化的世界。” 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虚拟的图像,身体艺术强调的是人类最基本、最真实的感觉。而有些非常大胆的身体尝试最终都被接受并且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但是,当审美过程中对身体体验的过分强调,取消了艺术本应带来的反思效果,只是一味以感官刺激和满足身体快感为目的,或者单纯借助身体进行炒作,发展到最后,是否会成为由高雅到通俗的审美趣味转变,还未可知。
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易英所说:“在当代艺术中,身体的裸露和性的暗示则可以直接达到消费的目的。”2011年宋庄成力的《艺术卖比》甚至展示性爱行为,来讽刺中国当代艺术过度商业化的文化现实,令人记忆犹新。因为利益的诱惑和驱使,“身体”在某些场合、一定程度上为金钱力量所左右。部分迎合“时尚”的艺术创作者,以“最少衣服的肉体、最少的材料”进行表达,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这种简单化的“裸”难免受到社会日常行为规则的批判和制约。
实际上,在艺术界,学术与商业的交融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批评家仇海波在《中国当代艺术裸体形象》中提到:“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流行使当代艺术无形中披上灯红酒绿的世俗感。在当代艺术中,情欲化、色情化的裸体比理性批判的裸体显然更流行,更有刺激性,这是消费主义时代人们追求物质的必然结果。对于某些当代艺术家而言,裸体形象的绘制过程就是其本人对裸体展开感受和回忆的过程,也是艺术家两性关系和态度的物化体现。”
近年来,当代艺术口味越来越重,不满足于哗众取宠,并以极端的方式刺激人们的情绪,其中不乏血腥、暴力、自虐、伤害等现象(并已发展到以“活物”,诸如动物和人类尸体为题材的地步),这些仍会激起艺术消费者和理论家在行为艺术的道德外延、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伦理的界限等问题上的思考和争论。
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裸体”,而在于裸体在公共场合出现是否有其合理性。身体语境的界定,受特定时间、空间的道德尺度制约,较其它艺术语言门类更具有广阔性和无限性。但同时,也由于这些特征,建立行为艺术理论系统和批评标准具有一定难度和矛盾。朱其承认,艺术内容私人化,没有明确的价值观,这是当代艺术最大的问题。
一个值得回味的情况是,几乎所有成功艺术家的行为艺术记录都被收进文献资料中,但如90年代的张洹、马六明、蔡国强、徐冰等艺术家在近10年里都告别了行为艺术现场。现在看来,身体行为艺术在追求与大众直接交流、对话的同时,其质疑价值体系的热潮已经过去,并受到主流意识的排挤,成为非公共化的表现形式,被价值体系所疏离。
从已知中西行为作品来看,身体是否诚如艺术家的主观设想,承载起现代性的革命意义呢?答案恐怕只能是“似乎”。但在新的话语背景下探求人体在当下语境的历史逻辑,这一现实问题,已经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