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新芳
谷文达,1955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上虞。1976年毕业于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研究生班,师从陆俨少先生。1987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艺术家至今。作品有《遗失的王朝》、《联合国》系列、《基因炼金术》、《碑林·唐诗后著》等。
5月11日是西方的母亲节,谷文达在广东佛山岭南天地发起首届“大众当代艺术日”,与上千名小学生一起书写《孝经》。他称这种行为艺术“中西合璧”,现场非常震撼。“我总有一个愿望,希望中国当代艺术从舶来品慢慢变成中国大众艺术,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
书写《孝经》只是三部曲之一。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两个多月前,谷文达在佛山当地收集了20公斤头发,制作成大型装置《孝道》发帘,准备于母亲节时在吉元黄公祠亮相,并作为开幕式。
从1993年开始,谷文达从全世界各地收集头发,创作了装置作品《联合国》,迄今为止,他已经运用近五百万人捐献的头发。对他来说,头发充满了文化意味和丰富含义。
但《孝道》并没有得到展示。5月的佛山经常下雨。母亲节那天下午3点,大批媒体记者聚集在元吉黄公祠,本来只是阴天,但大雨突然降临,祠堂中所搭的雨棚塌落,开幕式取消。
接受采访时,谷文达说:“你没看到这个作品吧,非常漂亮。我给你曝光一下。”然后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相册给记者看。“这个作品中的头发的遗传基因都是佛山的。”问他这件作品不能被展示是否感到遗憾,他说:“这可能对岭南天地是最大的遗憾,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作品做多了,已经20年了,在20多个国家做过。”
岭南天地是此次活动的承办方。谷文达认为当代艺术必然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概念中,觉得艺术是纯粹的,那一定是个错误。举个简单的例子,罗马时代,艺术家是从属于教会的;到了第二阶段,艺术家是宫廷御用的;第三阶段就是当代艺术,和企业、银行结合。”
谈到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谷文达说:“当代文化是舶来品,和中国现有的文化机制、文化教育和中国的美术馆系统还处于磨合阶段,从展馆体制到收藏体制到赞助体制,都需要完善。中国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就像我们的老百姓都在谈房产,基本的温饱都没有解决。”
另一件在岭南天地中的作品是《孝道生命塔》,即在高高的钟楼上挂满了红灯笼。“这红灯笼没有彻底完善,本来我想做成一个生命体,一个无规则的有机体,像细胞一样,朝上发展,每个灯笼都是文化的细胞,和中国孝的传统有关系。现在是一个几何性的东西。”
谷文达比较了中西文化中对孝道的理解。“从生活角度来比较,西方更注重形式化,比如节日。中国的孝道以前是实质性的,父母与儿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要严密得多。比如师承关系,若是在美术学院学油画,老师就是在学校教你,毕业以后你们就分道扬镳;而国画的师承关系像父子,像一棵树一样,要分枝,关系就一直延续下来。”
谷文达希望大众当代艺术日也可以一直延续,“设定一个大众参与的公共艺术日,远比当代艺术仅仅限定在精英、专业圈子里,在时尚界、在年轻人里更有效、更有教育意义,更有拓展的可能。普通民众实际上对当代艺术是不了解的。我的行为是作为一个铺垫,希望将来通过各种方式,使之波普化、大众化。如果在母亲节,周末不仅是逛商场,吃顿饭,买些商品,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就提升了。”
在岭南天地中,处处都能看到印有“大众当代艺术”字样的旗帜,而这个标语中,三个词分别合在一起,写成三个字,“大众”即在“众”上加一横。谷文达说,他在编写《中国简词》。
上世纪80年代,谷文达以水墨介入当代艺术,在其中加入大字报中的伪文字、错文字、改体字、漏体字、印刷体字,创作了一系列观念水墨作品,并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成为实验水墨的先锋。
那时谷文达所在的浙江美院是“八五运动”的重镇,他当时说:“对被年轻艺术家顶礼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以及被保守主义捧为至宝的中国传统经典均不屑一顾。”但在纽约待了27年后,他不仅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八五美术运动’开始到现在的30年,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全盘西化,仰视西方,我们没有品牌,不存在原创,这是第一阶段;现在进入第二阶段,考虑当代艺术不应该再是纯粹地照搬西方,而要对自己文化进行重新审视。”
海外艺术家大量运用中国元素,并得到国际认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取巧模式。但谷文达的境况有所不同。“我是国画科班出身,这在当代艺术家里屈指可数,所以我有一个保留位置,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冲撞的,是双向的挑战。作为一个中国人,假如你取巧地运用中国元素,博得西方人的喜欢,那这种喜欢是不会长久的,将来也是没价值的。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运用自己的语言呢?我走了这么多路,是理直气壮地用,还是投机用,大家都清楚。”
“怎么运用,从什么角度去运用中国元素,是发展的。中国元素在唐宋元明清不断发展。假如你认为当代中国元素就是京剧,就是脸谱,就是书法,那你错了。当代中国元素可以包括数码时代、网络技术,包括各种被我们采用的新的技术。当然这个技术部分是从西方学来的,不是原创的,但是嫁接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能产生一种飞跃呢?这一点,日本人做到了,日本把东方的文明掌握得特别好,把西方的当代文明也掌握得特别好,甚至超越西方。而我们对西方当代是一知半解,把中国辉煌的过去也都甩掉了,遗忘了,一点兴趣没有。我做这个活动《孝道》,不是孝敬一对父母,不只是对家庭父母的孝敬,是对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的一个回顾、承传,是怎么样用当代的观点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