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当代艺术家应天齐发起的“遗存·再生——芜湖古城艺术计划”之“拣砖”活动于9月15日启动。作为在芜湖出生的艺术家,应天齐从2001年即参与到家乡古城的保护改造之中,2007年被聘为芜湖市政府古城改造的策划、顾问。
活动现场,市民们寻找古城遗存中各时期的砖块,放入木箱,由古城工作人员贴封存放,用于古城即将启动的建设。市民通过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古城遗存保护的心愿。
每座古城即将面临改造或保护,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经历的进程,而此次芜湖古城的改造首次由本土艺术家策划,以艺术项目的形式让市民们充分参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让这一代人的文化思考和时代印记注入到古城的建设中,保存历史的记忆,重建古城 。
北京商报:从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归来之后,您就中国城市化变迁与重建话题与全球50多个国家的建筑师进行了研讨,这次全球性的对话对您一直以来关注文化遗存的思考有哪些启发和影响?
应天齐: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怀念,是我们很原始的情感,这在我之前的作品中表现得很充分,但面对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最原始的情感放在一个比较理性、科学的状态下进行反思,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和全球建筑师的对话对我触动很大。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的破坏、对文化遗存的影响全世界各国都有,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因为中国发展得最快,所以它的问题特别严重。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一个砖木结构,它的不结实造成了这种残破、破损。如何科学、理性的去面对拆迁,然后把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保护起来,这是西方的态度,而不是我们原来就带着一种原始的情感。
北京商报: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西递村并以此进行了一系列艺术创作,作为一个芜湖人您也一直关注着这座古城的命运,并发起了这次“遗存·再生”的艺术计划,对这两处地方您从个人情感来说有哪些不同的体验?
应天齐:这是两个概念。当时画西递村并不只是画这个村庄,我是把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一个中国人面对打开国门、背靠黄色文明,面向蓝色文明状态下的思考浓缩到绘画里面去。这里我表现出对待这种封建的、禁锢的一种不满,甚至于说是一种批评。我没有参与西递村的改造,只是无意之间我的作品引起了大家对西递村的关注,然后西递村被保护下来了。
相对西递村的禁锢封闭,芜湖古城历史变迁可称为一种流态的文化,要在古城建设中强化文化意识,注重历史现存和历史文脉,根据不同的遗存现状深入研究,才能使遗存得以真正保护,恢复和重建。更重要的是,让这一代人的文化思考和时代印记包括对遗存的珍重、珍视如何注入到古城的建设之中。保存历史的记忆,重建古城 ,让古城焕发新的生命,是“遗存·再生”艺术计划的主导思想观念。
北京商报:“遗存·再生”艺术计划如何让芜湖古城悠久的历史和当下的生活充分交互、互动并产生深远影响?
应天齐:已经完成的芜湖市民拣砖活动是前期的重要环节,这些砖将用于古城即将启动的建设,铺成一个古砖广场,地面甚至开几个天窗,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由多少层砖头铺的,就像岩层一样。更主要的是,开了天窗以后底下可以放一些我们古城的零部件,很多地方都有遗址的那种感觉。这一块地方将来我们的后代是不会动它的,因为它是惟一剩下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文物了,它是一个大文物的概念。这虽然是一个很前卫、很现代的做法,但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保护的做法。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每个人可以拣一块断砖,签上名字,我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永久的存放在古城里面,市民17岁去拣的砖头,在70岁的时候可以带着他的孙子很自豪的去找到自己的名字。原来是要用铲土机全部铲掉的东西,现在全部变成了宝贝,变成了后人要顶礼膜拜的东西,这就是拣砖活动的当代意义。
另外古城里还设置了电话亭供市民留言,表达自己对古城改造的想法和意见,把它整理出来,对古城改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也永远放在古城里面。许多人也会拍照留影通过朋友圈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对于保护再生一个古城的可能性。面对中国当下的拆迁现状,这次活动表达出了一个更积极的态度。
北京商报:从早年的西递村版画开始,回顾您的艺术创作,似乎是一个从个人创作到公众项目的转变,艺术家的身份是否正被您逐渐弱化?
应天齐:我始终随着历史和文化的进程去推进我的当代艺术,而且我每一步的艺术探索都是和社会世界密切相连的。西递村艺术馆也好,用版画做徽州女人的戏剧也好,都是把绘画逐步演变成一个社会,让它从平面进入社会现实的做法。
在一系列以我个人命名的艺术计划实施的同时,我个人的艺术创作一直没有间断,“世纪遗痕”是我当下创作的总题目,就像当年“西递村”总命题下出现的应天齐艺术馆、徽州女人的戏剧,最后到砸碎黑色一样,“世纪遗痕”中也包含了雕塑和装置影像等很多东西,这与一系列的公共项目计划是不可分割的,世纪遗痕的绘画必然要和我的艺术项目发生紧密的联系,每一个艺术项目的实施进行对自己的综合绘画创作都是一次巨大的推进,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北京商报:以切身的经验来关注本土现象对您来说是否是一种当代艺术在当下更有效的方式?
应天齐:我觉得艺术创作实际上是每个人的选择,我可能是中国艺术家当中为数不多的30年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地方的,我在安徽生活了48年才调到深圳去的,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了解得比较透。
我觉得每个艺术家的关注点都不一样,有的艺术家像打井一样,这儿打不到水他就丢掉了,又去打另外一个点,其实把这个点打下去底下的水是很深很深的。这只能是个人的经验,我也不能够去否定别的艺术家的探索方式。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自己的坚持是有效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艺术探索的途径,同时还和社会实践发生关系,并且对社会进步产生一些有益的东西。
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肯定要和中国文化发生一种关联,这是长期浸泡在这个文化里与生俱来的。中国的当代艺术往下走是要寻找新的出路,若在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难,那么他肯定要选择一种更加适合中国的方式。 北京商报记者 周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