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灵魂小组：重启拿精神说事的时代

黄药作品 《颠倒》行为 2014 郭海平作品《“病-我们的今天”》行为 2010 刘绍隽作品《以卵击黑》行为

　　文/陈晓峰

　　南京灵魂小组是中国社会精神“马其诺防线”似谎言的新一轮突破者和拆分高手。在强大的物质和长期意识形态遏制的景观背后，精神问题凸显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扮演着一个困扰者的角色，这个小组的艺术探索形态就是介于这样一个没有争议但是却似乎又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无可逾越禁区现实的临界点。这个小组聚焦的可能性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元化释放性，而他们的实验艺术正是成为了社会在精神层面顶端探讨的“衔接点”，这也是当下艺术界所需要集中触碰的艺术之社会能量方向所在。他们常常把展览演变为“社会客厅”的一角，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的社会互动空间，追寻这个线索，就会发现南京灵魂小组艺术价值的秘密通道与承载。和玩世现实主义时代的艺术家相比起来，南京灵魂小组所重启的则是艺术界拿精神说事的一个新时代。

　　南京灵魂小组艺术实践的意义和价值指向就在于，他们通过艺术表现形式概括性的成为社会“精神痛点”或“精神伤疤”的揭穿者，从而可能会爆发出整个社会关于“精神伤疤”的思考，甚至寻求某种解决之道。这可能是下一个最值得艺术界关注和探索的分界点或最重要的趋势之一。灵魂之躯——南京站和北京站的展览，一度引爆近些年来中国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首次集中聚焦灵魂之于社会话题的讨论和关注，虽然形式上发端于艺术领域，但是要扩展的背后则是南京药艺术馆馆长、世界艺术村村长、南京灵魂小组发起人黄药所表达的信息，也就是今天社会精神和信仰的缺失所在。

　　中国艺术家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商业化之路，这个路线的艺术家追求的是成功和名利场，适应的是红地毯似的功能性展览以及商业衍生效应。另一种则更像互联网的“极客”，追求的是真正的创造与创新，充满动感能量，他们通过艺术形态更多的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互动空间激发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可提供真正思考问题的社会场域。显然，南京灵魂小组就属于“极客”类型的艺术家群体，他们并没有妥协于商业范式，而是走在一条寂寞，甚至冒险的创作之路上，从而常常成为别人误解的对象，却是一路终于自己的内心。不过，当代艺术处于价值低点时期，可能会促使更多人关注一些少数派群体或者艺术家个体的实践之路，南京灵魂小组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小组的成员一直在坚持非主流化的艺术创作，从而保留着艺术家群体的社会敏感度、良知以及这个领域的精神底线。

　　黄药一开始也并不是要通过归纳把这些人装在一个特定的概念里，而更多的是呈现一种自然特性的集合，形成一种释放的力量，从而找到社会关注的通道。打开这个通道，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多人的努力，但是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十分敏锐也勇敢把这个精神的“潘多拉”似的精神“铁盒子”拨开，放出来的或许是一个巨大的吞噬性黑洞，而被黑洞所隐匿的可能是人性的真实。从个体寻魂，到艺术是一种精神之药，到疗伤系艺术家，再到发起到世界艺术村去的原生态和自然主义回归，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创建南京灵魂小组，黄药通过艺术家个体创造之路就是希望藉此回归到心灵和精神原点的诉求。黄药身上集合了一个艺术家之于社会的传奇经历、艺术探索以及回归之路的典型案例。南京灵魂小组另一位主要参与艺术家郭海平更多的是在做社会艺术的一个开拓领域——把艺术的战场整体的移植到中国精神病领域，成为中国原生艺术的奠定人和开拓者。他认为艺术是今天社会“病”的具体投影与载体，于是他把全部的创作精力都把艺术的观念与社会系统对接，把艺术推向一个社会化可以对接的系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成为社会公益的创造性载体之一。即便郭海平的艺术社会化工作为他赢得了“中国好人”的荣誉，但是在这方面需要大量的工作进行对接，对他来说仍然是一条艰难而充满挑战。黄药的“药”和郭海平的“病”构成了南京灵魂小组触碰社会的一条火辣辣的线索。在这个线索背后推开的是艺术之于社会价值的另一扇重要的门。

　　南京灵魂小组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已经和早期的传统形式上的艺术小组完全不同，他们已经不再把单一的画面形态的表达成为唯一探索的方向，而转向多元化的探讨，油画、行为、装置、互动，影像，甚至长期在城市之间或路上的方式发起多学科，跨界的碰撞。他们在表达感官追求上也不是采用流行的“大”、“奇”、“怪”策略，而是透过更加自然、真实和人性的艺术表达形式生成协同的效应，形成艺术文化上的讨论空间，从而放大社会效应。他们不再在个体作品表达上充满多少小资情调的精致感，甚至有意保持现场作品的“毛边”，甚至偶发性，是因为他们更需要来自参与者一起互动推开的是艺术背后的那道精神坍塌之门。这个小组的艺术表达形态更多构建的是一种“互动空间”，他们充分讨论和发酵的是艺术本质本身，而不是商业世界的艺术力量。

　　南京灵魂小组的艺术探索所要对接的是社会化的一个开放性系统，不再只是陷于艺术商业化的功能性指标，而这个系统的指向则是社会精神层面的集体性压抑，或异化。在这个系统里，一个社会的发展现实与精神分道扬镳的故事将被艺术家更加直接的得以批判、展示、转化，形成艺术新的景象、观念以及形态上的创造，从而激发新一轮人们对自身精神层面的关注以及讨论。

孙大量作品《念经》 行为 2014 三毛作品《X6照妖镜》 装置

　　艺术家在这个缺乏主导价值观的社会不是真理家，但是却可以成为精神底线立场的时代诠释者。南京灵魂小组所折射的恰恰是一场关于超越现实的精神范式，讲诉的是个体艺术家如何被边缘化以及“逆生长”的故事。南京灵魂小组成员刘绍隽、三毛、孙大量则用一已的肉身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精神痛点”，他们用各自的人生与创作经历，鲜明的证明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对个体的伤害与抽离，甚至成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侮辱与被侮辱，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倔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于是需要嫁接新系统新渠道的释放——于是艺术表达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里唯一可以让自己保存存在感的武器。获得2014年约翰•莫尔(中国)绘画大奖赛大奖的刘绍隽85新潮就投身于艺术，一直都在为中国表现主义在捍卫最后的精力和立场。即便获得姗姗来迟的国外大奖之后，仍然在国内默默无闻，没有商业机构进行充分的挖掘。三毛的艺术才华一直被传统的家庭结构所抑制，折射了一代人的社会问题，她的画面诡秘，充满着让人难以回避的批判力。孙大量则长期在南京的一个小岛上与鬼魂对话，寻找精神上极致体验和释放，都是基于社会现行机制某种长期的反馈，挣扎，抗争，从而形成难得的艺术个体之于快节奏社会发展的鲜明个案。

　　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找到了与社会唯一契合的精神支点，从而保有对艺术最后的一点热情，甚至看上去依然那么义无反顾的浪漫。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一旦艺术情绪一上来他们恨不能把自己都当成“假想敌”。他们没有圆明园时期的生存策略成功之后的集体保守，但是他们有对社会现实层面一点一点最真实的感悟，或许提供了圆明园似的中国当代艺术之外的真实视角，在南京城以及更多的地方一定有艺术家个体在坚持各自的固执与反思，从而找到艺术的社会能见度，而不是打着先锋旗号和观念的艺术最后成为精英商业圈所消费的那道“野味”或投资工具。

　　从叛逆到坚守，从坚守到诠释，这是南京灵魂小组30年来的一场艺术与理想路径演变。甚至当然他们走在一起也不是必然的，而形成这样一个小组，也和北京日益圈子化、江湖化的艺术没有关系。关键在于，这个小组的艺术家个体只是在寻求非主流化的艺术历程中，彼此表达和分享了基于艺术的态度，又由于南京城能够一如既往的坚守纯粹性的艺术探索和持续性的表达，已经变得极为稀少，于是汇聚起来，反而变成了一个相当有意思和分量的线索，即南京灵魂小组，可能会给艺术界带来一种新的认知和反思。

　　从社会本质结构上来看，整个变态的社会发展形态并不稀罕艺术家的创造与创新，但是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个体需要超越这些社会现实的障碍，从而成为“发声”原点，创造的艺术风格才可能成为价值承载。南京灵魂小组所要在艺术探索上所触摸的是一个社会精神层面的温度以及折射的社会现实能见度。

　　南京灵魂小组总体要讲述是一个社会尖锐的话题或被物质重度掩盖的故事是，精神负累的时代如何救赎的社会性问题，以及这个系统如何在艺术家的世界观和行为里得到阐释与呈现。当然这个话题貌似很大，却是与社会现实的每个人关联在一起，甚至难以分割，今天生活在物质雾霾的个体，都是时候为精神账单买单了。在物质为中心的磁场之外，精神场域将成为另一个个体是否缺席的重要判断依据。

　　回归到南京灵魂小组本身而言，作为一个艺术小组，也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激发人们对一种艺术现象的好奇与了解，从而引发社会现实改变，也捍卫了艺术家个体应有的真实、理想、情怀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