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瓷器成因考

    宋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制瓷工艺打破了唐代那种主要以“南青北白”为特征的局面，各种工艺特色的瓷窑密布与大江南北，而且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封建宫廷的瓷窑--官窑，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

    所谓官窑，宋代叶寞《坦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目官窑”。所谓“京师自置窑烧造”，就是官府设立瓷窑，烧造自己使用的瓷器。在这里，所谓的官府就是朝廷，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皇室。

    就宋代官窑瓷器而言。其制品非但不属于商品，而且一般模仿青铜礼器，其功用也与日常生活使用器具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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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官窑瓷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长期的“贡瓷”历史。所谓“贡瓷”就是宫廷或皇室在需用瓷器的时候。去民窑选择工艺条件较好瓷窑烧制，所产生的制品称为“贡瓷”。如童兆良《贡瓷概论》中说：“1977年，慈溪上林湖农民在吴家溪平整土地时发现唐代越窑青瓷墓志罐一件，罐体刻：‘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此外，《余姚县志》中说：“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所谓“置官监窑”就是朝廷选择制瓷条件较好的瓷窑，派官员去监督供奉瓷器的烧造。

    五代时，吴越小朝廷为讨好中原君主，而把越窑瓷器作为贡品供奉。如宋人赵德鳞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从晚唐、五代到宋代官窑建立之前，北方的耀州窑、定窑得到很大发展，并且逐步代替了原来越窑和邢窑的地位，为宫廷烧制“贡瓷”。而耀州窑瓷器受越窑瓷器工艺的影响较大，定窑瓷器则颇受邢窑瓷器工艺的影响。显然宫廷用瓷是要使这两窑的瓷器尽量模仿越窑和邢窑制瓷工艺，以使在越窑和邢窑衰落以后，宫廷用瓷仍然保持原有的特色。但是“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尽管耀帅1窑和定窑极力保持宫廷用瓷的规格，但是由于其本身工艺的缺陷，逐渐在汝窑瓷器面前处于下风。以致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略去了耀州窑和定窑瓷器，把汝窑青瓷作为越窑贡窑青瓷的直接继承者。

    宋代周焊《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为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由此可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贡瓷的发展，汝窑贡瓷逐渐代替了它窑，成为一窑独大。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若设立官窑，自然应该是在
汝窑。

    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讲“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它不是单纯地显示越窑贡瓷到汝窑贡瓷的过程，而反映的是越窑贡瓷到汝官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示了汝官窑瓷器与越窑贡瓷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工艺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这是宋代为什么会出现官窑瓷器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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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所谓越窑贡瓷在唐代，主要体现在中唐的秘色瓷上。而秘色瓷作为贡瓷在历史上虽不能简单地说是最早出现的贡瓷实例，但却是最早被大力渲染的，这是为什么呢？若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中唐时的社会发展，文化体系的发展，也必须弄清秘色瓷在这其中的微妙作用。

    中唐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是社会却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只是是唐代社会自身的危机，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发展的整体性危机，因而其深刻程度不言而喻。在这种局面下，封建统治者在加强专制的同时，沉湎于密教修持。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后。展示了数不尽的佛教宝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宝物有十分鲜明的密教色彩。这些宝物中有特殊的佛供养器--茶具，其中便有越窑青瓷茶盏，被称为“秘色瓷”。所谓“秘色”，不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秘密的色调，即秘不示人的色调，而是一种特定的秘密的涵义，即秘密教的色调。因为密教的全称为秘密教，因而密教的“密”与秘色瓷的“秘”是相通的。

    从另一方面讲，社会陷于危机状态，封建统治者加强专制，必然会对士大夫进行压制，使士大夫沉湎于“隐逸文化”，饮茶则是隐逸文化的方式之一，饮茶还包括欣赏茶具，当时越窑的青瓷茶盏，被陆羽《茶经》评为饮茶的最佳器具。

    封建统治者对于士大夫具有绝对的制约，却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拉住士大夫。使之不致于远离自己；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解体，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士大夫既依附于皇权，又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越窑茶盏，已经不仅仅属于陶瓷工艺的范畴。由于它具有益于饮茶的特殊功能，因而它与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倾向就显得密不可分。而它作为贡品供奉宫廷，供养于法门寺地宫，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封建政治对士大夫阶层建立联系，既对其进行制约，又调和社会矛盾的象征特性，其根本就是对当时的封建社会实现专制统治，保证封建制度的延续。

    以上论述表明，一方面秘色瓷具有通秘密教的涵义，不是一种秘不示人或特殊色调的瓷器，另一方面表明它与士大夫的精神意趣息息相关。因此士大夫不仅知道有秘色瓷，而且知道秘色瓷的供养与自身的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士大夫对秘色瓷尽情咏诵的诗词。

    如陆龟蒙《秘色越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又如徐夤《贡余秘色茶盏》：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

    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哪堪中十分。

    此外，皮日休、施肩吾、许浑都写下咏诵越窑茶具的诗句，反映出对自身精神趣味和对君王迫切的期待。

    由于秘色瓷在中唐扮演了封建文化体系危机符号的角色，因而它比一般的供奉官府的瓷器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而也就更为社会所重视，并且由此带起社会对瓷器的重视。

    如前述宋人赵德鳞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秘色瓷瓷唐代已有，并非秘不示人，作为一种供奉物，毕竟具有特殊的地位。虽引文中明述这是一种传说，但是它无形中把秘色瓷的概念推而广之，从而提高了秘色瓷乃至瓷器的地位，也同时提高了中唐时秘色瓷的意味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由于具有了这一点，当宋代文化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为了将自己与士大夫的生活融为一体，共同弘扬儒家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秩序时，才会以瓷器作为纽带和凭借物。

    宋代设立官窑，专门生产供皇室使用的瓷器。而皇室使用瓷器，是秉承中唐时期瓷器作为皇权与士大夫精神纽带的作用，皇权祈祷皇权与士大夫一起共同为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秩序而服务的器物。由于有了这两层意义，《宣和博古图》上所列青铜礼器不计其数，却被弃置不用，而以瓷器模仿之。

    宋代官窑瓷器，大多是仿制古代青铜器的制品。如窑樽（图1）、汝窑（图2）、香炉等；郊坛官窑有炉、觚、盘口瓶（图3）、贯耳瓶（图4）、贯耳方瓶、洗口瓶（图5）、香炉等；哥窑有三足炉（图6）、鱼耳炉（图7）、贯耳瓶（图8）、贯耳六方瓶（图9）、双耳乳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钧窑有出戟尊（图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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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器物分为两类：一类为祭祀用器，一类为陈设用器。

    从祭祀的角度讲，郊坛官窑的祭祀用器较为典型。

    如《礼记》中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

    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宋代张载《经学理窟》中说：“夫祭者必是正统相承，然后祭礼正，有所统属。⋯⋯⋯礼于亲竦远近，则礼自有烦简，或月祭之，或享尝乃止。”宋代朱熹《中庸章句》中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稀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

    《宋史》中说：“建炎二年，高宗至扬州，庶事草创，筑坛于州南门内江都县之东南，诏东京所属官吏奉祭器、大乐、仪仗、法物赴行在所。绍兴十三年，太常寺言：‘国朝圆坛在国之东南，坛侧建青城斋宫，以备郊宿。今宜于临安府行宫东南修建。”’

    《咸淳临安志》中说：“设祭器九干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干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从陈设的角度看，宋代官窑瓷器就是把祭祀用器的理念推而广之，使之在宫廷的日常生活中展现“礼”的功能，它们与《宣和博古图》中所展现的青铜礼器一道，共同体现宋人对于礼制的观念。

    如宋代张载《正蒙》中说：“礼器则藏诸身，用无不利。礼运云者，语其达也；礼器云者，语其成也。达与成，体与用之道，合体与用，大人之事备矣。”“‘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直斯清，挠斯昏，和斯利，乐斯安。”如宋代邵雍《观物篇》说：“仲尼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
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口宋代朱熹《论语集注》中说：“礼，谓制度品节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

    中唐特定的历史条件催发了秘色瓷的出现，而中唐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隐”文化，则在宋代受到特别推崇。如中唐时自居易说：“大隐住朝示，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如宋代周行己《朱廷隐字大隐序》中：“盖尝闻隐之说矣，有所谓大隐者，有所谓小隐者。所谓大隐者，非谓隐其身而弗见也；隐于朝，假其位以行其道者也。”

    所谓“隐逸”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大夫远离封建统治的中心，以归隐自得的方式体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隐逸文化自魏晋南北朝形成趋向后，在中唐得到进一步强化，秘色瓷就是这种强化的结果。至宋代，伴随理学的出现和发展，隐逸文化极
大发展，甚至令帝王也神往不已。

    理学是应封建文化体系的危机而产生的，其主要命题有“理一分殊”和“孔颜乐处”，两相结合，即为“格物穷理”，即通过格物来服务皇权至尊的“天理”，因而把皇权和士大夫联系在一起，帝王迷恋士大夫的精神意趣也是缘出于此。中唐以后，士大夫格物成癖逐渐形成热潮，对于商周古铜器的集录达到炽盛的程度。集录商周铜器，是通过理学“物物皆有理”的思想来维护封建皇权的至尊．所集录之物是商周青铜礼器，从而体现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通过商周尊卑有序的统治秩序，来实现宋代统治秩序牢固和完整，使社会有序运转，繁荣兴旺。而瓷质礼器的出现则是适应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皇权与士大夫相协调的隐逸文化发展的需要。

    如宋代周敦颐《通书》中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由此可见在宋代，礼制观念和理学观念已经融为一体。

    从上可知，官窑瓷器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体系发展到宋代，皇权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在精神领域进行深入建设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单纯的贡瓷已经不能满足皇权追求与士大夫相协调的需要，已经不能满足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封建文化体系发展的需要。而官窑瓷器的出现则是皇权与士大夫的关系加强、社会伦理观念的强化、理学的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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