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东博物馆藏两件同治粉彩瓷的解读

　　胡秋莉  张金平  阮浩

　　山东博物馆馆藏瓷器中有两件同治瓷，一件为粉彩盘，盘上所绘的人物故事和落款的意思均不明确，另一件为粉彩大瓶，瓶身绘画内容为禁用题材。笔者在整理这两件瓷器时，对上述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同时通过对这两件瓷器上人物画进行比较，发现当时的瓷器人物绘画有一些特定的模式画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阐述。

　　粉彩瓷盘高8.2厘米，口径17.3厘米，底径10.5厘米。原名“同治粉彩刀马人物盘”，外壁绘四只红彩蝙蝠，内壁绘刀马人物故事图(图1、2)，具体故事名称不明。盘内具体绘画为：一段之字折墙，墙内有一手持拂尘的老者僧人和一年轻书生凭墙俯视墙外，外墙下有一虬髯凶悍的骑马人带领两个手持刀盾和一个手举“孙”字旗的士兵，其中一盾牌上有一清晰的“王”字。骑马者头仰向墙内两人，同时一手上举，一手握刀于腰间，持旗的士兵摇旗高举，另两士兵举盾挥刀，头也都仰对墙内二人。整个场景很明显是骑马者带领士兵在与年轻书生和老者进行某种对话。笔者认为此盘所绘内容与元杂剧大家王实甫《西厢记》中叛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逼婚崔莺莺，张生和寺内的僧人用缓兵之计与之周旋的情节十分吻合。虬髯凶悍的骑马人应为叛军首领孙飞虎，士兵所举“孙”字旗应为他的旗号，“王”字盾是对他反叛称王之事的暗示，手持折扇的年轻书生即为张君瑞。因此，瓷盘的绘画题材应为元杂剧《西厢记》中孙飞虎普救寺逼婚。此盘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其底款难以理解，盘底落款为红彩双框“元记图款”四字篆书款(图4)。按常见的“xx年制”、堂名款、作坊款、人名款、吉语款等都理解不通。此款显然不是表时代、名号、地点、人名意义，笔者认为此盘的落款需要与盘子所画故事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首先，落款句读应为“元/记图款”，“元”指元朝，并且是指盘子所绘的人物故事是元朝，而不是盘子的制作年代是元朝，这样就与《西厢记》故事成书于元代相吻合。“记图款”的“记”是记录之意，“图”即图画，具体指盘子上所画的图画，“款”即是落款，整体意思是记录元代图画故事作落款之意。落款显然是针对盘子所画的人物故事图而言，是以款说画，与常见的落款表意方式大不相同。

图1 盘正面 图2 盘背面 图3 张生及老僧 图4 底款 图5 举“王”字盾兵和举旗士兵 图6 挥刀举盾士兵

　　另一件是本馆所藏同治粉彩水浒人物瓶，该瓶形体巨大，通高81.8厘米，口径26厘米，腹径37.2厘米，底径24厘米。瓶体厚重，颈部有接痕，胎质不够紧致。瓶子颈、身通体式布置场景，并由建筑的墙体和附近的松石将场景分隔成两大部分。肩部各挂有“剿灭奸党”和“替天行道”两面旗子。其中一场景在肩处由房檐自然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部绘公孙胜等六人，下部绘忠义堂场景，宋江高坐主桌之上，其下左右各列两队水浒人物。另一部分自瓶颈及下部瓶身通绘众多水浒人物，手持兵器作练兵状。瓶身共绘108人，每人腰部位置留白注姓名。(图7、8、9、10、13、17)这种以水浒为题材，满绘水浒人物和其起义口号的瓷器，在清早中期因《水浒》属禁书的缘故在瓷器上很少见到。即使到同治年间，《水浒》仍属禁书行列，如同治七年，丁日昌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根据皇帝授意查禁淫词小说，并颁布通敕令：“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仁侠。而愚名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禁毁，流毒伊于胡底。”[1]同治年间社会动荡，各种动乱不断，例如从咸丰年间延续到同治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鹤山动乱，同治朝发生的甘肃回乱等，都使政府对这类宣扬作乱起义的题材持鲜明禁止态度。因此这件大瓶，在题材的选用上就有一定的突破性，它反映了国家对制瓷业控制力的下降。同治十三年江西巡抚李坤在奏折中说：“咸丰时官窑厂被毁，同治时因兵燹，从前各匠类皆流之，现在工匠具后学新手，选作法度诸多失质……”。[2]  景德镇御窑厂的烧瓷质量尚且不能保障，更难以顾及对各地瓷窑题材的监管，这种以往禁忌的题材才能出现在瓷画上。

图7 瓶全景之一 图8 全景之一“忠义堂”细部 图9 瓶全景之二 图10 全景之二练武图 图11 人物细部图 图12 人物细部图 图13 替天行道口号

　　这两件同治粉彩瓷在人物画法和色彩的运用上又有典型的同治朝瓷器特征。人物鼻子，喜欢用长勾线，这是受咸丰朝的影响，“绘人物图案者，除少量精细品外，大多形象生硬，尤其面部鼻骨高直隆起有勾。这种特殊夸张的手法，是咸丰朝的典型时代特征。同治时期亦受其影响。”[3]人物的眼、嘴、脸型的表现上也有诸多共同特征。眼睛通常是上挑的橄榄形，嘴用一弧线和一撇点表示上下唇，文秀有余而英气不足，脸以长圆形居多。这种五官的画法，使盘子和大瓶上的多数人物表情呈现出喜态，与故事情节所应渲染的气氛或人物个性不尽相符。如盘子所绘的逼婚情形，人物动作呈威吓状，士兵踮脚、弓腿纵身、挥刀举盾，但脸上却露出笑意(图5、6)，与自身所作的威吓的动作矛盾，而张生和老僧面对威逼时的表情也是“喜眉笑眼”(图3)，也与实情不符合。同样，大瓶上的人物表现也有同样的缺点，例如郭盛、徐宁、陈达、李立、燕顺、宋清、鲍旭、李立等人物都是这种面带笑意的表情(图11、12、14、15、16)。这都与上述那种模式化的五官表现手法不无关系。在色彩运用上，盘和瓶的松树所用绿彩颜色深重，呈深翠色，大瓶上的粉彩显得腻滞，这些也是同治粉彩瓷器的典型特征。盘的胎质细白坚致、制作规整、釉面平滑、绘画工整，盘壁呈瓣式，描金口，落款工整，粉彩用色也较鲜亮，从工艺和胎质上看应为官窑产品。而大瓶则胎体厚重、胎质较为疏松，人名标注出现多处错误，如：林冲写成林中、鲍旭写成鲍九、李立写成李交等(图14、15、16)，推测应为民窑产品。

图14 鲍旭别字 图15 林冲别字 图16 李立别字 图17 “剿灭奸党”口号

　　本馆所藏这两件同治粉彩瓷，在落款、题材选取、人物绘画特征方面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地方。文中谈到的那件粉彩小盘，在同治朝瓷器中，从胎质、绘画、做工上看也算精美之作。尤其是瓷器上人物画的特征，笔者在参与本馆库房器物整理时，常见于同治朝的瓷器人物画上，在观察同治朝瓷器时，或可参考一二。

　　注释：

　　[1]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142

　　[2]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清代部分》［M］。香港：中华书局[微博]，1988年.P159

　　[3]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清代部分》［M］。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