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是时候去纽约了

　　文/孙琳琳

　　从洋插队到返乡潮，纠结30年后，中国艺术家终于在纽约闪亮登场，他们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和经济崛起的有力推动。

　　为荷兰人工作的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试图朝西北方向找出一条通往中国的航线，1609年，他迷了路，闯入现今以他命名的那条河，进入“冒牌中国”——纽约。他一定没料到，四个世纪后，“冒牌中国”成了中国的梦想之地。

　　中国人闯荡纽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纽约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梦、一个未来，也是一种威胁。它成全一些人，废掉一些人，最后将大多数人送回故乡。

　　直到30年后，纽约坚实的城市碉堡才向中国敞开怀抱。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2014年9月，片中人物之一马云在纽交所完成“全球最大IPO”。2014年11月，电影投资人王中军在纽约苏富比以3.77亿元人民币拍下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相信：机遇优于效率——埋头苦干一生不及抓住机遇一次。中国崛起，艺术的机会来了。

　　2014年10月，隋建国的“盲人肖像”在纽约中央公园费得曼广场(Doris C. Freedman)揭幕，成为第一个“占领”此地的中国艺术家。与此同时，政纯办(由艺术家洪浩、肖昱、宋冬、刘建华和策展人及评论家冷林组成的艺术小组)组织500名纽约客清洗时代广场，汪建伟个展“汪建伟：时间寺”在古根海姆开幕，而徐冰两只共重24吨、分别长27米和28米的“凤凰”已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展出近1年。

　　纽约笑纳了中国艺术家。

　　盲人肖像是纽交所钟声和苏富比落槌声的回响。

　　让—保尔·萨特在1946年写道：“纽约的天空很美，因为摩天大楼撑着它离我们头顶更远了。孤单、纯洁，像一头美的野兽，它在美国上面伸展得很远，这是全世界的天空。”

　　撑起全世界天空的纽约有两种艺术家：纽约艺术家、国际艺术家。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安迪·沃霍尔，他本人似乎就由曼哈顿的钢筋水泥铸成，冷酷、特立独行。对他而言，纽约就是一座工厂，其中的艺术和生命都像超市的罐头一样是商业社会的消费品。

　　后者的代表则是在费得曼广场上亮相的61位艺术家。费得曼广场位于中央公园西侧入口，由纽约公共艺术基金(Public Art Fund)掌管，自1978年以来，61位在此展出的艺术家无一例外地名声响当当，如1984年的亨利·摩尔(Henry Moore)、1986年的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1999年的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2000年的理查德·朗(Richard Long)、2001年的托尼·克拉格(Tony Cragg)、2013年的莫妮卡·索斯诺斯卡(Monika Sosnowska)，等等。他们每人为纽约营造四个月别样风景，强化了纽约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

　　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将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尊为“美国第一位大地艺术家”。此后每一个以费得曼广场为“材料”的雕塑家，实际上都是与他合作。艺术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观众能谅解美术馆里匪夷所思的装置，但当他们路过广场时，还是会抱怨那些干扰视觉的公共艺术。

　　接到纽约公共艺术基金委托之后，隋建国在Google Earth上仔细看过费得曼广场，“冬季下雪是最好看的”。

　　2014年12月10日，纽约入冬第一场雪落在隋建国的四个5米高的“盲人肖像”身上，它们由蒙上双眼随意捏制的泥团放大而来，不遵循任何造型模式，像是种在费得曼广场的奇异青铜植物。雕塑本身构成了景框，而纽约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景框。在一个更深意义的框中，与之相呼应的是纽交所开市的钟声和苏富比夜场的落槌声。

　　“盲人肖像”介于直线型的曼哈顿街区和如画主义的中央公园之间，不远处是繁忙的纽约广场饭店(The Plaza Hotel)和365天24小时营业的苹果旗舰店，第五大道不眠不休的霓虹吸尽眼球，纽约客走到5米以内才意识到雕塑的存在。

　　这就是纽约，金钱与势利之都，要引人注目就不得不通体发光。这就是纽约，多元与文艺之都，即使你朴素也能有一席之地。

　　2000年以后，闯荡纽约的中国艺术家掀起返乡潮。

　　村上隆高喊：“要想成功必须在美国出名！”

　　金钱不眠、梦想不灭，纽约是淘金者的前哨、20世纪的首都。托马斯·沃尔夫这样描述纽约：“无论它多么可恶，想到它就想到一个自豪热情的美人：在那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理想彼岸是美国。2000年以后，他们又集体返乡。

　　很多艺术家当年赴美的路径是受邀赴美然后“黑下来”，除了“伯乐”(如激赏袁运生的波士顿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科恩夫人)赏识，并未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他们从画廊接订单，在街头卖画，睡在半地下室，甚至还有人遇袭丧命。在纽约，艺术是一道窄门。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他们回味了与纽约的各种爱恨纠葛。

　　1982年，陈丹青赴美“洋插队”，18年后回国，回忆起卖画讨生活的纽约生涯，他的体验是“我们都是望不到边的奴才”。

　　1986年，张伟到纽约参加“中国前卫艺术展”就此留下，他的美国生涯大半用来在时代广场画画以及争取街头权益。2005年，他搬回北京。

　　1985年和1989年两次赴美的何多苓最终放弃了到美国生活的想法。“在中国无论是穷还是怎样，至少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艺术家，但去了美国，没有商业上的成功，你就什么都不是。”

　　90年代中期离开纽约的王功新、林田苗夫妇也相信，“回国对艺术创作更有利”，“80年代末，从中国美术院校毕业的人在纽约就有五六百人，1/3在国内是大学教师，有的人在国内的职位还很高，很多人都不做艺术了”。

　　1993年，刘小东和喻红在纽约结婚。尽管“纽约是那么灿烂，中国的阳光却老是灰蒙蒙的”，他还是归心似箭。“我不是很喜欢在美国居住，所以待了一年，就特想家，想中国。我们俩就和当时还在喻红肚子里的红孩一起回国了。”

　　2000年，毛旭辉去了纽约，立刻就回中国了。“没有语言就没有自由。”他说。

　　2002年，杨千带着2万美元和10箱黑胶唱片回国，在北京从头开始，“我孑然一身回国，就像十几年前孑然一身去美国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

　　2008年，在美国顺风顺水的徐冰也放弃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离开纽约，回中央美院任教。“我回到中国，从中国的材料、环境和文化的上下文因素中，获取了新的灵感，创作了新的东西。”

　　纽约令大多数人失落而归，而北京却迎来了流行文化和消费市场的崛起。村上隆呐喊在中国需改写为：要想出名必须在北京成功！

　　占领纽约不如取代纽约。

　　现在，中国艺术家不再贸然地赤手空拳闯入纽约，他们不愿通过埃利斯岛(1892年至1943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盖上印记，更不需抛弃一切从头打拼。与去上市的马云和去买画的王中军一样，纽约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1994年，隋建国第一次出国，前往印度进行3个月交流。当时，新德里文化研究院的老板劝说他道：“你一定不要着急去美国，去太早了自己不够强壮，它会把你压倒，你应该先在亚洲，然后去欧洲，等有足够力量了再去美国。”

　　20年后，他经过了印度、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德国，终于来到纽约。如他所愿，并非借助私交融入某个小圈子，而是通过市场进入了艺术系统。

　　隋建国的中山装和恐龙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肉身”的一部分，是在欧洲双年展系统里形成的。而美国则给他新的机会，画廊和基金会合力让“盲人肖像”在纽约获得一席之地。艺术批评家苏磊说：“‘盲人肖像’登陆纽约第五大道的中央公园，在全球平台上昭示了中国文化圈个体的觉醒和大众时代的到来。”

　　而就作品本身而言，“盲人肖像”也摆脱了表面的“中国风”，展示了文化身体和自然泥土相互印记的开放形态。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我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这种做法还是很新鲜，无法形容是抽象还是具象，总之是很独特。”

　　纽约的力量感，不光来自资本的狂欢，还有文化的征服。它立起了抽象表现主义，使之变成世界主流，并将欧洲的权威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这条路正是中国未来要走的。

　　隋建国说：“我现在去世界舞台表演一把，并不算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得把全世界的艺术界人士请来，而且他们都愿意待在中国才算。北上广还是有这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