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涵义的诠释

　　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当这些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好坏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秘色”一名最早出现于晚唐，遗憾的是陆龟蒙以及徐夤的诗都只是用比喻、跨张的笔触对“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义。由于吴越钱氏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义。赵令畤的《侯鲭录》在记录民间关于“秘色瓷”的传说后，引用了陆龟蒙的诗，借以说明“唐时已有秘色瓷，非自钱氏始”。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垣斋笔衡》、嘉泰《会稽志》等书，均持相同看法。扶风法门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窑墓志罐上“贡窑”的铭文，为宋代的那场争论画上了句号。然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明清时，关于“秘色”涵义的辨论迭起。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窑世宗时始进御云”。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至语云，金棱含实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谈及“秘色瓷”时指出：“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后又记述道：“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秘，则徐夤秘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尝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秘耶？《肆考》又载，秘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综观各种记载，关于“秘色”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１）“秘色”为“秘密之色”；（２）“秘色”为瓷器的名称或越窑青瓷的颜色。

    关于“秘色”的解释，与客观情况相悖。首先，现已查明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广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虽在官方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但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其性质属民窑，故无“秘密”可言。其次，从古文献的描述和出土实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句“陶盛行我得贡吾君”表明，瓷器出窑时，在挑选出进贡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资料证实，除了钱氏贵族墓随葬的灯、熏炉、罂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类型的“秘色瓷”不仅行销南北各地，而且还从海路运往亚、非各国。近年来，在彭湖岛发现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这为“秘色瓷”的外销，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宏观上讲，将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贸易，是吴越钱氏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可见“秘密”亦无从谈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拥有的日常用品，骚人墨客曾用大量诗文加以赞美。南龟蒙的诗在越器前标“秘色”二字，又说它是越窑所产，这说明“秘色”只是一个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如果说这种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属于“秘密”之物，那岂不违反逻辑？

　　看来，“秘色”只能是指越瓷精品的颜色。究竟是何颜色？古人并没有交待清楚。最近，有人认为“秘色”是指香草之色。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秘”为香草之说，本于明人杨慎的《转注古音略》，该书云：“秘，蒲结切，香草也。”从《集韵》的记载看，“秘”与“（‘黍’和‘必’相连成一个字”）有时可通用。而“（‘黍’和‘必’相连的一个字）”在宋代字书中解释是“馨香”。此字又可写作“（‘香’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在古文献中，“（‘香’和‘必’相连成一个字）”也是指一种香气。显然，将香气附会成“香草”，只是明代有的臆测而已，不足为据。第二，倘若“秘”为香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处于生长阶段的植物的颜色必定是恒定的，那么，当时的人将香草的颜色比作“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以及“类玉”、“类冰”等，就显得不可思义了。第三，出土的“秘色瓷”有青绿、青黄、青灰等不同的色阶，这是香草单一的颜色所不能形容的。再说，香草并不是随处可见的，即使可见，也无非是枯槁的熏香用料，人们绝不可能把青莹如玉的瓷器跟它联系在一起。更可况杨慎释成的这种“香草”，是无法在自然界中印证的抽象事物呢？第四，关于“秘色”的争论，早在北宋就已激烈地展开，北宋距“秘色”一名出现的唐代很近，“秘”字如果可以释为“香草”，宋人不会不知。第五，《景德镇陶录》在谈到“秘色”时说：“秘色古作秘色”。查阅古人有关“秘色”的记载，“秘”多作“（‘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字早在汉以前就已出现，而“秘”字的出现则晚得多，当为“（‘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的俗写或误写。既然“（‘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字以“礻”为形旁，“香草”之义便自然不存在了。由此可见，“秘色”为“香草之色”的观点是错误的。

    《说文解字》云：“（‘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神也。从礻，必声。“古代”（‘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字又有“希奇”之意。因此，单从字面上看，“秘色”应理解为“神奇之色”。但最初“秘色”当“碧色”。《山海经》记载：“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郭璞注：“碧亦玉类也。”可见，碧是一种青绿色的玉。“碧”与“秘”古音相同，当越窑烧制出碧玉般的瓷器并销往各地时，令人惊叹不已，以为神奇，因而讹写为“秘色”，同时，越窑精品生产的历史又总是与越瓷进贡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故后人以“秘”为“秘密”之意，也就很自然了。于是“秘色”的本来面目就被世人的讹传和附会掩盖了。然而，古人亦不乏对此怀疑者，如：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写《新唐书》时，回避了“秘色”一名，而将越州所贡的称为“瓷器”。元代脱脱等人在编写《宋史》时，也对“秘色”一名持审慎态度，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金银釦器”、“越器”、“金釦越器”、“ 釦金瓷器”。到了明、清，人们在谈论青瓷的釉色时，每每无意地触及“秘色”的真实涵义。这对揭示“秘色”的本来面目大有裨益。

　　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叙述“秘色”时说：“秘色窑，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缥”字的古义为青绿而光亮的色泽，这就是说，越窑“秘色瓷”具有碧玉的质感。该书在谈到其他窑口的青瓷时，也常用“碧”字作比喻，例如：“……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湖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碧色，……”碧是分布较广的一种青色玉石，有由浅到深的许多色阶，用它制成的玉器，青莹滋润，典雅华贵，颇受世人喜爱。而历代青瓷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碧色”之美。宋代那场关于“秘色”的争论，虽未解开“秘色”之谜，欲使“秘色”所指之物在人们头脑中更为清晰，因而使“秘色”的概念不断扩大。北宋重和元年（１１１８年），平江（今苏州）一座大墓被村民盗挖，“有一秘色香炉，其中灰炭尚存焉，诸卒争取破之。”此墓残碑中有“中平年”字样，宋人考证为东汉晚期孙策之墓。很显然，在宋人眼里，“秘色”已无时空限制。因此，凡是具有碧玉质感的青瓷均被称作“秘色”。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这是龙泉窑青瓷被称为“秘色”之明证。耀州窑青瓷，在宋代被称作“越器”，就是因为它具有与越窑“秘色”相同的釉色。北宋汝窑所创的石灰碱釉青瓷，釉层丰润，宝光内蕴，金人赵秉文《汝瓷酒尊》诗不仅称之为“秘色”，而且用“碧玉”来形容它的色泽。由此可知，《景德镇陶录》将官窑、内窑、哥窑等青瓷的釉色称为“淡碧色”，是早有先例的。此外，广东出产的青瓷，亦曾被称作“南越秘色磁”。就连高丽（朝鲜半岛）受"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影响而生产的青瓷，也被誉为"高丽秘色”。

　　事实证明，诞生于越窑的“秘色”，并没有因越窑的倒闭而消亡，而是在各地窑匠的刻意追求中经久不衰。在晚唐到北宋的近三个世纪中，“秘色”的概念从清晰到模糊，又从模糊到清晰。所谓模糊，就是对“秘色”本义的曲解，而后来的清晰，则是在对碧玉般青瓷的认识上，重新赋予了“秘色”以正确的涵义——“秘色”事实上已成为“碧色”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