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性文化态势下的中国意志

　　由北京当代艺术馆和领升艺术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意志——中国绘画邀请展”即将与公众见面，这是分别来自北京宋庄和798当代艺术区的两家艺术机构的第二阶段合作，是继他们成功举办大型当代绘画联展“中国表现”的又一次联手。本次展览由彭锋、赵野和王萌联合策展，将在以上两个场馆同步展出尚扬、何多苓、毛焰、谭平、孟禄丁、秦风、叶永青、张方白、吴震寰、刘国夫、杨劲松、崔萤、马轲、杨黎明、关晶晶十余位当代艺术家的精彩作品，在受主办方之邀参与学术策划并撰写前言之际，我希望将“中国意志”置入一种“发生性”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而不是用简单的“结论性”的方式去定位，对本次展览策展思路和文化态度的阐述也将基于这一视角。

　　不难发现，中国当代艺术正在面临转型，变动中也面临着考验。“中国意志”的适时提出，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呼声，表明了艺术家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对艺术创作的态度、方向、方法、品质等一切方面所进行的严格的自我要求，它来自民间当代艺术生态最前沿的创作源头，是最真切的声音。尽管发出声音的艺术家本人对于“内涵”的阐述还比较朦胧，对问题的针对性尚不够明确，但能够借一次有规模的群展正式提出问题，表明了参展艺术家们的一种集体认同和共同心愿！它说明中国的艺术家在时刻关注着现实的变动，触摸着时代的脉搏，他们具有任何国度的真正艺术家所应必备的对艺术的虔诚之心和创造性的冲动，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艺术依旧过分依赖“异域文化”的经验模式，不愿意看到中国文化主体性缺失和当代性乏力的现实局面，渴望勇敢地直面问题本身、去接受考验，因此发出了一声对“中国意志”的“叩问”！

　　转型是大势所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意味着在原先声名显赫的那批艺术家中，一部分转型得当者可以继续发出耀眼的光芒，反之者将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而之前因为潮流遮蔽或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具有创造力的实力派健将和年轻的具有足够实力的艺术青年，将有机会选择各不相同的突破路线，只要大方向准确，一旦他们启动开来，必将构成不可阻挡的文化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冲击波，促使现有格局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表面上是人员的更迭，其实质是之前耀眼的艺术形态借以释放威力的文化潮流在经历了金融海啸的无情震荡后，如釜底抽薪般即刻失效。更为重要的是，公众发现了潜藏于中国当代艺术背后的“非本土意志”的操纵因素，对“中国当代艺术”这个价值叙事背后的文化逻辑产生了质疑。中国不断强大的事实，也促生了“本土意志”的深层觉醒，以上状况直接导致中国的当代艺术进入到一种需要重新启动的“发生型”文化状态中。

　　更为理性的认识，必须回到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历史情境中，去发现和缕析30年来文化的客观情况。改革开放初期，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那个时代富有理想的青年看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他们一度将西方文化的典籍拜为“圣物”，在一定阶段确实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启蒙，有助于冲破僵化，也形成了著名的“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在西方现代艺术启动下发生的中国当代艺术模式，这种“引入式”现代化的“文化启动”模式是便捷的，它可以借由其他文明的直接经验作为动力在短时间内快速上轨，将本土文化导向现代。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特定历史的原因，1980年代末期过激的非理性冲动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断了文化本体的现代化进程，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其他方向。1990年代的当代艺术在一种与本土主流文化对抗的“边缘状态”下行进，无论是“画家村艺术家”、“公寓艺术”还是独立性的实验展览现象，都有着从“被边缘”到“自我边缘”的转换，这种现象的有利因素是保持了当代艺术的“文化物种”，但不可否认也客观上让艺术家的关注点偏离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理想——构建现代化的中国主流文化宏愿。部分艺术家依靠政治性的绘画内容和民俗性的观念艺术走红西方。在西方尝试性的将中国艺术纳入全球格局的选择中，以威尼斯双年展为核心的西方大展塑造了“政治的”、“民俗的”和“边缘的”中国当代艺术形象，大量艺术家“挤”西方大展的现象使得1990年代的当代艺术被称为“外向型”合作关系，“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仿佛使人们相信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在“境外”，似乎不必经由“本土文化逻辑”的检阅可直接通往艺术的成功，而事实上这种“边缘艺术”绝不可能得到西方主流社会对其“本体”的文化尊重，充其量也仅仅是西方餐桌上的一道中国春卷。总结起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国艺术，主要是对西方现代艺术以来的艺术进行“样式主义”借鉴或在西方传播表象式的“中国符号”。2000年后，上海双年展重新在主流空间纳入当代艺术，一批富有见地的批评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不正常”的当代艺术现象给予学术引导，政府也开始在一些对外交流的国家项目中使用当代艺术，直到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和2010年中国美术馆“建构之维——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的举办，当代艺术终结了“边缘状态”，成为了“本土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未来中国文化“体制新化”不可或缺的探索性文化存在。3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身份”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目前已基本稳定，这将有利于文化自身的纵深发展。无论人们在如此快速的变动中是否已经“回过神儿”来，大局已定，历史的脚步不容迟疑！

　　“中国意志”的提出，是当代艺术“本土觉醒”的一个信号。1980年代的“引入”和现代化启动，1990年代的“外向型”合作关系，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变动和以拍卖、画廊、策展人等为体现的“艺术世界”体制机制建构，其精力都集中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或具体问题上，不可能跨越式地直通探求“本土意志”的文化觉醒上，而这一切在今天“身份稳定”的大局面前成为文化发展迫在眉睫的课题！“中国意志”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思考，中国离文化强国还有多远？之前的文化实践意味着什么？成为文化强国的条件是什么？文化强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吗？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行动？客观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准备好了吗？

　　艺术家的这种文化自觉也是整个民族期待已久的愿望！文化大国不意味着文化强国，强国的理想是需要奋斗的，没有哪个国家一上来就是文化强国。拿美国人为例，也是上世纪中叶由一批充满创造力的天才群体在锲而不舍的追求中实现的，这其中尤以195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绘画的国际成功为经典。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赞助下，将美国本土产生的第一代当代艺术通过一个被称为“国际展览计划”的持续性对外输出战略，输送到欧洲各国的主要城市(包括伦敦、巴黎、柏林、杜塞尔多夫、米兰、威尼斯、巴塞尔、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赫尔基辛甚至贝尔格莱德等)，在欧洲几乎所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术馆巡回展览，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美国震撼”！一方面，美国人向老大陆宣布美国不再是欧洲人眼中的“文化荒漠”，他们拥有了“美国国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前卫艺术；同时，占领西欧后继续东进，穿越柏林墙将“新文化”刺入东欧腹地，与“冷战”的老对手前苏联人在欧洲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较量，“抽象表现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巅峰对决！纽约人从巴黎人手中夺走了“世界中心”的文化地位，也抵住了莫斯科人的强大攻势，自此之后美国本土不断涌现“波普艺术”(Pop Art)、“极少主义”(Minimalism)、“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照相写实主义(Photorealism)等当代艺术潮流，在释放美国活力的同时深深影响了世界，成为全球化浪潮中实力最强的文化力量。“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艺术崛起的历史性时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其它类别的艺术所不可替代的，但在此之前的美国文化也曾经忍受了长时间的压抑，以至于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在《“美国式”绘画》中兴奋地宣布“美国人终于创造了一种重要的艺术，足以影响法国人，更不必说意大利人和英国人” ，这一成就基于美国艺术家们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波洛克们在1940年代初期就认为“凡是不能在同等条件下跟欧洲艺术竞争的美国艺术都是不值一提的” ，这种强烈的“打破法国教导”的雄心代表了一种“纽约必须赶上巴黎”的“美国意志”！事实是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前，美国还没有为绘画或雕塑的主流贡献过任何东西，正是打破这种形势的决心将“抽象表现主义者”凝聚在一起。今天看来，美国艺术正是通过吸收欧洲文化最新进展的现代文化，在追赶中实现本土化超越后领先国际潮流的。美国艺术在全球崛起的本质，是当世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美国艺术的真正震撼，源自他们向人类伟大的创造性精神的致意！

　　对于中国而言，一味追随西方样式，跟着别人走，是难有作为的。对“中国意志”的理解，应从本土意志的觉醒深入到更加本质的深层结构中，去探究今天的文化所面临的具体形势。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穿越国界，致使全世界各文明的文化从“原发地”扩散开来，在交汇中互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局面。在这种新型文化态势下，在文化的关照方式上，人们已经能够摆脱“唯传统论”和“唯西方论”的单向思维模式，也看到了仅借用西方式的艺术理论去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现象会面临“错位”和“脱节”的困境。这是因为以欧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体”，基本是一种单“元”性的文化类型，其现代性是从自身“文化体”中自然生发出的合逻辑现象，并且表现出一种“强势文化”的攻击意图。而当代中国，如果能作为一个“文化体”，其现代性不是自身逻辑演变的结果，而是“引入性”的；其结构成分是“非单质型”的，它拥有本土稳固的传统成分和外来“植入的”现代成分，这两种成分在20世纪不同时期曾有过不同元素的“融合”(以徐悲鸿和林风眠为例)，无论是引入“文艺复兴”以来的“写实精神”还是20世纪欧洲新鲜的“现代主义”，都在各不相同的现实要求和文化主张下完成了中国20世纪的文化融合，成为艺术史上的典范。如果从与时俱进的文化视角观察，西方在“中国二杰”之后，继续将其文化从现代形态推进到了当代形态，并且随全球化的浪潮和本土改革开放的现实被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所熟悉和使用。无疑，当今中国的文化出发，需要从一种新的更富“启迪性”的角度去面对“跨文化”的问题，既需要理性的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也需要借助艺术家心灵的真实将“文化的质料”“化合”为崭新的境界！

　　在展览即将举办之际，我不想将“中国意志”置入一种结论性的“内容定位”中去，过早将其框定起来无疑宣布了对一种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新鲜事物的限定。因此将“中国意志”所针对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用一种宏观的“发生性”的文化视角去提示它的“有效性”和“开放性”，会有利于下一步更好地“面对现实”，也更符合“意志”这个词的所指。当代艺术是对当世人创造力的考验，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为当代艺术的主流贡献过什么伟大的东西，认清这一条，通过展览能够凝聚“意志”，向“中国制造”发起挑战，也就有了策划这个展览的意义！

　　1.《“美国式”绘画》，载于《艺术与文化》，格林伯格著，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263

　　2.《三十年代后期的纽约》，载于《艺术与文化》，格林伯格著，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278

　　王萌

　　2011年8月28日于中国美术馆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