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

　　自由结社是在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江丰

　　3月1日，博而励画廊推出了本年度第一个展览“85 前的非官方艺术”，展览聚焦中国当代艺术初期在创作上具有探索性的艺术家。不得不承认，于我而言，这个展览的主题是有吸引力的，看多了时下的各种水墨、各种青年艺术家展览，我更愿意去感受一下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之初的艺术究竟是什么样。

　　来到画廊时已经过了展览开幕的时间，展厅的人并不算多，大多三五成群的聚集在空间内外攀谈，墙面上挂满了现在看来已经不再先锋的画作，展厅中间的展台上摆放了若干小木雕，都是独具个性的创作。这些作品都没有展签，若不是对这些艺术家非常熟悉，很难将作品与艺术家本人对上号。不过这些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观众可以更直观的去感受那个时期艺术家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所进行的思考，以及各自的表达方式。

　　此次参展的艺术家大多数来自两个组织——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正如此次展览主题所点明的那样，展出作品均属于非官方这条路上的，这也意味着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很难在官方的美术馆等机构中获得展出的机会，所以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实验空间应当算是由这些艺术家自发开拓的。

　　无名画会

　　1975年元旦，无名画会的第一次展览在画会成员张伟家如期举行，10几位无名画会的画家聚集在福绥境大楼三楼五号为画展开幕忙碌着，心情无比激动，毕竟这是大家首次集体展出画作。当时的展厅还不到20平方米，由于空间局促，不光墙上挂满了画，就连桌子、椅子上都放满了画，以至于连坐下歇歇的地儿都没有了。好在这只是一个“地下”展览，开放范围仅限画会的几位密友，不用接待大量的观众。不过，也正是这样一个内部交流的展览，给参展的每一位艺术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评家盛葳如此评价此次展览，“无名画会已经开始主动地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具有的价值，与此同时，这次自发的地下画展也为无名画会在1979年的第一次公开展出埋下了伏笔”。

　　当然首次展览搞得这么“低调”与当时的“批黑画”运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借机在美术界掀起了所谓的“批黑画”运动，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就在无名画会首次展览举办的前几个月，国务院文化组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批“黑画”的展览。无名画会的创作极有可能被误认为“印象派”、“现代派”等“反动”黑画，所以注定只能在“地下”举行。据说当时想要进入“展厅”的人都需要对上暗号，先敲3下门，稍等片刻再重复一遍，方可进入。

　　相较于星星画会，无名画会就像它的名字那样并不怎么为人所知，但它的形成却要早于星星画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第一次公开展出——1979年7月9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的“无名画会”作品展——来得太晚。玉渊潭可以说是无名画会的发源地，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可以算是京郊游览的去处，但是游人很少，无名画会的画家们常常去那里写生，所以当时也有“玉渊潭画派”之称。“无名画会”这个名字也是在他们首次公开展览之时，北京美术家协会要求他们登记正名才确定下来的，即任何名字都无法代表之意，索性就叫“无名画会”。

　　无名画会最初的几位成员赵文量、杨雨澍和张达安相识于熙化美术学校(前身为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也正是这个时期共同学习的经历为画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960年张达安进入北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学习，结识了石振宇，自此他们四人常常聚集在张达安家中画画。1963年的一次集体写生改变了画会成员只是画画室内场景、静物的状态，并建立了无名画会集体外出写生的传统。

　　不过上世纪60年代并不是一个适合艺术家搞创作的年代，他们需要上山下乡，需要被分配到工厂工作，他们甚至无法绘画。到了70年代，社会环境有所改变，画家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绘画中去，无名画会的队伍在这一时期变得壮大，1975前无名画会的10几位艺术家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集体活动越来越多，他们的关系也越走越近，逐渐形成一个有着共同艺术理想的集体。正是这一时期“玉渊潭画派”的名号在京城“在野”艺术圈流传开来。

　　1978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伤痕文学逐渐兴起，艺术氛围也慢慢变得宽松起来，一些国外的艺术作品也有机会到北京展出，无名画会的成员们也有幸看到了西方风景绘画的原作，诸如巴比松画派、印象派的画作。次年，无名画会首次公开展览举办，刘海粟、吴冠中对这次展览尤其赞赏。两年后，无名画会举办了第二次公开展览，在这次展览后画会开始变得松散，年轻一辈的艺术家有的出国，有的进入美术学院学习，有的独立创作，那个曾经特别有凝聚力的画会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淡出了历史舞台。不管结果如何，那个时期的经历，对每个画会的画家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

　　星星画会

　　与无名画会远离政治，走近自然不同的是，星星画会有着坚定的立场，正如星星美展发起人之一黄锐所说的那样，“在保守意识和政治环境的坚壁面前，‘星星’构成了最初的反对派姿态”，“星星的形式是对一切‘主流’执拗地保持对立的形式，它就是星星的精神——有尊严的行动”。与无名画会的截然不同也使得星星吸引了一批叛逆的、有立场的年轻人加入。星星画会的成员赵刚先接触到的其实是无名画会的成员，他还常去张伟家参加画会活动，但是无名画会只是画画风景，这让不甘于绘画本身的赵刚难以适应，最终他在马德升的引荐下加入了星星画会。赵刚回忆说，“我跟无名画会的人也很熟，但是他们对政治不是特别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星星可以说是靠展览将大家凝聚起来的。黄锐在一次与高名潞的对话中谈到了首届星星美展的筹划，1979年2月，“文革”结束后美术界第一次自主艺术活动“新春风景静物画展”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这个展览的前言是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江丰写的，前言中提到“自由结社是在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此时，黄锐和马德升已经成立了一个画会筹备处，“新春风景静物画展”的举办让黄锐有点心动，他觉得时间到了，应该把他们那些自由的画作拿出来展示。当时黄锐和马德升定下了3条评选参展作品的标准，均是与官方展览选择标准相背的。作品挑选完毕大约已是初夏，二人找到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刘迅看了作品很兴奋，当即表示可以给安排展览，只是展厅的排期已经到明年了。星星的成员都觉得政治气候反复无常，展览不能等，哪怕是露天展览，这样的决定让星星首次把展览带进了公共空间。

　　展览地点定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虽然其间有诸多坎坷，1979年9月27日展览按计划举行，这个以青年业余画家为主力的展览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的观感，有人觉得“原来还可以这样画画！”有人则觉得这个展览给人以“难以名状的恶心厌恶”。开展第三天，展览就以“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由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取消，画作被没收。随后，部分成员组织了抗议游行，游行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不仅还了画，展览还挪到了画舫斋继续展出。1980年夏天，星星画会正式成立，并在美协注册，第二届星星美展得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非常轰动，日均参观人数约5000人，实际展期比原定计划延长了两周。

　　随着星星美展走进中国美术馆，它“对一切‘主流’执拗的保持队里的形式”便不存在了，诗人朱朱认为，“对于他们(星星成员)来说，中国美术馆既是一座有待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又是一座梦想中的殿堂。”星星画会的成员艾未未将这种对体制的依恋定义为“小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

　　当对抗在与依附的角逐中开始示弱，原本的坚持就会有所动摇，不管你面对的是体制，还是金钱。星星画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83年8月14日，黄锐、马德升、王克平在北京自新路小学举办了三人联展，19日展览被封，这也预示着星星画会的解散，随后星星画会许多成员相继出国。2007年11月20日，朱朱策划的“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在今日美术馆开幕，或许这个展览本身并没有太多亮点，但是朱朱策划展览的初衷是值得关注的。“西方充当中国当代艺术的情人，又充当了当代艺术的敌人。中国艺术的现代主义是从学习和模仿西方开始的，但发展到后来，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西方却操控了当代艺术的走向。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两年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态度也更加宽容，艺术家已经从充满反叛、独立精神的孩子变成了受宠的孩子，而从独立于社会现实的精神和艺术性本身这两个标准来看，中国当代艺术界鲜有真正杰出的人物，所以到了一个应该对其整理和思考的阶段。重做星星，就是重回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