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拍卖中国》：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首儿歌

　　选自：吴树[微博] 《谁在拍卖中国》 第四章 流亡帝国的自豪与困惑

　　“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一首儿歌

　　我们这个民族在很多时候，喜爱单一地依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和善恶标准判断世界，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地为这种自以为是的“善良”付出惨痛的代价。

　　自本世纪初开始，上帝将一只红色的绣球抛向东方。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刚从烂泥坑里脱胎而出的中国经济地位凸起，快速从早期的资本积累过渡到初步繁荣，显示出勃勃生机。繁荣的资本市场就像一堆香味四溢的肉，资本家则是绕着肉堆转圈儿的狼。在中国经济崛起后，一些国际知名拍卖公司纷纷调整战略，将目光紧紧盯住一起步就热气腾腾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佳士得[微博]与苏富比[微博]这两艘国际拍卖航母，更是迅速从日本海调转船头，争先恐后地驶入香港，为他们进军中国大陆建立起稳固的桥头堡。从此，在这两大国际拍行具有战略眼光的强力运作下，中国大陆的文物市场迅速膨胀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古董聚散地，中国文物在国际拍卖场上也是异军突起，不时爆出天价新闻。国际拍场上的天价效应，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富豪阶级的艺术品投资热情。

　　难道这世界真的在一夜之间翻了个儿？傲慢了十几个世纪的西方人真的开始对东方文化顶礼膜拜？圆明园纵火犯的后裔对他们上辈制造的焦土和废墟，真的怀上了敬畏之心？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一首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记得在有一年国庆晚会上，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国的多肤色儿童，用各国语言天真无邪地同唱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那时节，国门未出的、年轻的我还真以为咱们的天安门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咱们的毛主席就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后来，当我终于看明白了高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另外一幅巨型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我才恍然大悟：然来《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一首儿歌，那幅火药味儿极浓的标语口号才是大人们正在干的“正经活儿”！

　　中国文物天价现象的出现说明什么？中国文物在现实世界中究竟占据什么地位？对此，我们不妨冷静地进行一番探讨和分析。

　　至今已有107年历史的《艺术新闻》杂志，是美国一家影响极大的艺术类杂志，几十万固定读者群遍布全球123个国家。从1991年开始，该杂志每年一度评选出本年度的全球顶级收藏家200强，此活动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艺术市场人士的认同。翻阅这项评选记录，记者发现：10余年来，这张普查遍及各大洲的榜单中，80%以上的上榜者都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其余大部分席位是南美人和加拿大人，极少见到亚洲人的身影，一些天价中国文物的收藏者及中国内地藏家更是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入选名单之外。同样，在200强收藏大亨们的藏品当中，也没有一件跟中国文物或艺术品搭得上界。

　　何至如此？是杂志社统计上的失误还是种族偏见？但求证后发现这两点都不存在，一是纵使一年统计失误也不至于年年都失误；二是天价中国文物的收藏者尽管主要为黄皮肤的中国人，但也有白皮肤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如《鬼谷子下山图罐》的收藏者不就据称是美国人吗？ 

　　看起来，正确答案只有两种：一是该杂志不承认佳士得的此项成交记录，二是西方收藏家并不看好中国的天价拍品。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收藏家刘銮雄虽然有幸当选200强，但他的入选藏品——2006年以173.6万美元的价格拍得一张丝网印制《毛泽东肖像》——创作者却并非中国人，而是西方艺术家安迪·沃霍。

　　当然，单凭一家杂志社的某项评选结果，就对中国文物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作出某种判断，显然有失偏颇。为了真实地了解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国际拍卖会上屡创天价的元明清瓷器的总体评价，记者先后对十几位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但都有着收藏中国文物经历的“老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采访。

　　■ “中国瓷器我只卖不藏”

　　时间：2008年秋天。

　　地点：琉璃厂汲古斋2楼。

　　受访人：Biorn Gremner(中文名甘文乐)，瑞典哥德堡西方古董公司总裁、中国古代瓷器收藏家。

　　采访人：本书作者。

　　我是在北京国贸中心举办的古玩交易展上认识Biorn Gremner先生的，刚见面他就热情地告诉我，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甘文乐。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3个字拼起来的，因为客观地说，甘文乐先生的汉语讲得很糟糕，讲出来的话除开“您好”、“再见”之类的常用口头语外，其它的所谓“汉语”，基本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但是，与蹩脚汉语相反的是，甘文乐先生对于中国明清两代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外销瓷的鉴赏能力方面，却远远超过了国内的一些专家。从这方面讲，说他是一位“中国通”也一点都不为过。

　　作为一名中国古代瓷器收藏家，甘文乐先生先后担任过瑞典多家电视台中国古代瓷器鉴赏栏目的鉴宝人和主持人，并经常接受斯德哥尔摩博物馆中国部的负责人邀请，一起探讨中国瓷器的有关学术问题。2006年，甘文乐先生作为瑞典的中国文物专家，陪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参加在广州举办的《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展，并向广州博物馆[微博]赠送了几十件清代广州生产的外销瓷器。随后，甘文乐先生又陪同国王和王后登上来自瑞典的复制“哥德堡号”帆船，为他们详细讲解部分沉船遗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古董商人，20年来，甘文乐亲自经营的中国古代瓷器达几十万件。

　　我是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的汲古斋2楼正式采访甘文乐先生的，他在那里新开了一家古瓷分店，里面摆了许多他从瑞典运到中国的明清两代景德镇外销瓷器(图)，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官窑款，但不乏制作精美、色彩艳丽的上乘之作。我们边看边聊。

　　记者：您的这些藏品真美，现在在北京很难见到这么多、这么完整、这么漂亮的外销瓷。

　　甘文乐：谢谢。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库房里还有很多。

　　记者：请问甘文乐先生是从什么时候、怎样爱上中国古代陶瓷的？

　　甘文乐：早年我曾经是一名经济师兼钢琴教师，我的钢琴弹得很好，有机会为您演奏一曲(笑)？当然，我的经济师干得也不错，我先后毕业于两所著名大学的经济系。干上这一行完全是偶然。1963年，我那时候才19岁，瑞典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古董鉴赏栏目，有点像中国央视的《鉴宝》。那个节目很好玩，摆上一大堆古董，其中就经常有中国古代的瓷器，然后让人上去辨认它们的年代、产地、真伪。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副馆长、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那个时候我好崇拜他，经常在当地买一些小件的中国瓷器请他鉴定，并向他讨教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1977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旅游参观，在琉璃厂的文物商店里买了一对清代光绪皇帝过生日用的茶盏，花了500元人民币。回到瑞典后，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朋友非常喜欢这对茶盏，我便以两倍的价格转卖给了他。这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转折性影响，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喜欢中国瓷器，若是能够把个人爱好和人生职业合并同类项，那该多好啊！这以后，我更加注重收藏中国瓷器，重点是明清瓷，因为从15世纪开始，北欧各国都大量从中国景德镇定制民用瓷器，留存量很大。短短几年时间，我就购进了非常多的明清两代外销瓷，有青花、粉彩、珐琅彩等等。我在奥地利的一次拍卖会上，花50，000克朗买了一只流拍的青花舞人，一周后便以150，000克朗卖给了一个英国人，赚了3倍的价格。

　　那以后，我就逐步放弃了原来经济师和钢琴教师的职业，专门从事收藏、买卖中国瓷器的生意。

　　记者：算起来您收藏中国古董也差不多有30年多年了，您有没有统计过您收藏或买卖过的中国明清两代瓷器有多少件？

　　甘文乐：(想了会儿)没详细计算过，估算一下吧，我经手过的明清瓷器怎么也有几十万件吧！

　　记者：(吃惊地)那么多？包括赝品吧？

　　甘文乐：(笑)瑞典出现中国瓷器赝品还是这几年的事，而且数量不多。再说我有能力识别真伪！

　　记者：您用什么办法识别真伪？能教我两手吗？

　　甘文乐：(笑)我教给您，您再写进书里面，那些制假者又研究新的办法破解我的鉴定方法，不就麻烦了吗？告诉您，这几年我每到一次中国，都会去景德镇亲眼看看那些做赝品的技术有什么新发展，我好研究新方法对付他们。

　　记者：您真行，比我们中国的专家还用心！请问您自己的家里，现在还藏了多少中国瓷器？

　　甘文乐：单纯的藏品？一件都没有，只有商品。

　　记者：(又吃了一惊)为什么？当初您那样喜欢中国瓷器？

　　甘文乐：没错，当初我是藏了很多很多，可是后来发现中国明清两代的瓷器实在是太多太多，收藏起来没什么意义。

　　记者：您是这样看待明清瓷器的？那么您怎么看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呢？

　　甘文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器型、画工、制作工艺，外销瓷都不比官窑瓷器差，而且更加生动新颖，只不过是少了一个底款而已。我认为纯粹站在收藏角度上讲，谁都不会去追捧清代官窑瓷器。

　　记者：可是这些年明清官窑瓷器在国际拍场上价格飞涨，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您对此怎么看？

　　甘文乐：(笑)我不是收藏家，我是个古董商人，明清瓷器卖出天价我也高兴，因为拍卖会上的成交价对普通市场上的价格有示范作用，水涨船高呵。不过我也不建议您去买，您要买还不如买我这里的东西。

　　记者：为什么？

　　甘文乐：我这里的东西便宜、真实呵，价格不到拍卖价的1/10，连一些中国大拍卖公司也经常来我这里挑选拍品，刚才您看到的那位女士，就是嘉德拍卖公司的瓷器主管。我告诉您，拍卖价格越高，往后拿出来拍卖的东西还会越来越多。

　　记者：这话怎么理解？

　　甘文乐：很好理解，本来欧洲国家就有大量的明清瓷器，价格上去了，还不都拿出来卖？您想想，我一个人就卖过几十万件，我说的都是实话。

　　记者：怎么会都这样想？难道欧洲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吗？

　　甘文乐：有收藏家，但那不是普通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富豪，还有律师、医生等人。我跟许多欧洲收藏家都打过交道，很少有人真正对中国明清瓷器感兴趣，家里留一两件东西摆摆看，表示去过东方、到过中国就够了……

　　■  “中国人好大喜功！”

　　采访时间：2009年春。

　　采访地点：北京橘子酒店。

　　受访人：Mr Bill Clinton(贝尔)，英国律师、古董收藏家。

　　采访人：本书作者。

　　我认识贝尔先生极具戏剧性，2009年年初的一天，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西边摊位上买一个红山文化时期的红陶人头像，正打算付钱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声：“这个头像您可以让给我吗？”每一个字都是普通话发音，但音调却怪怪的，一字一顿，指定是“老外”。

　　我回过头，果不其然，大鼻子西人。

　　“对不起，我太喜欢中国文化了，越古老的我越喜欢！”看起来对方是个内行，最少不是一个“洋棒槌”。

　　怎么办？只好让给他了，谁让这老外嘴甜，张口就说“我太喜欢中国文化了”！中国人嘛，谁不爱戴高帽子？

　　“8百块钱？哦，太便宜了！非常感谢！”看来这个老外没在潘家园买过东西，否则不会这么说。在摊上“捡漏儿”的人，捡了再大的便宜，也只会说买贵了，而不会说“噢，太便宜了！”

　　“朋友，认识一下，我叫贝尔，来自英国！”为了感谢我忍痛割爱，贝尔约我到他住的酒店喝咖啡。于是，便有了这一次随机采访。

　　记者：“贝尔先生，刚才听您说，您很喜欢中国古代文化，请问您是不是收藏了不少中国文物？”

　　贝尔：“哦，我是很热爱中国古代文化，也很喜欢收藏，平常除开律师工作以外，其它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搜集我喜欢的古代器物。这么说吧，把我们家族三代人的收藏品搞到一起，完全可以办一个不大不小的博物馆。但是很抱歉，尽管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可这一个陶制人头像，还是我收藏的第一件中国文物，也许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记者：“可以告诉我，您的藏品主要有些什么吗？”

　　贝尔：“画，现当代西方艺术家的油画，也有一些来自非洲的木雕和古希腊时期的石雕。哦，我记起来了，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藏品，中国的唐三彩马！前几年在香港买的，漂亮极了，但是大英博物馆的专家告诉我，它是一件赝品！”

　　记者：(笑)“您真幽默！作为一名收藏家，您对中国文物有多少了解？”

　　贝尔：(夸张地)“中国文化非常了不起！秦俑、唐三彩马、石雕造像，很多很多！”

　　记者：“您了解景德镇官窑瓷器吗？”

　　贝尔：“哦，当然，很了不起！我们家里原来有一只非常漂亮的18世纪的中国彩色瓷瓶，10几年前我把它非常便宜地转让给了一位朋友，后来那个朋友拿去苏富比拍卖，他告诉我卖了100多倍的钱！”

　　记者：“既然那只中国花瓶那么值钱，您为什么要转让给别人？”

　　贝尔：(耸耸肩)“我不是古董商人，我是收藏者，我只对一些有历史沉淀或者非常有个性色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不是什么值钱就藏什么。比方说，一些油画大师的画作，有的一生就画那么几十张画，有着独一无二的思想和笔触，非常宝贵。还有非常古老的艺术品，像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都是我敬慕的藏品。可是据我所知，在中国是禁止买卖那些古老文物的！”

　　记者：“您听说过一只名叫“鬼谷子下山”的中国元代青花大罐吗？”

　　贝尔：“在报纸上看到过，就是一个干巴巴的秃顶中国老头儿，坐在两只老虎拉的小车上面……真没想到，那只罐子的成交价会有那么高，好像是1500多万英镑。”

　　记者：“您对这场拍卖怎么看？”

　　贝尔：“不止这一场拍卖会，还有今年在法国拍卖的铜兔子铜鼠，很少英国人对这些消息感兴趣，因为佳士得、苏富比经常会通过商业炒作让这个世界变得颠三倒四。所以，英国现在一般的青年人，热衷于收藏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不想参入到拍卖行那些无聊的金钱游戏当中去。”

　　记者：“您能告诉我，您熟悉的朋友当中，热衷于收藏中国文物的人多不多？

　　贝尔：“对不起，他们都非常热爱中国艺术，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注重收藏中国文物。我想以后也许会的。”

　　记者：“为什么是以后？”

　　贝尔：“因为以后中国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魅力！”

　　最后一句话让我刚有些高兴，略显天真的贝尔又补充说：“你们中国人不都是这么讲的吗？”

　　尽管采访贝尔律师没达到我所希望的效果，但起码那位英国绅士没怎么让我尴尬。在记者对其他一些国外收藏者的采访过程中，听到更多的是一些中肯却很难为国人接受的言论。诸如：

　　“中国人好大喜功，哪怕拍卖行将一件普通不过的拍品炒作成中国国宝，他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它买回去请功、登报、上电视！”

　　“中国富豪看重面子，把接受拍卖行送来的请柬视作荣誉，能参加一次晚宴就更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为了报答拍卖行，他们进入卖场，就必定要血战到底，毫不吝啬、大把大把地砸钱！”

　　“中国的收藏者就象一群没有主心骨的羊，佳士得、苏富比就像两只牧羊犬，他们一驱赶，中国人就呼啦啦地跟上去，指东买东、指西买西……”

　　在外国拍卖行混过的同胞叹息国人“太傻”、“太实诚”，可到底是太傻还是太实诚可能要因人而异。但是，那些赚了我们同胞的钱，却反唇相讥嘲笑我们“好大喜功”的老外，却实实在在地点出了国人共生的软肋。也许我们可以无奈地责备西方人读不懂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却无法回应别人讥讽我们只知道秦皇汉武，而不知道亚历山大帝是谁。也许我们还可以自豪地显摆元营清宫里精美绝伦的彩瓷美玉，却同样无法阻止别人去仰慕欧洲大皇宫里美轮美奂的金银餐具和壁挂。文化差异本来就客观地导致了审美偏差，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把自己的光环强加到别人的头上？真正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会张口就说：“5000年文明征服了谁谁谁”，也不会天真地以为中国天价文物的出现，真的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地位”提高了中国的文化地位。相反，真正懂得了文化差异，我们倒是能够更加客观地去判断艺术品市场上的泡沫，识辨甜言蜜语背后的欺诈与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