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怪炫丑绝非艺术正道

　　刘释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广州市美协常务理事、翁山诗书画院副院长)

　　近100年来人类对美的认知确实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以丑为美，以丑为荣的艺术行径大量充斥社会，整个社会的审美走向堕落！就说去年人到晚年的黄永玉所推出的《一十二景出恭图》，亦可谓丑态百出，公然挑战公众审美，连身在法国的林鸣岗也看不过眼，撰文批评说：“这并非是‘童心未泯’的创新，恰恰是名成利就的名人们过度自我膨胀的昏庸症，他为自己添了极为丑恶的一笔。”(见2014年6月18日中国新闻网林鸣岗《评黄永玉出恭图：一堆粪便值500万》)。

　　黄永玉是从传统道脉中一路走过来的艺术家，早期对中华民族传统抱以虔诚、谦虚的学习态度，在多种场合也以坚决捍卫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传统也给了他艺术生命的滋养，给了他一定的成就和名望，所谓饮水思源，他本应在捍卫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理念方面做出与名望相称的表率作用，却令人意外地走向了反传统、挑战传统、刻意颠覆传统伦理道德价值的一面，他甚至把一个粗鄙不堪、俗不可耐、挺起的“大阳具”的男人雕塑高高地树立在某地时代广场，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无独有偶，早期的石虎，他的《非洲写生》画集曾在中国画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著名画家周思聪当年也特别欣赏石虎，她不仅在1982年与石虎联袂办展，还为争取他的作品入选第6届全国美展而力排众议，甚至不惜辞去评委职务……1985年，石虎在《美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蛮梦》，对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和美术界日渐嚣张的崇洋媚外的歪风邪气、数祖忘典的歪门邪道进行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痛快淋漓的抨击和驳斥，在业界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1989年他移居到澳门后，他的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明显偏离了中国书画的“正宗”——呈现出一堆怪异、玄虚、颓猥的扭曲变形、不知所云的东西，什么“字思维”、“并置美学”、“直觉顿悟”等等，实际上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东西。另外一个典型则是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这位曾经以中国情怀描写苦难、伤痕、讴歌一种纯粹、朴素而又坚强的、创造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作品《父亲》的油画家，如今却“随心所欲”地净画些让人不明所以的东西，真真太欺负人了！

　　当然，这两人也许与黄永玉不同——他们都绝顶聪明，善于思考，不甘现状，具有创新精神。但在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市场追逐的渴望上，又与黄何等相似乃尔！自负、高傲、浮躁、传统底子薄，“炫丑”、“搞怪”、“扮酷”、“以丑为美”、荒唐草率，不负责任——这些，大抵可以作为他们近期艺术作品的标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意因，除了艺术家自身外，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吹鼓手”、“马屁精”成了帮凶、杀手，吹捧忽悠、无限拔高，无疑起到迷惑、催化的作用，像把罗中立后期作品赞叹为“立足于生活的体验，浸透真实的情感，同时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中，强化了身份和特色，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到散发着人性光辉的诗意化场景”，却对罗中立仅把民间艺术、乡土艺术和神话传说作生搬硬套式粗制滥造、无法以宽广博大、精深宏厚的文化修养加以提纯诗化，艺术家本人也成了受害者而不自知。

　　美术美术，首先要的是“美”！

　　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

　　好的艺术品，应该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是美的守护神而不是破坏者。从本质上而言，艺术是为了求得人对自然的精神超脱，是人类美好情感的表现，它是愉悦感官、陶冶情操和提升精神的。中国画在自古以来就不画砍头、流血的血腥场面，甚至不会描写那些所谓宏阔的战争场景，在画家们笔下，都是美好的景致，是美的召唤。

　　其实，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丑态更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都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我们可以容忍庸俗和浅薄，但是不能永远生活在庸俗和肤浅之中；我们可以容忍肤浅和无知，但是不能永远让人迷恋肤浅和无知。”(林鸣岗语)。

　　记得诗人范白兄在回忆已故中国书坛章草名家蒋士云先生时说到，这是一位恪守传统、与世无争、寂寞苦行的中华文化的忠实信徒，他一直隐在粤北山城，“沉着”是他的艺术写照。透过范白兄深情儒雅的叙述，我们似乎获得了这个时代最为难得的某种文化上“定力”，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说明艺术永远是一条寂寞之道！

　　而这条寂寞之道所带来的宁静与沉潜之力，则是让美能够在社会任何角落成为胜利者的不二通道！

　　(因版面所限，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