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乔斯：美丽的南方

北京著名的潘家园古玩市场充斥仿品。 王晶 摄

　　记得崔灿灿在谈及去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经历时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那就是，在威尼斯，只有中国人热衷于谈论“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如何，而很少听到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嘴上挂着“我们美国的当代艺术”、“我们德国的当代艺术”如何如何这样的言词。正所谓“越是强国越强调对异文化和异域的包容，通过开放来确认自我；而越是弱国，越体现了极强的民族焦虑与自尊，通过自立来确认自我。” 

　　在文化政策的朝阳中，从国家到城市，从中央到地方，这种迫不及待地自立心在地域性的集体亮相中熊熊燃烧。想起去年东莞的某个当代美术馆开馆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了。当时研讨会的内容还历历在目：东莞如何通过艺术立城来摆脱“血汗工厂”和“色情之都”的形象。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群展还是个展，该美术馆的展览基本全部从广州挪移，甚至连观众，也是从广州搬运。看来东莞的“艺术立市”之梦还是离不开广州的扶植，更离不开广美的恩泽，将文化的自主性取而代之的是类似地域政治的裙带关系。所以每每听到艺术打着地方牌的时候，我都感觉这是一个行政策略。尤其是当我看到“XX展览体现出了新疆当代艺术全貌”这样的文字的时候，跃入眼帘的作品却与798工艺小商品差别不大的时候，我就知道，突出一个地域性概念的同时抹不去的是文化心理上的自卑。

　　贵阳的艺术家们强调贵阳，其实他们并不热爱那个地方。新疆的艺术家强调新疆，很多时候为的是在主流的艺术视线里占有一席之地。伴随着广州的艺术家一次又一次集体亮相的同时，他们乐此不疲地总要带上上个世纪末写入艺术史的那几个实验艺术家的名字，这种感觉有点像，每当我骄傲地告诉别人母校的名字时，总要加上一句：“我和马化腾是校友。”——尽管他比我早毕业十年。所有这样的言辞都无法掩盖内心的焦虑。“这是北京的艺术家”和“这是河南的艺术家”乍一听起来拼的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镇的文化印象，和个人能力似乎并无太大关系。

　　与新疆相似的云南，艺术家们在心态上明显表现得偏安一隅。不过云南的问题是：老一代杰出过后，中青年不差，但是特别好的，没有。大家水平均匀，各有自我，又不像北京，浑水摸鱼者大有人在。这些年劝我“回北京发展”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大众的逻辑都相信文化中心好耍好混，越是越多人愿意在“中心”的染缸里给自己镀金的时候，我越是敬而远之，生怕李逵进去也给染成了李鬼。反而是陕西和河南，多数艺术家能够从地域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到养分，独树一帜，既不标榜也不回避。而这其中所渗透的是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究其原因，一个是盛唐的名都，一个是华夏的中原，几千年来就没有看过外人的脸色，当代艺术又如何？要说炒卖，古董成灾，对于当代艺术的开发还没有掘地三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还是文化中心、经济特区、国际都市，古都的人民还没有动过太多的心思。

　　所以同为古都，南京在近代文人画上的成就既是理所当然也是无法替代的。走向当代，又逐渐式微，艺术家仍然摆脱不了在艺术区抱团取暖朝不保夕的命运。只要一个艺术区里面有一个大神，艺术家们就乐意抱着，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乘凉的人永远成不了大树。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要跟在老师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该是多么的没有自信。他们说没有自信的人最喜爱的是在画面上一通堆砌，什么都画，什么都有，唯独没有自己，也没有心。

　　一些城市里并不富裕的艺术家，生活得很安逸。他们打一份工，剩下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艺术创作上。这几年我一直看着他们，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中一些人的作品甚至入围了国际影展，还得到了高大上的邀请函去德国驻留学习一个月，不用花很多钱，回来接不到行活还能开黑车，跑市郊，一天也能挣一百块——在成都，你说不清哪个是艺术家的主业，哪个是艺术家的副业。他们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只相信生活，不相信神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观看艺术的方式会和人类文化其它的部分一起逐渐演变。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总能更超前更准确地改变我们观看艺术的习惯，前提是：他要摒弃大多数人的习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和其他的人类个体一样平等均匀毫无差异，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没有地方，没有中央，没有大神，任君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