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昌：2014的春·药

　　郭广林

　　在2014的春天，何云昌让自己的鲜血淋漓在798的白盒子画廊。如果我们把何云昌这种“自戕”看作是单纯的救赎，那未免太缺乏当代性的思维了。

　　在霾来霾去的时空中，我们被裹挟进2014迷蒙的春天里。

　　如今，我既不看电视新闻、也不阅读报刊。但还是在这个视觉混沌的春天里惊闻：平度之火如烧死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一样，也烧死了几位守护自己田地的中国农民；却也让一位如目睹了地狱之火般的交通隧道火灾的警察诡异地坠亡于渊薮；而台湾的防爆警察却用一杆水枪，努力驱散一群迷恋民粹，以火热般的激情占领立法机构的学生。还有曾经战火纷飞的克里米亚，经过百多年的轮回，至今又在剑拔弩张。当然，那架迷踪不定的MH370，反倒让搜寻者成了一群不知彼岸在何处的羔羊；人们一直在讲，现代化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只有当MH370踪影难寻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地球依然足够巨大，作为人依然太过渺小……

　　尽管，动笔前禁不住意识的恣意乱舞。但之前的文字至少还是“春天的故事”。而何云昌最新的行为艺术就取名为——春天。

　　这个春天的哪一天，还是海子多少周年的忌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们耳熟能详，甚至有些大学生说自己的理想就是买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所以说，诗意的理想、诗性的人生，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别以为唐、宋就是诗人的理想国，杜甫笔下就有“三吏”与“三别”，实事求是地讲，古代绝大多数人的困苦生活，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理解，海子在那个春天里的惨烈行为，是不愿直面“平常、平淡，甚至平庸”的现实的一种逃遁。勇于让自己鲜血横飞，不一定就敢于直面惨淡与正视鲜血。

　　而在2014的春天，何云昌让自己的鲜血淋漓在798的白盒子画廊。如果我们把何云昌这种“自戕”看作是单纯的救赎，那未免太缺乏当代性的思维了。

　　不可否认，行为艺术的当代属性，而当代艺术对传统艺术概念的突破，使得它具备了社会关系的很多特征。此次行为艺术策展人之一的王春辰讲：“当代艺术的很多表现都不是说物本身，而是物的关联性是什么。”

　　简言之，行为艺术有其以人体为符号的修辞功能，行为艺术中的行为指示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因其行为发生时的受众与时空、语境等关系，对其解读也存在着多义或歧义的结果。比如就有批评家将何云昌《一米民主》解读为滥用民主，在此我毋庸置喙。我只想透视2014的这个《春天》，来叙述我在直面别人淋漓的鲜血时头脑里有什么东西所闪现。

　　文章开头讲的几件刚刚发生的事件，那只是当下奇异现实的一鳞半爪。在现今的中国“精彩”的事件目不暇给，甚至变得寻常，而“精彩”的情节让作家及影视编剧们的想象力都为之逊色。

　　稍有理性的人是不会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但至于改革开放执行过程的方法与手段与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实有句话曰：国在山河破。这话是否夸张，人们心中有数。由此事实看改革开放的行为——摸着石头过河，倒像一场赌局。至于这赌局里谁在抽老千，谁被输得一丝不挂、谁又被割肉、流血。所以，对《春天》是否隐喻《春天的故事》见仁见智。其实，几千年的自然经济，每到春天农民们耕耘、播种，而收获全靠老天的“恩赐”，这也不失一种与天的赌博。

　　改革确实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是走向世界的想法。但中国是一个感性的民族，对待一切事情更多的是感性而为。尤其根深蒂固小农意识的基因，已将中国人的性格、思维与行为模式化了。所以，把几千年来国人的春耕播种的行为与当代中国改革中的方法与手段的行为并列而看，我倒觉得其中不失其本质的联系。

　　在《春天》的行为中的几个元素：裸体的女子、扑克牌、皮肉的创伤、淋漓的鲜血无不被一面巨大的光可鉴人的金属屏蔽映照着，犹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毕现于此。

　　我看《春天》的意义并非只停留于此。何云昌的这件行为艺术作品，最强烈的感觉是让我对鲁迅小说《药》的联想。

　　不能说，在《药》开始便被侩子手砍头的夏瑜，其死是徒劳的。尽管淋漓着他的鲜血的馒头没有治愈小栓的痨病、也没治愈国人的麻木；尽管我们的国民性依然如故。在《药》里血是启蒙的祭品，而在何云昌的行为里，血的祭品性质没变，只是由一剂荒诞的“药”，演绎成一种扮靓现实的化妆品。何云昌的血——无论把它看做是“药”，还是现实的“化妆品”，对我们当今的民众作用何为？在3月22日白盒子举行的仪式上，另一位策展人瑞典籍的乔纳斯·斯坦普坦言，曾因目睹何云昌的行为艺术潸然落泪。而国人由当初校场上引颈如鸭提头观看的人群和小镇上把夏瑜之死当谈资的茶客，进化成当今798的艺术观光客——用句流行语叫：围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