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庄项目：互为表里的主人

卢道德和李牧在刚完成的墙画前

　　展览架构：李牧&郝科

　　引子

　　如何以从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中，剥离出一条在过去并未被作为主干的清晰线索，并以尽量简洁的方式呈现在纸面上，是这次纸上展览的初衷。

　　作为引子，先简要叙述下本次展览的项目原点。

　　1.仇庄：

　　位于江苏省最北部丰县的一个自然村，距北京以南约800公里，距华东重镇徐州约100公里，拥有约1000人口，这里也是艺术家李牧的故乡。

　　2.仇庄计划：

　　从2013年初开始，李牧陆续复制了一批荷兰Van Abbe美术馆的藏品，以不同形式在仇庄进行展示，并在村里建立了一个图书馆。

　　更多具体的项目介绍请参见李牧的个人网站：http://www.iamlimu.org

　　在已经成为了“外省青年”的李牧，尝试着用“艺术返乡”的方式与仇庄进行对话的一年时间里，“艺术”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他用来重建自己与故乡间关系的说辞。虽然项目还未完成，但在李牧的个人网站上呈现出的诸多“故事”片段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主人”形象已经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但这些村庄原驻的“主人”们并非是本次展览脉络中的全部，他们与很多被隐藏的“主人”们一起，构成了多重的、互为表里的有趣关系。而当我与李牧通过邮件交流等方式，逐步介入到本次纸上展览中的时候，最初作为旁观者的身份也渐渐变成了“主人”中的一个部分，并以自己的角度参与到以仇庄为基础的、“主人”间关系的建构之中。

　　异乡的主人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对于现在居住的城市上海来说，李牧是典型的外省青年，永远不可能融入到上海本土的语言系统之中。

　　对于仇庄来说，李牧是一个已经被都市节奏改造过的本土标本。身负着故乡对于大都市生活的双重假设：一方面代表着在外见过世面的笼统印象；一方面又承担着乡亲们对于都市生存的悲观揣测——“当我回到家里后，村庄里的人一度猜忌我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回家做图书馆，并且说我回家来挣村子里的钱来了。”

　　具有双重“异乡”身份的李牧，同时也是“仇庄计划”最初的“主人”。

　　被隐藏的主人

　　在项目落地仇庄之前，李牧也拟定出了一份被隐藏的“主人”的名单。

　　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与时间断层中的主人们，以自己的作品为面孔，在思维的房间里诱导着李牧与之进行着一次次虚拟的“对话”(但并不一定是以对话的形式来进行的)。

　　他们用作品中确切的形象替代了沉默的语言，被动地参与到了无法被定型的未来计划之中——可能被拒绝，也可能会被理解，还可能会被“误解”，并从中流淌出诸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意义”来。

　　而在整个“仇庄计划”里，这些被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主人们，他们的“身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却也是最坚固的——以他们作为连接点，所有的“主人”们都被汇聚到寻找或认同自我身份的网络之中了。

　　以下列出的为节选的名单。

　　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

　　李牧想把索尔·勒维特的“墙上结构(Untitled (Wall Structure)”的复制品送给不同的家庭，看村民们如何来对待它？并用索尔·勒维特的另外两件作品“墙上绘画(Wall Drawing No. 256，No. 480)”，来覆盖村里街边上的廉价广告，使之成为村子里的公共壁画。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安迪·沃霍尔创作的毛泽东系列作品，其中的形象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但艳丽的色彩却与大众印象中严肃的政治意义大相径庭，当陌生与熟悉同时出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村庄里的时候，会发酵出怎样的意义？

　　丹·弗莱文(Dan Flavin)

　　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装置“Untitled(to a man,George McGovern)”是由55个环形荧光灯组成的，这种灯在仇庄村里被广泛使用在吸顶灯里面，镇上的五金店里都有出售。

　　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圆圈装置(Wood Circle)复制品

　　理查德·朗的圆圈装置(Wood Circle)，是以村民们熟悉的树枝为此材料的，村民们以树枝作为柴火来烧火，李牧在村外的河堤上复制了这件装置。

　　乌拉/阿布拉莫维奇(ULAY /ABRAMOVIC)

　　李牧将他们合作的行为艺术作品《长城》的录像展示在村里的小卖部中，这是他们在中国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将作为中国面孔的公共空间——长城——转移进村里的公共空间——小卖部的电视上。

　　乡村的主人

　　当李牧带着那些被隐藏的主人们回到村庄里的时候，整个主人的脉络也开始逐渐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不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对于这些艺术品背景知识的完全绝缘，也让村里的原住民们在精神层面成为了一个个绝对自信的主人。

　　这些生活在仇庄的村民们，过去可能只是在物质上自己自足的。而当那些外来的“主人”们以种种“全新”的形态介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之后，他们精神上自给自足的意识也被激发了。

　　这些地道的农民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开始以一种“主人”的姿态自然而然地和所谓很现代的艺术之间产生了互动。他们本能地挤压掉了艺术中晦涩与理论化的一面，并将自己的感受还原成一段段平白的故事化叙事，而在这些乡村的主人们面前，李牧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一个“记录者”。

　　卢道德：村里的老画师

　　卢道德早年学过画画，当过老师，做过木匠。似乎一生的运气都不好，他年纪大了，还是以给人画神像谋生。当地信神信鬼的比较多，他也因此多了许多订单生意。

　　他给人画神像很便宜，一幅一米见方的画，上面有好多个神仙，也不过两百块钱。

　　我找到他向他展示了SOL LEWITT的两幅墙上绘画，并提出邀请他和我一起来完成这两幅画。他拒绝了我：“第一，我对西方的现代艺术非常反感；第二：我的神像订单在排队等着画，没有时间；第三：我年事已高，不能爬上爬下。”

　　我说：“第一，你对西方的艺术反感，是因为你不了解，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和我交流一下呢？第二，和我合作的美术馆会付给我们画画的经费，会付给你报酬的；第三：你年纪大了，我爬到高处画，你只要负责画低处的就行了。”

　　这样，我们合作了两幅墙画。他干活很敬业，也很专业。连着两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讨论艺术。看得出他很高兴，每次都喝高了再回家。

　　他对这两张画很满意，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很生气的和那人辩论。后来，我们问他对这两幅画的看法，他说他不反感。

　　杨高举：李牧的同学

　　我和杨高举是初中的画友。后来我考取了苏州工艺美术学校，他没有考取。他在我们县城里开了一个很小的夫妻店，白天制做一些店面的招牌，晚上画画，假期里还会教一些小孩子画画。

　　我找到他，和他讲了我的整个计划。一起的其他同学表示不能理解我的艺术，杨高举向他们解释：李牧的艺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还在用颜料来创作，而他用他的思想来创作。

　　杨高举帮我制作了三张大幅的毛主席像。很多人不能都表示不能理解安迪-沃霍尔为什么要把毛主席的脸涂成蓝色的，嘴涂成绿色的？红色和黄色的脸还勉强能接受，就是那张蓝色的脸，实在无法接受。我的朋友那颖禹告诉人们说：红色的主席像保佑你家人身体健康；黄色的主席像保佑你们财源滚滚；蓝色的那张，则可以驱邪避鬼。

　　尚未结束的“结尾”

　　在我看来，从“仇庄计划”中浮现出的众多“主人”们，他们身份的重要性并没有主次之分，只是在项目中占据的位置不同罢了，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位“主人”，项目都不会完整。

　　而后边或许还会有更多的“主人”参与进来，并让项目变得越来越丰富——所有的主人都是彼此交叉、互为表里的，它的开放性在于让每个参与者都意识到，在自己曾经固有的经验之外，原来还有更多自己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东西——当我们都开始以“主人”的意识介入到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中的时候，我们也都在相对放弃着过去某些单一的身份限定，这里会有“发起人”和“引导者”的角色，但随着项目的推进，所谓“权威者”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承认别人“主人”身份的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绝对“主人”身份的放弃，同时，每个人也都在一种彼此激发的状态中寻找并确认着自己的“主人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