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烟花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

　　钱梦妮

　　日报：你认为艺术的价值是什么？

　　蔡国强：这个问题有点像是问水手，大海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也经常回到家乡和上海做作品。能通过艺术这种时空隧道，可以在不同国界、不同文化、个人与群体、体制内外、艺术界内外，相对自由地来来往往，这本就是当代艺术的价值。

　　当初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太狭窄，离大众太远；现代艺术作为前卫运动出来，后来慢慢变成了非常系统化，并且很有商业性。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是“当代艺术学院派”，本来当代艺术是反学院派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很在意美术馆系统、艺术市场、收藏家之类的事情。

　　日报：每一个项目的起始点是什么？

　　蔡国强：大家很容易说我在中国文化里找元素使用，陶瓷、纸张、火药。但那可以说是表面，其实我是更在意中国哲学在自己艺术里的摸索，比如易经，变化才是根本，变化才能真实，固守不变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还有道家的“无法是法”、“借力使力”，我在不同文化里面可以跟人家互动，借人家文化的故事、技术、素材，创造新的可能性。其后面的价值观就是包容精神，面对不同的文化，首先不能有排他性，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多哈，都可以成为他们文化的一分子，使自己开放、包容，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坚持。这种辩证关系在我的工作中是比较明显的。

　　年纪越大越好玩

　　日报：你这两年的成长、变化是什么？

　　蔡国强：更儿女情长，花花草草，春夏秋冬。对比我2006年的《撞墙》，现在的《九级浪》，更童话色彩、更温馨；虽然视觉同样很强烈，但却有淡淡伤感。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两个女儿，现在一个24岁、一个10岁，都想做艺术。小的告诉我长大要在纽约读艺术，我很伤心，告诉她说你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你表演得很好，长得又漂亮，我感到你在纽约读表演很好。她说，不会，我只会做艺术。这样的对话，让我伤感，因为我更会敏感和在意了。

　　日报：除了艺术之外还喜欢关注什么？

　　蔡国强：一张报纸从头读到尾，一天有大概五个小时在网上看各种东西。我主要关注社会，不太关注艺术。因为咱主要就是比较能做艺术的家伙，天性、感觉较好，不会为艺术很痛苦，不是“苦苦琢磨”的那种性格。但对国际政治、中美关系、政治改革啊什么都会关注和思考——看的是别人的观点、第二手资料，但自己也喜欢思考。

　　日报：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男孩蔡”？

　　蔡国强：我的展览在世界上受欢迎。去年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农民达芬奇》个展，是2013年全球在世艺术家展览中观展人数最多的——平均每天6400人。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展览，基本都会打破当地纪录。泰特美术馆举办达米安·赫斯特的回顾展，有四十几万人看；但我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展览，跑到只有四十几万人口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城，竟然有五十六万人来看。2008年我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打破他们艺术家个展的观展纪录；两年之后康定斯基的超过了我。当然，这样的数字并不等于我的艺术比人家好。

　　可是我也会常常被问，“你为什么会受欢迎？为什么大家喜欢看你的展览？”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有少年的好奇心。这种童心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共鸣，从孩子到大人。我会观察自己的这种少年情动，做艺术的童性。

　　日报：你内心的男孩蔡一直都在吗？

　　蔡国强：我希望他能在，年纪越大越好玩。我发现毕加索、齐白石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写这句，不然又会被人觉得我把自己说大了！

　　有时候已经说得太白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火药。你曾经说过，之所以迷上这种材料是因为“火药一直具有的偶然的不可预测性”，时隔这么多年，你对火药爆炸出来的效果已经有了更为娴熟的把控力，这时候它的“不可预测”是否减弱了？要用什么办法去消解？

　　蔡国强：火药爆破主要还是针对我个人，我太理性了，小心翼翼，跟父亲一样，画画可传统保守了。做人可以保守，但是做艺术保守就没什么希望，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材料，可以对我自己的控制欲、保守进行破坏和干扰。慢慢就找到了火药，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把握不住它本身的能量，性格也还是没有改变多少。

　　最早我是在油画上做火药，我的自画像，在上面炸一下；后来我又做比如《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我把在室外做的爆破项目用纸张炸出来叫“火药草图”，慢慢也变得容易了；最后我又把火药干脆当做纯绘画来进行，比如说牡丹花、人体。我会找这些新元素去让火药面临不同的新问题。比如会跟舞蹈家合作，从早上到晚上九点，她用身体来表现当下感情，我则不停地画下她的剪影，再用火药那种飘忽不定的硝烟来表现。

　　日报：吕澎曾经在《蔡国强的展览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出，你与黄永砯、谷文达、吴山专、徐冰相比，在思想洞察力与批判性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也是许多人不喜欢你的地方，认为你离中国和西方的权力都太近了。你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不是与很多人不同？你怎样回应不谈现实冲突的批评？

　　蔡国强：人家的批评肯定有对的。可是，比如我在澳洲的展览最近刚结束，根据昆士兰政府的报告，我的展览为当地创造了一千四百万美元的收入，有十一万人到那里住旅馆、吃饭——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叫不叫“对社会有贡献”，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来这里看啥。如果仅仅是好玩，他们为什么要坐飞机从多哈、印尼、沙特，只为来看一圈动物围着喝水。

　　批评肯定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东西看起来那么有视觉吸引力，那么奇观，人家就很担心是不是后面就没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看那圈动物看到流眼泪，肯定也是有点道理；毕竟大家去迪斯尼不可能流眼泪。当你看到另外一件作品，九十九只狼撞墙却又往返不息，很多人能体会到文化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墙，人生忙忙碌碌从那群狼里看到自己。

　　可是我没有把事情说白，这是我的美学追求，而且我感到自己有时候已经说得太白了。好也是这样，坏也是这样——只不过世界上那么多艺术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他就是耸人听闻、惊世骇俗，放烟花，那烟花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就我在努力，也行了。有一个这样的我也不坏。

　　作品表现我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摇摆

　　日报：你是不是更偏向于从外围说明问题，而不是直接尖锐地切入？

　　蔡国强：也许。有人把艺术当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但目标太明显的时候就要小心。社会主义苏联八十年，在此之前有很多伟大艺术家，夏加尔、康定斯基都是在苏联诞生时很积极，后来灰溜溜到了西方，苏联时期基本没有好的艺术家，原因就是艺术被要求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如果我们现在这么想，就有点跟他们变得一样，有点功利性。因为我个人是这样成长的，我就怕成为这样。

　　当然我现在做《九级浪》也说是生态主题之类，可是小心翼翼，也有些吞吞吐吐，毕竟环境问题我也不专业。但我对这个话题有共鸣。在发电厂里做展览，会自然想起要做一个与生态有关的主题。可是在做的时候要很小心“用它来改造社会”——我不可能这样伟大。如果是，我就不真实。我的“真实性”，就在于作品表现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摇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矛盾。这也许正是我作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