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博会的前世今生

　　□毕武英

　　10月9日晚，第10届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2014)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百家画廊携5000余件作品亮相。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CIGE从国贸搬到了国家会议中心，场地宽了不少，宣传手段也在先前的传统媒体中多了新媒体的分支。展览公开幕的前天晚上就有不少艺术圈的人在朋友圈中分享CIGE的各种“剧透”，但在艺术市场整体不景气的环境下，人气并不十分高涨。

　　开幕当天晚上，人们看到了久未露面的CIGE掌舵人王一涵，这位圈内有名的才貌双全的女人和以往一样带着温雅的笑容站在媒体镁光灯前。如果不是场地的变化和去年停办一年给公众留下的些许记忆缺失，从2004年开始几乎每年一届的CIGE，经历初创时的兴奋、艺术热度焦灼等一系列演变后，已经成为一种“存在”，适时地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出现，只不过，以往通常是春季，今年改在秋季。

　　曾经有一段时间，CIGE常常被拿来和另一个知名的博览会——“艺术北京”相比较。那时，他们旗鼓相当，前者强调国际化，后者重视本土化，两者分占了中国艺术品博览会的春秋两季市场，一年当中，“你方唱完罢我登场”，将内地艺术品市场烘托地异常热烈。媒体也将他们放入两个模板中，像小孩子的“找不同”游戏一样，从掌舵人、场地、时间、风格等将两者对比了一轮又一轮，最后发现，两个博览会其实出于同一条“根系”，这条根的最初祈愿是将中国艺术品市场带入国际化，可一路走来，遇到了“艺术品关税”这个瓶颈后，各自分道扬镳。

　　其实，CIGE的创办人并不是王一涵，而是“艺术北京”的董梦阳，2002年董梦阳就开始了首届CIGE的筹备工作，那时北京798内的画廊屈指可数，因此从画廊成员看，首届CIGE人们看到一个极具亚洲味道的艺术博览会，参展的62家画廊中，只有21家中国画廊，2/3主要来自于韩国和日本，另外各有一家画廊分别来自美国和意大利。而这种画廊的分配格局也成为CIGE在之后的发展中极力维系的。董梦阳主持的CIGE在举办两年之后，由于和主办方之间的体制原因，前者出走后组建了“艺术北京”，并开始思考中国艺术博览会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国际化。

　　笔者曾采访过董梦阳，他说2005年他还在CIGE，那时组委会请来了世界顶级画廊——美国高古轩，并带来12幅美国波普艺术运动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原本他们为能请到如此重量级的画廊而感到兴奋，希冀通过高古轩的参加提升博览会的品质，号召更多的国际优秀画廊入场。而高古轩画廊也对刚刚萌芽的中国当代艺术充满兴趣，他们在展览前对媒体表示“中国CIGE就像一个BABY，但很高兴看到中国已经出现这样与国际水平同步、如此关注当代艺术的博览会，我们对它充满信心。”

　　可是，展览结束后，双方都陷入意想不到的尴尬。中国买家很多并不了解高古轩在画廊界占有的重要地位，更对其带来的艺术家作品一无所知。结果，整整一个展期，高古轩没有卖出一幅作品。当时负责招展工作的负责人每当谈起这段经历至今仍心怀不忍，“展览第三天，高古轩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帮助他们找买家，哪怕卖出一幅作品也好。”该负责人称“不能说中国藏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在高古轩的斜后方，一家画廊推出的刘小东作品被买家以50万人民币购得。但高古轩的作品就是没人买。”

　　高古轩的经历，使董梦阳不再对中国艺博会走向国际化报以盲目乐观。“看似高古轩来了，但由于中国买家刚刚起步，艺博会并没有给高古轩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到了下一届，不但自己不会再来，而且还会告诉其他画廊‘等十年后再来中国吧’，反而起到一个反面的消极作用。”

　　在董梦阳看来，过分追求国际化而不考虑本土因素制约，就好比将“时尚秀”放在农村一样。因此，后来当他创办“艺术北京”时，区别于CIGE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本土化”。

　　另一方面，董梦阳之所以将自己的博览会脱下“国际化”外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久未解决的艺术品关税问题。虽然艺术界不断呼吁采纳发达国家艺术品行业经验，降低国外艺术品进口关税，但30%的艺术品进口关税仍长期居高不下。相比之下，由于香港艺术品交易免税并能够自由进出，使画廊与藏家间的交易能够即时完成。这一先天优势，对内地艺术博览会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

　　“艺术北京”本土化了，CIGE却始终坚持“国际化”标识，但有心人发现，想要真正“国际化”并不容易。好在，CIGE和“艺术北京”还在。存在，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