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陶器研究述评

     顾名思义，在烧制成功的陶器上用颜料涂色绘画，这类陶器即彩绘陶器。其可以是单彩描绘涂色，也可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色彩复合描绘，色彩有红、白、黄、黑、橙、蓝、青等。陶质一般为泥胎，胎色主要是灰、褐二色，个别呈红胎。有者直接在陶胎上进行描绘，亦有先施一层陶衣，然后再进行绘画。陶衣颜色主要有黑、白、黄、赭等。纹饰简单者仅几笔勾勒，复杂者则满绘器身，从传统的几何形图案，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以及人物、动植物等都可以成为彩绘陶器的装饰题材。其种类繁多，从鼎、盒、壶、钫仿铜陶礼器，到罐、仓、盆、樽、豆、案、盘、耳杯、勺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人物俑、动物模型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彩绘装饰。在烧好的陶器表面施彩绘画不必考虑高温造成的色差及色变，能够使工匠更好的发挥其技艺及想象力，因此彩绘陶器往往色彩丰富、艳丽，图案装饰饱满，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但也正因是在烧制好的陶器上进行绘画，其后不再进行二次烧制，因此颜料与胎体结合的牢固性较差，诸多因素如潮湿、刮削、刷洗等都可能引起脱落，因而此类陶器只能是作为明器随葬于墓葬中，并不能作为实用器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彩绘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有出土，春秋、战国时期一直作为墓葬的重要随葬器类，进入西汉，彩绘陶器更是流行于全国，成为汉代墓葬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湖北等地区的战国秦汉墓中均出土有大量的彩绘陶器。这大批的彩绘陶器不仅时间跨度大、数量众多，而且颜色艳丽、装饰华丽、纹饰丰富，代表了当时陶器装饰的最高水平。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彩绘陶器确不够重视，多数仅停留在对典型器物的描述、陶器的装饰工艺以及美术史的研究上，甚少有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当时的陶瓷工艺水平、绘画及美术艺术、人们的审美情趣及丧葬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       推荐阅读：彩陶花纹当即与华夏有关       学术界对彩绘陶器的关注较早，在早期的发掘报告中，如《洛阳烧沟汉墓》即在陶器一章的纹饰一节对彩绘陶器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①。       然而将彩绘陶器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分析的则出现较晚，在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彩陶与彩绘陶器》②，虽其研究重点在彩陶上，但将彩绘陶器作为一类陶器来描述，仍有一定的价值。此后不断有此方面的成果发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彩绘陶器的概念、出现及流行时间、流行地域。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③，冯先铭编《中国陶瓷图典》④、《中国陶瓷》⑤等，对上述问题进行过简略的论述。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和冯先铭编《中国陶瓷》，在论述汉代彩绘陶器时分地域来介绍，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不同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差异。       2、彩绘陶器的器类、纹饰、用色及色彩配置、装饰艺术。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之夏商周卷及秦汉卷除了对战国秦汉彩绘陶器的器类、流行地域、用途简单介绍外，重点论述了陶器彩绘的流行纹样、用色、图案布局、装饰风格等⑥。《西安龙首原汉墓》⑦、《白鹿原汉墓》⑧、《长安汉墓》⑨三本汉墓发掘报告，分别对西安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流行时间、器型、纹样特点、用色及装饰手法等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另外陈彦堂[10]、辛革、郭画晓[11]、李建兴、罗火金[12]等也有相关方面的论述。       3、彩绘陶器的地域风格、时代特征。刘兰华、张柏对战国、汉代彩绘陶器的时代、地域进行研究，最后总结出“战国、两汉时期彩绘陶分布范围广泛，彩绘风格各异”，“显示了彩绘陶的地域性不同，但是他们又共同体现了相同的时代风格，寓不同于相同之中”，并分析了汉代彩绘陶兴盛的原因[13]。张春媚则对河南新乡出土汉代彩绘陶器纹饰进行分类，且对每类纹饰的流行时间、装饰部位及演变规律进行讨论，分析总结新乡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器类、装饰工艺、绘画技法及图案布局特点[14]。郭画晓亦从数量、器类、用色、彩绘风格等方面总结了洛阳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特点[15]。       4、陶器彩绘成分分析及保护。夏寅、吴双成、容波、兰德省、杨玉璋、张居中、王景勇、周双林等，分别对山东危山汉墓、咸阳地区、安徽“钟离君柏” 墓及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彩绘陶器的颜料进行研究和分析；而邱国彬、李书谦、崔松林、张月峰等，则着重讨论彩绘陶器的科学保护方法及实施步骤。       此外，有的专书对典型彩绘陶器进行概括性描述。如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夏商周春秋战国》、《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秦汉》，均对战国、秦汉时期典型彩绘陶的器形、纹饰进行描述。《洛阳古代陶瓷纹样》则对洛阳地区所出东周、汉唐彩绘陶器进行描述，并附有清晰的彩图。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彩绘陶器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尤其是彩绘陶颜料成份分析及保护进展明显，但仍存在若干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       1、尚未严格使用考古学方法，对考古出土的彩绘陶器及其纹样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彩绘陶器的演变规律以及不同地区的彩绘陶器的风格、特点，情况尚不清楚。       2、未将彩绘陶器与同时期漆器、釉陶等不同材质上的纹饰进行对比，以探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彼此影响、相互替代的关系。       3、虽然对彩绘陶器颜料成份问题有所涉及，但未探讨彩绘陶器的生产、流通以及所用颜料的来源问题。       4、随葬陶器的数量、种类，是否与性别及墓主身份等级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彩绘陶器的渊源和流变，以及彩绘陶器盛衰的原因等问题，亦值得进一步探讨。

    固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收集此方面的资料，充实自己的知识体系，主要用类型学和比较两种考古学常用方法，对以上彩绘陶器研究上的缺环作尝试性研究，以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鉴赏：       彩陶几何纹双系壶（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       彩陶钵       注解：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49-153页。       ②张孝光编：《彩陶与彩绘陶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17-150页。       ③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87-89、97-98、107-114页。       ④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40、91页。       ⑤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63页。       ⑥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夏商周卷》，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第247—248页。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秦汉卷》，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第255-256、402-405页。       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鹿原汉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⑧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o4年，第780-781页。       ⑩陈彦堂、辛革：《河南济源桐花沟出土的汉代彩绘陶》，《东南文化》2000年第8期。       [11]郭画晓：《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艺术》，《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12]李建兴、罗火金：《济源蓼坞汉墓山水鱼鹤陶盆的艺术特色》，《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       [13]刘兰华、张柏：《中国古代陶瓷纹饰》(中国文博系列丛书)，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85-91页。       [14]张春媚：《新乡汉代彩绘陶器纹饰赏析》，《收藏》2004年第6期。       [15]郭画晓：《洛阳汉代彩绘陶器赏析》，《东南文化》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