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的艺术圈子

　　当时北京的画画圈子，逐渐随着解冻气氛，随着分布在北京内城和近郊的大院环境，萌生出处处松散的据点。 关迺炘

　　两届星星美展的举办离不开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江丰的支持，他当时到黄锐家亲自挑选作品，并且在江丰看来，星星画会的作品并非其他美协官员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黄锐曾表示，他觉得当时的美协是两个系统，一个是旧美协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不能接受星星的东西的；另一个系统的态度则是像江丰这样愿意做些事情的。不过，后来事态的发展，乃至后来的游行也让黄锐觉得挺对不起江丰的，所有的责任都要由他来承担。

　　专注于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苏立文教授曾问过江丰美协为何会允许举办如此明显违背官方艺术路线的展览，江丰答，“这些艺术家发现没人要看他们的作品时，他们就会承认错误、改变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星星美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艺术的发展方向究竟该是怎样的一直都不明确。对出现的“新艺术”究竟应当包容，还是被定义为“精神污染”国家并未给出统一的信号。在上世纪80年代初，艺术家们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允许的或者不被允许的。对于一些观点的指责甚至让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开始怀疑是否又会回到“文革”时期“批斗会”的形式。直到1984年“反精神污染”运动的结束，艺术创作的氛围才变得相对自由。

　　小团体的兴起

　　在“新艺术”是否能够被接纳还不太明朗的那些年，官方的美展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79年秋，美协主办了大型美展以庆祝建国30周年，该展览调动了全国2400名画家参与；1980年12月，第2届全国青年美展展出，本届美展肩负着在“拨乱反正”之后继续推动中国美术发展，并发现和挖掘美术新生力量的责任，罗中立的《父亲》正是在此次青年美展上脱颖而出；1981年11月，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新成立的中国画研究会的第一次展览；1982年2月，全国少数民族研究所主办了大型展览以扶持创作少数民族美术作品；1983年6月在反精神污染运动的背景下，一个以历史题材和宣传画为主的大型画展仓促组织并举办，获奖的依旧是主旋律作品；不得不提的还有1984年10月举办的第6届全国美展，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美展，参展作品共计3239件，虽然在本届展览上并没有延续以往“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评选标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模式已经对艺术家造成了限制，以至于参展作品毫无新意，所以美术界有人说这次全国美展标志着“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其实在这次展览之前，在艺术创作领域还是有一些新面貌的，但并未被全国美展吸纳，反而把创作又拉回生硬造作的套路之中。

　　即便有许多艺术家不喜欢全国美展这样的平台，但是他们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在那个年代画廊是被禁止的，官方的平台是他们唯一能够展出作品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希望崭露头角的艺术家试图走出官方的展览，他们从一切他们可能接触到西方艺术风格的渠道学习各种绘画语言，印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不管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但最起码这些新鲜的艺术形式拓宽了他们语言，并让他们看上去是紧跟着时代的步伐。

　　许多艺术家在这一时期组成了小团体，并低调地举办展览，为了不被当局查处，一些作品还不能展出。这里所说的小团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他们多是为了举办展览而走到一起的。1978年末，在上海的一个文化中心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次展览的作品都是“文革”以来首次展出，参展艺术家包括刘海粟、林风眠、黄永玉等“黑”画家，此次展览的举办似乎也算是给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1979年年三十，一个来自上海和杭州自称“十二人”的团体在上海少年宫低调举办了他们的展览“十二人画展”，没有任何仪式。参展艺术家陈巨源算是展览的发起人之一，他回忆当年时说，“那时候都很苦闷，我们搞的那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出路的”。举办展览的事情是一次他到沈天万家中喝酒时聊出来的，沈天万家在“文革”时期曾是热爱艺术的年轻人的据点，那天喝酒到傍晚时沈天万伤感地说，何时才能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展览，自己都等了几十年了，马上就年过半百了。正是这样的感慨点燃了他们办展的想法，最初艺术家并没有那么多，也是在联络展览场地的过程中队伍才不断壮大起来的。这些艺术家都爱艺术，希望能有个安静的地方谈谈纯粹的、美的艺术，参展艺术家徐思基说，“海派骨子里有那种东西，和北京不一样，一直不太政治化。”但即便如此，依然有艺术家觉得悲观，毕竟美术馆、画院展出的作品还是红光亮、高大全。场地一直是最大的问题，在那个年头不经审查、没有美协和画院的组织，展览是无法进入正规美术馆展出的。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公园，但是由于公园位置偏僻，也没有合适的地方适合展示作品，最终放弃。少年宫的场地也是托朋友找到了少年宫的党支部书记才最终确定下来的，意外的是整个过程未经任何繁琐的审查。在大家的推举下，陈巨源为展览写下了前言，“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有权表现自己深深眷恋的题材内容……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已在召唤。”据说，开幕当天上海美术界的人都到齐了，许多老前辈也前来助阵，如关良。画展开幕后12位参展艺术家被叫到美协开会，大意是年轻人画画不要太随便，美协关心不够之类的。同年2月份由“草草社”组织的“1980年代画展”在上海卢湾文化宫举行，该展览以仇德树和郭润林的作品为主，其中包括一件裸体艺术作品，后来考虑到可能会招致麻烦，最终撤掉，尽管如此，该展览还是受到上海有关部门批评。展览一结束，这个组织就解散了。

　　在北京，“同代人”说服了美协主办了他们的首次画展，这个团体的成员多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未能到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习，便聚集在一起研究西方艺术。1980年7月16日“同代人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的作品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创作模式，在题材、技法、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不过，该团体成员在1982年就各奔东西了。1980年成立的另一个组织“申社”是由10位来自西南的艺术家组成的，在社团组成的第二年获得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机会，但是美协似乎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独立起源。

　　早期公寓艺术

　　公寓艺术的概念是由批评家高名潞提出的，高名潞给出如下定义，“‘公寓艺术’是过去30年在野、实验和前卫艺术的存在方式之一。‘公寓艺术’不是一种简单的展览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而是一种不得已的甚至被迫在体制外进行的艺术交流方式。所以，中国‘公寓艺术’体现了中国前卫艺术所具有的独特的活动特点，它没有任何私人或者政府机构支持和经费资助，完全是艺术家自发形成的独立活动和展览形式。因此，画室、展览空间以及沙龙等成为‘公寓艺术’发挥作用的场所。”早期的公寓艺术正是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后现代艺术开始走进官方美术馆，但是仍有许多较为激进和先锋的风格是不允许公开展出的，所以一些远离政治的艺术青年常常聚集在家中交流并展示他们“前卫”的艺术作品。这里的“公寓”是私人空间的代名词，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商品房之前我国的家庭住房大都属于“公寓”，都是公家的、政府所有的财产。

　　公寓艺术是远离学院和官方的一个分支，是在野艺术的代表。与公寓艺术相关的艺术家大多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诗歌、摄影等青年沙龙有着密切的往来。艺术家朱金石回忆其当年的情况时说，“我第一次对‘公寓艺术’有印象是在1974年，我去周迈由家，差不多是个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屋里全是画，这些画给我的印象是跟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就觉得处在一个异类的家庭里面，这是当时特别深的一个印象。”艺术家宋红也有类似的经历，1978年，她从兵团回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画画，有一天吕蒙说要带她去看一个画展，她就被带到了龙念南家，“都是他们那小圈子人的画儿，挂了一屋子，形式跟社会上比较现实的那种画法不一样。当时就觉得特别棒，我就尖叫起来了，很兴奋，然后吕蒙说还有一个，又带我到李葳家，后来又去了关伟家，每个人的家都成了展览的场所”。关伟说，他们这个圈子是比较逍遥的一群人，大家特别关注国外的新思想、新思潮，那是一个分享、交流的圈子，大家都不是特别关注社会，关注怎么样办展览，反而很满足于在小圈子里的交流和友谊。

　　艺术家关迺炘曾在《1980年前后的“京城子弟画画圈子”》中勾勒了公寓艺术发生的背景，“当时北京的画画圈子，逐渐随着解冻气氛，随着分布在北京内城和近郊的大院环境，萌生出处处松散的据点”。在国家垄断了一切的情况下，文学艺术资讯决定了人的眼界，京城画画的大多是美院、文化部、总政、部委等高干子弟，关迺炘写道，这些画画的“在心理上的优越感很强，他们其实没有社会地位之忧，对优哉游哉的日子很享受，所以反而有可能比较早地超脱世俗功利，追求的只是艺术的独立永恒，艺术史上的价值。”高名潞评价“文革”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公寓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的重要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最为激进的一部分”。

　　陈丹青说，当年北京的这个圈子沾了解放后首都的光，“讯息没有完全地切断，然后不知道怎么就传到这些小混蛋的耳朵里面了，偷偷地开始弄这样的东西”。当时这些艺术家的探索还未突破平面，但是这些作品在陈丹青看来是“1949年以来可能最纯洁的一批画了，它也对抗，它也不追求，它可能是最脆弱的艺术作品，在那样的空间里面，我们只能是脆弱，我们不可能经常是肌肉发达或者容光焕发，我们都非常非常脆弱”。

　　随着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传入，一个问题出现在这个小圈子的艺术家面前，当身体可以用来创作艺术的时候，又何苦研究笔下的感觉，画还是不画是个问题。关迺炘回忆道，当时笔下功夫最好，思想最深邃的几个京城子弟严肃地深思过这个问题，最终给自己定下了戒律，如“要有每个人独创的、自我的形式结构；要有坚实凝重的笔墨，独到的技巧；用绘画形式而不是用题材和情节说话”。但这份坚持最终还是被随后而来的85’新潮美术运动所席卷，这个圈子随即散伙儿，在以不同形式参与艺术实验之后，灰心自嘲玩世不恭，留下一句“王八蛋才画画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自发组织的先锋艺术群体在全国各地兴起，逐渐替代了之前沙龙性质的家庭聚会，这些先锋群体已经不再满足于在私人空间展示作品，而是希望挺近公共美术馆。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举办是一次成功占领，同时也是一个终结。展览之后，许多批评家、艺术家选择了出国，显然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官方所能容忍的限度，文化部随即出台规定，今后所有的展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否则不得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