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公众的当代艺术

　　尤伦斯收藏的方力钧作品《系列二（之四）》在2014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5200万港元落槌。（苏富比供图） 　　2014香港苏富比“现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专场中，刘小东的《违章》拍出6620万港元，成为该专场“标王”。（苏富比供图） 张晓刚的《失忆与记忆系列: 2000年1号》。（苏富比供图）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在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2014秋拍“现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上，尤伦斯夫妇再次出售一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多幅方力钧、张晓刚、曾梵志等艺术家的早期代表作品为首次现身拍场，总估价1亿多港元，其中方力钧的《系列二(之四)》以5200万港元落槌，将大众的关注度又拉回到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上。

　　中国当代艺术约自上世纪80年代产生起，发展迄今不过30余年，近十年来，当代艺术不断创造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神话”。艺术数据分析机构Artprice近日公布其最新一期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所显示，中国当代艺术占据了全球当代艺术市场份额的40%，而美国当代艺术的份额却只有38%。就增长趋势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已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全球当代艺术中迸射光芒。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今又面临哪些问题？近日，业界相关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察与见解。

　　“市场化”是必然经历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化热潮，催生出了当代中国艺术。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介绍，在80年代初期，很多艺术家当时能看一张非常小的毕加索印刷品都已经非常难得，接触到其他国际艺术资讯的机会就更少。“可是到了90年代，我们可以找到一本印刷非常精良的画册。再到2000年以后，艺术资讯可以说出现了一个井喷现象，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信息的不断开放，大家的眼界自然不一样了，对于当代艺术亦是如此。”

　　高鹏表示，上世纪80年代很多艺术家在资讯有限的条件下，创作出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品，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全球艺术信息全面开发，新一代艺术家的视野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时代的变革，艺术资讯的公开化，艺术家的视角更加开阔，这就是差异。”他告诉记者，当代艺术的历史并不长，很多专家公认的一个时间点是1985年。“在这期间，当代艺术确实经历了‘市场化’等必然经历，但就是因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太短，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处于一种观察状态。”

　　在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朱朱看来，上世纪80年代更多地显示出现代主义的影响，甚至还包括前现代主义的各种影响痕迹，当门缝打开之后，西方各个时期的艺术潮流纷至沓来，并存于那一段中国人的接受史里。“90年代是一个逐渐当代化的过程，无论从创作实践与视野方面，还是从参加国际性展览、与西方人直接对话方面，都开始具有了某种同步性。当然，身份和传统的符号化使用，致使它的面向在我们的记忆中被窄化了，那时候其实存在着丰富的实践，并包含了巨大的可能性。”

　　此外，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如今当代艺术与市场、商业挂钩过于频繁，故也成为社会诟病的重要根源。朱朱认为，当代艺术总归会走到市场化这一步。但是，面对市场的极度诱惑，艺术家很难保持自律，这就是弊病。“当创作不是遵循内心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复制时，艺术也就死去了，而且，死去之后很难复生。一些存有侥幸之心的艺术家现在在自尝苦果。”

　　关注的从来不是艺术本身

　　2004年苏富比在香港开设“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涉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一直居于市场前沿，整个当代艺术板块不时刷新高价，近年来更出现亿元天价拍卖作品，备受社会巨大争议。对于当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这种“热”和“火”的现象，高鹏认为，纵观当代艺术的发展，包括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内，当代艺术作品拍出天价，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

　　“关于当代艺术出现泡沫，需要更长的时间让大家来讨论。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历史太短了，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判断。”高鹏说：“据我所知，当年达明赫斯特的作品《为了上帝的爱》拍出了1亿美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在世艺术家作品售价最高纪录。这到底是当代艺术的商业泡沫，是炒作，还是真实的价值呈现？几年前全世界都在讨论。如今中国艺术品拍出了天价，但是价钱应该还没有超过那件《为了上帝的爱》。对这个问题，很难给出预测。”

　　在朱朱看来，西方资本的介入确实是当时引发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狂欢的重要元素。他说：“他们投入资本，最终往往要从中国人自己身上成千上万倍地回收。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众因为拍卖的高价而开始关注到当代艺术，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们缺少普遍的艺术启蒙，所以关注的从来不是艺术本身。”

　　深圳艺术家滕斐告诉记者，在艺术领域取得成绩是不容易的，而且也不会是偶然。他以去年秋拍上凭借作品《最后的晚餐》拍得1.8亿港元的曾梵志为例，认为永远都会出现天价作品。“曾梵志确实很优秀，在艺术圈里面，现在大家都要说曾梵志，但其实他能创作多少画作呢？而且他的代表作不多，代表作若优秀的话，价格自然高。当然这也跟谁在背后推曾梵志有关。可是这么多年来，世界各地很多藏家都收藏了他的作品，不同的画廊也代理过他的画作，所以，在这条艺术路上他也得到了不少认可。”滕斐强调，“中国有句俗语，‘烂泥是扶不上墙的’，曾梵志还有很多作品，但惟独这幅《最后的晚餐》拍卖得如此贵，其他的也不是说就很便宜，可能就没这么贵。因此，‘天价’作品拍卖是艺术领域里的正常现象，它始终还是有一个合理性和可行性。”

　　不能只谈艺术品的价位

　　就这些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而言，一方面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屡屡拍出高价，另一方面也不时暴露出各种问题，怪象丛生。对此，高鹏表示，中国当代艺术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有一个最该正视的问题是：当代艺术对公众有一个误导，包括对一些藏家，即是把所有的当代艺术品当成简单的和单纯的投资商品来进行包装和宣传。“大家不太关注艺术本身，而是单纯关注艺术的潮流，以及所能带动的投资热潮，我觉得这个一定会脱离了艺术的本质，出现很多问题。”

　　高鹏认为，对艺术品的评价是有多个层面的，可以从学术，也可以从价钱，即使本身谈论艺术品的价钱和投资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谈，但是舆论的声音不能只是在谈价位。“我们应该从多重角度来谈艺术品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底朱朱刚出版了一本名为《灰色的狂欢节：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著，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一场资本与形式的狂欢，却似乎也褪不去精神贫血的灰色底调，该书围绕着这一外在环境与内在表达之间的双重变奏，系统梳理了这十年的艺术创作和事件，介绍了参与其中的几乎所有重要艺术家，构建了一幅全面、深入的现世艺术景象。

　　朱朱告诉记者，自己着力于双重性，既有批判也有肯定，希望做到在一种复杂性与相对性之中展开辨析。“至于艺术本身，我相信它从不进步，而只是在变化，在每个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语境、命题、媒介方式之中变化。”在朱朱看来，意识形态批判造就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仍然在禁锢和束缚我们的创作。“年轻人容易受到西方当代哲学和艺术阐释系统的影响。市场化之后画廊代理制的确立控制了艺术家的个性和生产速度。官方的文化政策被趋利的投资商利用，却又不抱真正的文化理想，这些都构成怪相。当然，体制已经是被一说再说的老问题了。”

　　绝对没有“倾巢而出”

　　谈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未来走向，滕斐表示，美术史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稳定而带来发展的，艺术是随着经济在跑。“如果世界成为经济活跃和社会稳定的综合体的话，那么未来也会迸发出艺术上的传奇和光芒。所以，现在中国是被欧美各地的国家所瞩目和羡慕的国家，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对艺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很多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因此艺术市场空间表现得非常大，而且才刚刚开始。”他认为，如果社会稳定，经济正常，那么当代艺术就会“热”下去，并还会达到另一个天价。“但我更关心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现在的语境中继续走下去。”

　　高鹏认为，未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会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几十年前社会环境相对封闭，但是随着现在开放政策的宽松，可以讨论更多相关的人和社会本身的问题，所以更加包容。加上以前我们了解的艺术类型是有限的，而如今对艺术类型的创新，对艺术的理解和眼界则是很大程度被打开了。”

　　“此外，还有公众的理解逐渐提高了，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一辈，经历的时代又不太一样了，对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包容度会更高，其实这也孕育了很好的土壤，能让艺术家更自由地创作，这都是包容。概言之，我对中国当代艺术持比较乐观的看法，当代艺术要随着时代不断地往前走，并且会有更多艺术家出现。”高鹏说。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当代艺术部总经理李艳锋认为，目前市场对于当代艺术的看法仍有期待。只是对于“老一批”的当代艺术家们，买家、藏家们都能更冷静对待，不再盲目追捧。而更多的是考虑作品的创作时期、代表性，有差别地选择作品。“从数量上来看，无论是北京还是香港，市场上出现或将出现的当代艺术作品数量在中国油画这个板块里比重并不大。以10月初的香港嘉德秋拍为例，油画拍品的重点是20世纪的油画，比如林风眠的体系，赵无极、朱德群等的作品，展现中西融合的脉络。而北京的油画专场还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体系油画为主，如靳尚谊、杨飞云、艾轩等。还有一些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念、个性比较强的年轻人作品，当代绝对没有‘倾巢而出’一说。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几个当代艺术的重要藏家在出货，但他们并非市场的全部，只是‘台面上’被关注的那一小部分，引起了过多的关注，所以‘被代表’了。”

　　秋拍将至，在李艳锋看来，今年秋拍油画板块总体会比较稳定，有望略好于春拍。“对于经过了起起伏伏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来说，稳定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