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策展人中摸索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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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叶永青先生约见，是个周六的下午，在他望京SOHO的工作室里。记者去时，他和一个年轻画家聊得正嗨，话题关于“涂鸦”。在很久以前，在书本里，在网络上，一直觉得叶永青像个传奇，他是艺术家，是策展人，做过画廊老板、餐厅老板，曾经将云南那块土地的艺术做得风生水起，各种角色转换自如。

　　关于“策展人”的身份，从他口中说来，自“展览”在中国刚刚兴起到今天，那一批艺术家、批评家，从热血沸腾各种折腾到今天沉淀下来，这个过程，仿佛是鲜活、生动的现当代艺术史。

　　展览、改变，犹如地火暗涌

　　1984年，许多的艺术家都奔赴在 “第六届全国美展”这条路上，都希望去参展、获奖。在此之前，前五届展览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尤其是第一届青年美展，产生了大批优秀的作品，包括叶先生周围同学的作品，呈现出一个艺术的春天。到第六届是一个全面的收缩，变得尤为保守，很多优秀艺术家的作品被淘汰，当时叶永青所在的四川美院几乎全军覆没，包括原来在全国美展上的常胜将军，如川美的程丛林，上海的俞晓夫，贾涤非、张晓刚及叶永青的作品也落选了，这样的状况反过来促使一代人的谋划和改变。“民间和原来的体制系统之外开始聚集另一种力量，就像地火在运行一样，大家希望做一些新的东西。”

　　1985年，那时的四川美院比较开放，“85新潮”已经开始萌动，四川美院做了一个“学生自选作品展”，参加这个展的主要是学生。当时出现很多受“达达主义”现代派影响的同学，直接就把皮鞋拿去挂着，或者直接以文字为作品，这是自我组织的契机。后来，叶永青与云南的张晓刚、毛旭辉、潘德海，贵州的陈肖玉等组织“西南的艺术研究群体”的活动。这阶段，叶永青将此称为“共同谋划”，因为当时并没有策展人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艺术，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开放的格局不复存在，整个氛围比较紧张。“我最初参与编辑和负责一份由台湾出资的杂志叫《艺术潮流》，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全国各地一些新的作品，特别是1989年后一些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些原来80年代的艺术家的创作开始有一些转向和新面貌，还出现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像方力均、刘炜等。”活跃在西南的叶永青、张晓刚、周春芽、王川、毛旭辉商量一起做个新的展览，想用展览来讨论当时的艺术和创作状态，期望的既不是政治波普的，又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另外一个状态。为了促成这样一个事，也为有一种批评与关注的语境，他们请批评家王林来负责展览的艺术批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家与批评家合作共同策展的先河，正是这个展览开启了几乎后来所有的艺术系统都会仿效的模式：艺术家、媒体、出资人、批评家的合作。

　　叶永青与丁方做《艺术潮流》这本杂志的时候，出了一期批评家专号，如皮道坚、栗宪庭、尹吉男等讨论当时的艺术现状。以及发起“批评家年度提名奖”活动，由十几个批评家：刘骁纯、水天中等共同来提名，来做展览。一个新的角色开始出现，即“批评家”。

　　在这之前，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广州双年展”，做得较大，当时想用市场来破局，也是由几个批评家来主导，讨论当年旨在针对文化破局的艺术市场。另外一个展览由张颂仁和栗宪庭在香港做的“后89的展览”，都是由批评家主导，这时仍然没有“策展人”这个称谓。

　　时代的逼迫，整个艺术环境的国际性变化，终于使得“策展人”这一角色破土而出。

　　家乡，打开四面八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深深的家乡情结，曾经想要去远方，去大的城市，到了远方，却又拼命怀念家乡，找着理由回去，却又发现再也回不去了”。如今在叶永青的口音里，已经听不出西南方言的味道，然而，根植于他血液中的家乡情结，从未消散。

　　那些年，叶永青全世界到处跑。1997年，他开始回到自己的家乡昆明，当时的昆明偏僻而闭塞，像一个遥远的尽头，沉寂得像一潭死水，安静得可怕。满怀热情的艺术家又怎么可能就此停顿下来，享受安逸和恬静！

　　“我得做些事让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当时因为我想回去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回到自己家乡做展览是一种自救，因为我不做，就没有别人做，就什么都没有，于是做了上河会馆。”上河会馆相当于一个客厅，有展厅，有咖啡吧，有饭店。就这样开始“张罗事”，一个创作者，又得像一个老板一样经营餐厅，同时做展览。他并不是想要做策展人，而是一不小心做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策展人就是连接各种关系的人，连接各种时间、各种资源、连接专业系统的关键的PUC关头，一个接口，打通各个关系。”叶永青今天说来，虽然语气平缓，但当初的挣扎矛盾却可见一斑。回顾过去：激情和野心，失败与困难，成就与辉煌，这些都曾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亲切相伴。

　　当时昆明有许多很好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永远都在自己的家里画画，永远都在和几个自己的朋友办画展，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和比较，也缺乏与外来艺术家作品放在一起分享的平台。于是上河会馆除了展出本地艺术家的作品，还带来了不同地方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如方力均、岳敏君、曾凡志、张晓刚等人的作品。很多人来到昆明，在一个小城市里看到许多不完全是这个城市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感到惊喜。就以此出发，这个最初展览的名字叫“打开四面八方”！

　　作为艺术创作者，叶永青有一两年的时间没画画，创作遭遇瓶颈。因为画不下去，于是到处乱跑，想去做点什么。这期间他做了很多的展览，有的是西方艺术家到中国来的展览，也做过日本像黑泽明的展览，做这些展览实际就是找一个事情做。很多人认为叶永青去做策展人了，但他还是每天都想画画。

　　叶永青一直希望以一种策划人或组织者的身份做一点资料和研究，讨论关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变化着的所谓“地方性”问题。他在贵阳做过一个双年展，在他看来，那是最困难的展，每天跟各种人打交道，喝大酒，喝一次就得到一些赞助，但有时喝完了根本找不到人。用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一个“口传和耳闻的四方”展览，来讨论西南的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这几个城市的艺术环境。 他认为西南的城市像口耳相传的城市，从草根起始发端，连接世界，但这种连接不是通过资讯来传播，而是通过肉身和生命来传播，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嘴，自己吃到的味道，自己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景象。这些地方有着自身的顽固性和原始性中发展出来的文化认知和艺术方式。

　　另一个展览叫《出云南记》，讨论云南的艺术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怎么样来面对世界，最后又怎么把世界的观念带回云南。叶永青认为艺术家最后是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才是他们的国度，而不局限于他们出生生活的地方。

　　“很多年过后，许多展览回顾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一直持续做各种展览，有的展览觉得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做了也就做了。后来连城市的规划的展览也去做，但一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就是‘地方性’，即这个地方怎么跟世界连接，这是我感兴趣的。故乡的状况对于我这种在世界上到处行走的人来说是不尽人意的，这就会激发出‘改变’的想法，其实展览就是用来讨论的，讨论地方和变化的关系。”

　　许是云南那片土地与外面的世界相差太远，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叶永青对“地方性”尤为敏锐。

　　2004年，叶永青离开昆明，拿定主意不再做策展人，来北京生活。2001年，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叶永青觉得中国当时无比的有希望，他想着“奥运会那么牛逼的舞台，2008年我一定要在北京当一个很好的观众。”来到北京后，正好遇上艺术市场的井喷，艺术市场开始飞快地膨胀、扩大，变成一场盛宴。于是他把相关资源介绍给重庆，因为重庆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一个地方必须要有一些职业策展人，我不是职业策展人，只是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比较敏感。当觉得周围不是你想要的，就想调整一下，做一个相对超出艺术家的公共的事情。”

　　许多年过去了，上河会馆已经不复存在，另一个空间“创库”还在。叶永青认为，这些“空间”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地方的人心，因为有这样一些展示，使得昆明一度变成艺术的重镇。但是这些东西又会过去，如今又被边缘化了，但本身会培养出一些人来，人心在，这些影响就无处不在。

　　未来的“趣味共同体”展览

　　现在的叶永青，更多的是回归到创作，偶尔也做展，今年他想做一个展览。这个展览仍然与“地方性”有关。近几年，他开始回到家乡——大理。他希望重新找一个创作和生活的地方，除了北京之外，多一个舞台。因为这几年所有的当代艺术都以北京为中心，这个中心像一个发动机，像一个能量聚集场。这个时候他想找另一些参照的东西，就是他的故乡大理。

　　回到大理后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身边聚集起一大批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包括音乐家、诗人、艺术家、电影导演等等从内地而来的新移民。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文化景观，使他非常惊喜非常惬意，但不知道这个景象会持续多久。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很单一地走一条路：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在大理却出现这样一个“逆城市化”的现象。很多人离开他们原来生活、工作的城市，用另外一种状态生活在大理这样一个乡村，他们给乡村注入新的改变，同时，地方又在改变他们自身。这就形成了文化共生的现象，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现代化的东西。 

　　每个人都带着他的身份、职业、资源来到这里，互相之间磨合，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共处，提供一个怎么样的价值观都是值得思索的，所以他想做一个展览，叫“趣味共同体”。这个展览涉及三十多个人，包括艺术家、音乐人、诗人、设计师、建筑师等，包括不同的部分：消失的风景，四方听音，留驻之诗，回到常识。“趣味共同体”试图讨论各自不同的新移民之间的身份和状态的转换。以及他们在一起形成的那一种“永不工作”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

　　“中国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做起事来都很讨厌，商人很贪婪，艺术家很琐碎，政治家很讨厌，但他们一闲下来又很有趣。我们展示这一部分可能性中具有的未来性，针对的是相对于这个‘趣味共同体’的今天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展示将于今年10月在杭州举行。展览相对来说很复杂，但同样是另一种讨论地方性和世界的关系。”

　　这几年叶永青也一直在支持做与策展相关的事情，如丽江的court，已经持续了几届，叫“丽江青年艺术节”，他希望做一个乡村艺术节。他认为乡村在中国是一个慢慢被抛弃的地方，是一个不太产出想象力和新的观念的地方。不过丽江恰好很适合，因为丽江依托的是旅游，外来的东西与本地文化融合在一起，既不是城市范的当代的，也不是走过场的摇滚演出，而是一个扎下根来像植物一样生长的综合性年轻化的亚文化艺术生态。

　　“所以我看起来在做许多事，实际在做一个事，就是想通过展览来讨论问题。”

　　探索、改变与情怀

　　在叶永青的朋友圈里，有一些过去信件的图片，其中关于展览的讨论不少。

　　巫鸿写给他的信中这样说道：在近日应邀访华撰写《中国绘画三千年》一书的过程中，我有幸参观了“北京西三环艺术文献(资料)展”，我感到这个展览创造了一种很好的形式，不但可以使现代艺术的信息更快地在国内流通，也可能使国外的美术研究者、画家、收藏家以及一些观众迅速地了解到中国当代美术发展……我也更希望这只是首次“艺术文献展”，随着这类展览的不断举行，中国现代美术将更快地参加到世界现代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也为世界当地艺术的创造和更新做出贡献……这封信写于1991年7月，繁体字，于笔墨间，看到最初策展人的探索。

　　高名潞的信件：经过初步准备，拟在今年7月15日至30日扎起北京举办一个各地青年群体交流联展。目前，场地已定。但是联展的组织、作品送选，特别是经费问题仍然没有落实下来。鉴于此，故请您或您所在的群体(地区)派一位代表来京……信件落款87.3.9。

　　栗宪庭：我将主持一大型现代展，第一站香港，第二站澳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三站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1993年元月先在香港开幕。但要在1992年五月前集中作品，因要出版大型画册……此信可复制或转告大毛，但不要太扩散，我怕我应付不了那么多要求参展的人。

　　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怀着一颗颗跳动的心来“张罗”种种的事，与各路人打交道，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希望为中国的艺术做点事，用激情、情怀来策展，每一个完美或不完美的展览，都付出了莫大的心血。

　　中国的策展人，在今天饱受诟病，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信件，会不会莫名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