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古村：从孤岛到理想国

　　导言：艺术家孙君在湖南会同高椅村，实践了他保护古村落的一整套设想。“田人合一”的指导思想下，他尝试重新激活古村落的传统元素，让高椅古村既能够保留原有的建筑形态，又能适应当下农民的生活，通过建立新型经营模式和“乡村资金互助系统”，增强古村经济的造血功能，在不过度商业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潇然

　　幅员辽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高椅这样散布四方的古村落，有哪些艺术家参与其中的保护个案？海外有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究竟需要哪些资源？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尊重原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集聚信息的平台，将星罗散布全国各处如孤岛般存在的古村落，以及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资源连接起来，共享现代社会的发展，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平衡之道？

　　当艺术家与古村落相遇

　　不在高椅村的时候，孙君的身份是艺术家，他当过兵，做过采石化肥厂的烧炉工，从事过十二年的美术教育，还举办过画展。他之所以来到乡村，来到深具历史底蕴的古村落，首先是因为画画。

　　1997年冬天，孙君到山西毛家坪写生，黄河河床狭窄，几乎断流，像鸡肠子一样弯弯曲曲，回到北京以后，他去听“地球村”廖晓义、汪永晨等人的讲座，才知道环境污染导致了大同的乌烟瘴气，过度砍伐导致了黄河的生态危机，那时起，他便开始关注环境、乡村，再后来，把目光转向古村落。在朋友眼里，孙君设计乡村民居，指导施工，倡导资源分类，与村民打成一片，“好得不能再好”，他却仍然认为，自己在画画：“我想画一幅很大的画，一幅我和村民能生活在其中的真画，那就是我的梦想。”

　　像孙君这样，常常留连或扎根于古村落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古村落保护。

　　很多艺术家都以古村落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摄影师王轶庶用影像表现消失的满语，水墨画家雷子人，早在2007年即出版了《渼陂·渼陂——一个画家的古村落图记》。当古村落作为视觉元素定格在具体的作品中时，也藉此通过艺术的路径走出深山，走入大众视线，被更多人关注和熟知，那些濒危的民间技艺和传统风俗于是得以保存。

　　不过，以上终究还是个体行为。当大批艺术家来到同一个地点采风、创作时，山光水色极好的村落便逐渐成为驻留基地，深圳观澜版画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依山傍水而建的客家古村落，排屋形制，水塘、古井、宗祠、碉楼古色古香，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版画家、美术理论家陈烟桥的故乡，在官方规划了版画村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入驻其中进行创作，产业发展与村落保护两不误。

　　还有的艺术家走得更远，他们通过艺术行为介入古村落保护及乡村建设，著名的案例有“许村计划”和“碧山计划”。艺术家渠岩，策展人左靖，两人一北一南，分别在山西和安徽进行着艺术复兴乡村的实验。他们延续上世纪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建设的思路，同时发掘文化和艺术的重要性。

　　“艺术家具有什么方式和特征呢？艺术首先是情感判断，能重新建立和乡村的关系，建立人和人的关系，”渠岩说。在这样的情感判断下，渠岩梳理乡村老宅的文物与文明价值，修复乡村遭到破坏的文化传统和生态系统，用一个乡村原有的资源而不是破坏它来创造一个新乡村，并召回和恢复乡村被破坏的神性。

　　左靖和欧宁，则在皖南碧山落地了许多文艺活动：丰年祭、庙会、诗歌课、民谣音乐会、国际摄影节，建立碧山书局，碧山书院等文化机构。产业发展领域，碧山所在的黟县有几千栋古建，他们因此把重点放在古建筑的修缮和再生利用上，此外，还通过“黟县百工” 发掘当地的民俗文化，推广手工艺品。按照左靖的说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当地的公共文化生活”。

　　从“社区营造”到“一万个村庄”

　　艺术家们保护古村落的不同尝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以及美洲的“一万个乡村计划”，又能提供怎样的经验呢？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松介绍，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有历史遗产保护地区提出了不拆、不卖、不租房子的“三不主义”，这是地方自治的居民自己制定的“宪章”，为了保证原生的传统街道不被任意改造或翻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地区逐渐成形的“社区营造”，也源于学者群体自下而上的努力与参与式的规划。在桃源大溪镇，一开始居民倾向于拿着政府补助的钱拆旧房盖新房，经过两年多时间，连小孩子都知道“古迹不要拆除，让后代子孙能看到，要把进行商业交易的老街弄得非常漂亮，建一个停车场，再把电线杆埋在地下，让车子不要进入，这样人就会来来往往。”如此大的转变，离不开三方面的合力参与，政府(公权力)，学者(专业者)，居民(全民)：“最重要的是通过居民参与完成了社区营造的主体性转换，不是那几栋留下来的房子叫‘大溪之宝’，这些参与到其中的人才是‘大溪之宝’，这个‘宝’，会让这个地方越变越好。”

　　就这样，“社区营造”充分发挥了村民的自主性，他们才是传统文化村落保护的真正主体。

　　与“社区营造”仅仅扎根于一个具体的村落不同，由艾德纳·鲁斯·拜勒女士1940年创立于美洲的“一万个村庄”手工艺品商店，则将不同地域的许多历史村落与现代消费社会连接起来，分散而孤立的村庄所出产的手工艺品，最终集聚在不同的实体店和一个网络商店上进行销售，这背后，是公益的逻辑和商业的力量。

　　由于缺少市场渠道，很多村庄里的手工艺人很难为其制作精良的工艺品找到销路，“一万个村庄”通过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中东地区38个发展中国家、千余村庄里的手工艺人合作，将制作精良的手工艺产品在北美进行销售，以帮助手工艺人创造稳定收入，改善贫困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为使工艺品能够保留其原有的文化元素并在北美市场打开销路，“一万个村庄”的设计师团队会与手工艺人一道共同设计产品，最大程度的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精美纹路及图案设计，同时结合北美消费者的喜好，对产品颜色及式样进行微调。

　　截止2013年，“一万个村庄”在北美地区拥有180个实体店铺，并开通网络商店供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购买工艺品，年销售额近三千万美元，其中约30%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手工艺人报酬，剩余70%用于支付运输物流、市场推广、运营及储藏，它给处于村庄中的手艺人公平合理的报酬，真正帮助他们建立可持续的手工作业方式，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现代创意可以和传统的手工艺结合，同时也帮助消费者购买到赋予意义的独特产品。

　　古村落保护，到底需要什么？　　

　　以上案例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遗产保护、文化保育和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方面，首先要警惕过度商业化对古镇的伤害。张松表示，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后果，比如挪用别处民俗做噱头以吸引游客，受利益驱使而变异的淳朴民风。张松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去福建土楼做田野设计时，村民们捧着成熟的柿子赠与他们，但今天，很多古村落油滑的商业味道已太浓重：“旅游有一定局限性，受古村镇自身条件及季节因素影响，高峰时期过多游客涌入并不是理想状态。很多古村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成现代可利用的商品，会更好。”

　　国家文物局国际组织与港澳台处处长朱晔去过离北京市区80多公里的水峪村，她跟当地的村民一起吃午饭时聊到，家里只有老头、老太太带两个小女孩，儿子、儿媳妇都在北京郊区打工，大概两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这种情况，父母也在，孩子也在，但凡村里有发展的机遇，会愿意离开家吗？其实村民们想要的并不多，只要稍微多一些收入，他们就会留下而不是外出打工。”

　　这位长期关注古村落保护的官员，采访结束以后一口气通过微信推送了近三十条她收藏的信息给记者参考，均涉及海内外传统村落保护以及乡村建设的经验。她建议，古村落内生产业发展应该充分发掘本地优势，不能一味套用别处经验。

　　在浙江丽水松阳县，就有好多因地制宜项目的试点，这里完好保留着大量文物建筑，有的村子主推民宿，有的主推艺术家驻留，还有的主打生态粮食作物，都希望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内生经济模式。不过，农副产品的销售环节遇到了一些困难，如果采取传统方式，就只能在附近区域消化，或寄望于来次旅行的游客。好在，现在的电商平台以及发达的物流，可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县与村正尝试用开设淘宝店等方法销售生态农业产品。

　　当然，遗产保护、文化保育和产业发展，背后都需要官方与民间资金的支持。一位长期进行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学者告诉记者，从本质上说，保护古村落这样的大事，许多希望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民间NGO和个体志愿者都希望参与其中，但一方面由于资金掣肘，另一方面缺乏政策支持，他们在地方的实践，必须要得到开明官员的默许、理解和配合，否则难以进行文化层面的重建工作：“这两年可以看到官方对古村落保护加大了财政支持的力度，无论是中央各个部位，还是省市地方，都有专门的拨款，同时，官方也放手让试点地方和民间机构大胆尝试，这种坦诚和气度，是我们走下去的信心。”

　　然而，来自政府的拨款，使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大量低级别的文物建筑无法顾及，二是后续性难以保证。青年文保从业者杨兆凯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山西成片成片的古村落由荒而破而败，十分痛心：“文物建筑保护其实是个‘无底洞’，需要持续投入。”他分析指出，现在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保护资金只能用于国保级文物建筑的规模性修缮，别说低级别文物建筑了，就是国保单位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也无系统的经费支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理想国”般的平台构想

　　包括张松在内的许多专家已经意识到，目前古村落内生产业发展的尝试都偏于个案，政府投入的资金，使用时又有一定局限，只有整体平台式的运行才能够最大程度整合资源，而最终能够扮演主导者角色的，只有政府。热切希望帮助古村落、参与保护的社会各界，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多方的共赢。

　　这个平台，首先需要政府主导的基金会制度，张松呼吁建立一个专门用于古村落保护的国家基金，可以吸引社会资金进入，资金一部分专门用于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另一部分则用于经营，保障未来古村落内生经济的持续发展，有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核项目资金的使用。

　　其次，这个平台是一个集聚信息的平台，比如官方层面的拨款，隐没在山水间的古村落概况，非物质遗产的留存与整理，当地特色的手工技艺，以及与设计师对接后的文化产品……相关官员、学者、志愿者、社会企业、设计师、艺术家、文化产品消费者，都能在这个平台上找到相关信息，对接资源，那些已经成型并对接好资源的优质项目，也可以给后来者提供培训与参考。

　　最后，这个平台还可以是一个电商平台，古村落出产的农副产品以及手工艺品，修复改造后的客栈民宿，都可以进行在线交易，最终形成可持续提供资金的商业闭环，以保证基金会资金池的良性运转，这也是各方资源形成合力以后产生的最终价值。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外来力量，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工商资本，都应该有放低身段、尊重乡村、尊重沾染泥土气息的艺术与生活智慧，尊重一粥一饭的情怀，以协助者的身份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乡村文化的重建，而不是带着骨子里的高人一等，到村里施助或者越俎代庖，否则，古村落只是作为城市的延伸而存在，而非它自己。

　　杨兆凯说，不管是基金会还是信息、电商平台建设，不仅要充分保障村民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更要注重村民自身的文化保育和发展能力建设。只有村民共建共享的能力跟上了，这些平台才能够平滑地运转。当然，艺术家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在此过程中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投身其中。

　　结语：古村落保护工作非常复杂，每一个项目都有其各自特性和适用条件，并不具备普适性。分享了艺术家参与项目以及“社区营造”、“一万个村庄”等案例后，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整合资源的平台，将如孤岛般存在的古村落以及它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创意设计、资本等要素结合，更好地保护古村落？这样的理想国，可以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