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对可能性与否定性的双视角提醒与批评

　　“水墨”在纸本层面的“方法论”引入和扩展，以及水墨的精神内涵对其他“媒介”和“形态”的“跨文化”沁入，这一基本事实，值得从批评和策展的角度进行缕析和辨识，特别是从一种“正在发生”的当下去建立“未来视角”，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不能缺少“否定性”的学术清理。“可能性”与“否定性”是在复杂文化情境中保证艺术前行的必要“双拳”。

　　20世纪在徐悲鸿和林风眠两杆大旗的飘舞中，“写实”和“形式”的观念进入了“中国画”的语境，从方法论上超越了这一画种原有的“边界”，在改良和引入的节奏中，扩大了艺术的呈现方式。“表现式水墨”、“实验水墨”和“当代水墨”的革新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将“水墨”的理念与“前卫”、“观念”和“当代”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水墨”的边界又开始了新的“晃动”，但面对“现代艺术运动”在中国的早期发生及其快速向当代艺术全球语境的过渡，在文化的相互参照和启迪下，“本体”自觉的意识随着比较的深入而渐渐明晰。

　　“来自水墨的新语境”关注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水墨现象，由此导出一个在形态上“跨媒介”，而在精神旨趣上与水墨的精神内核产生关联和对话的上下文。作为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第二回)，本次展览邀请了杭春晖、刘俐蕴、李飒、彭薇、秦修平、孙博、孙浩、田卫、王璜生、杨凯、章燕紫(按汉语拼音排序)十一位具有艺术活性或未来可能的艺术家，以“七零”为主体，串联起“五零”、“六零”和“八零”。在历时线索形成不同“代际”连续性的同时，也在“水墨热”的近期表现中，邀请了目前活跃的“柒舍雅集”、“新工笔”和“冷墨”艺术群体的部分主将，还有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个体组成共时结构。在此介绍的艺术家都有着传统中国画艺术的创作经历或系统学习，这相较于那些仅仅在“语汇”层面使用“水墨”去为它物叙事的当代艺术，保证了其在“精神本位”和“文化气韵”的层面至少具备一层较为深厚的底蕴。

　　本次展览的思路源自2011年“水墨的延长线”，这个思路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从2009年以来与一些与“水墨”有关、从事架上绘画的艺术家的学术对话和个展策划，还有像当年策划的“中国意志”这样一批艺术家对当代艺术“文化自觉”的本土呼唤，在2011年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新境界”中国当代艺术展上，特别邀请了徐冰、尚扬和王怀庆等一个以装置和架上绘画联通“文脉”的水墨探索的单元。在后来的学术考察中，发现当年观察的艺术家们在不断推进与这个方向有关的艺术创作，而在此之外，无论是纸本还是架上抑或装置和影像的艺术群体，似乎是出于一种“集体无意识”，有大量不同年龄的艺术家们的探索可以进入这条“延长线”。于是就有了“水墨的延长线”这样一个学术计划，经由某位美籍华人与北美的某家博物馆介绍过这个思路，当时希望在国际舞台上介绍和推动“跨媒介水墨”的这一新动向。后来在中国本土，“新水墨”这个内涵不清概念开始热了起来。随着水墨的当下热，学术界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清理的共识，于是今年推出了“新语境”这个专题，并在寺上美术馆的实验室计划中将其实施为一个视觉的“文本”，而在艺术家的关注视角上，更加决定要给年轻艺术家登场的机会，所以本次实验室计划参展艺术家的“平均年龄”一定要“降下来”，邀请那些具备艺术的活性或未来可能的艺术家进行一次学术的思考。

　　这个“新语境”的提出，需要在当年“可能性”的视角之外嵌入“否定性”的冷静思维，清理阻碍艺术创造中的停滞因素，从沉浸于水墨之“新”的表象追求回到文化自觉条件下的“个体解放”。可以说，在“未来视角”的启迪下去处理与“现在”的关系，无论对于当代水墨领域还是对于当代艺术界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而从新语境可以看到，今天谈论水墨问题，已经不能与当代艺术完全隔离。

　　当代艺术新世纪面临范式转型却又迷于一种“不确定”的存在方式，几股“外力”或褪去或关系重组导致原有的艺术“自律”与“他律”的碰撞模式不再生效而尽显“颓势”，如果将现有的价格泡沫褪去，这种艺术范式的“表征危机”和“价值停滞”将更加直白地显现于我们的视域。艺术界对于新的动力模式、价值基点和生效机制的找寻需要那些具有艺术活性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出场。而作为艺术生态最前沿的创造性主体，新一代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自我觉醒”似乎被艺术界内部的某种既有“惯性”所禁锢，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们仿佛过度习惯于某种“之前”艺术的发生逻辑，而忽略了“自我”所处“时刻”与“之前”的语义转换，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艺术“自律-他律”新的震动方式在新世纪进行探索的文化本能。“习得性”的“当代惯例”、“批判的肆意使用”和“新学院主义”的纸上谈兵潜伏于批评和策展乃至创作的话语之中，……，作为20世纪后二十年以来生成于中国文化体之中的“新派艺术”形态，其创造性活力和文化批判的锋芒似乎面临耗尽和结壳的危机。

　　在时间长链上，此刻只是暂时，贯穿于三十多年当代艺术的“活性”和“变化”不会停滞，然而当下，需要直面“语义”的固化，以及身边所悄然生成的“新的因子”，正视问题本身，而不是“新书斋”式的假想。艺术的发展不是某种主观性的逻辑推演，而是借助于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等等一批“参与者”在“文化语境”的客观裹挟和主体自觉的“精神注入”等复杂关系中促生，一个阶段可以由一种现象主导，也可以是多种可能的“丛生”，但这都不能缺少对所处时代的“主体意识”，哪怕这种意识受客观“阶段性”所限而不能抵达“终极界面”，也丝毫不能“吸干”其在艺术史中存在的意义。

　　以下两个问题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正视：第一，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水墨”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存在，一种是作为“媒介本我”吸纳外来艺术系统的方法论而形成的以创新为导向的纸本水墨现象，一种是作为“文化”和“观念”意义上存在的“水墨因子”对架上绘画和装置影像等形态的辐射，它们共同构成了今日水墨的新起点；第二，除了“水墨”作为一个象征在艺术中的“显效”，如果要走的更远，则必须回到艺术家以创造性精神为导向的艺术本质，同为“文人画”但倪瓒与八大各不相同，都有其高度的精神和语言双建构，画史上一大批古代画家贡献了他们的智慧提供“个体语境”支撑起“文人画”，否则“文人画”将是一个空概念。本次学术计划，希望从“可能性”和“否定性”的双向关切中，连同艺术家们的有力探索，切入今天“水墨”的问题域，如果能够清理一点固化，为艺术创作的“个体自觉”形成一种“解放”的提醒，便有了策划的意义。

　　“来自水墨的新语境”这个叙事的重心在于“新语境”，一个从水墨引申出的上下文，去提出、认识和辨析这个“新语境”的几种来路和基本结构，并对这种现象在未来进一步“生成”的可能性，以及值得清理的问题开启一个讨论的“文本”。

　　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