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谁在拍卖中国》：拍卖槌下众生相

　　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拍卖中国》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Ⅲ：“槌”下众生

　　这些年，随着西方博物馆巨量中国珍贵文物的曝光，加上接二连三的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给国人造成一个假象，似乎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全部归罪于西方列强的哄抢。可是，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思考，却不难发现一个会使同胞们脸红心跳的事实，那就是：数千万件飘泊异乡、宿命天涯的中华历代遗珍，原来绝大多数都是经国人之手逐利割脐。

　　■中国最早最大的文物走私者

　　国人盗卖祖宗遗珍并非始自当朝，最早、最著名的一个国贼当属祖籍浙江、享誉欧美的超级大古董商卢芹斋。

　　1905年，清廷崩溃在即，一些王宫贵族、八旗子弟生活无着无落，有的从皇宫盗宝、有的搬出祖传文珍，拿到市面上典当换饭吃。一时间，各地古董市场红红火火、生意兴旺，其中尤以上海城隍庙一带最为热闹，商人云集，国宝汇聚，场面胜过了北京琉璃厂和天津、香港的古董场。就在那一年，26岁的卢芹斋，经浙江同乡、孙中山先生的好友张静江点拨，漂洋过海，开始了他的古董生涯。

　　初入行时，卢芹斋与北京、上海等古董行的一些大买卖人搭帮结伙、欺行霸市，国内凡有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等稀世古货露面，不管如何周转，最后必定落入他们之手，然后再从上海港发往巴黎、纽约等地贩卖。从1906-1949年，卢芹斋等人的这种交易从未间断。据史料记载，仅1926年，上海港向美国出口文物的关费达778，325海关两(当时1美元合1海关两)。当时经卢芹斋拍卖的一件康熙年黑地素三彩瓷器仅值2，000美元，一件古玉才卖64美元。以此推算，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此人倒卖的中国文物恐怕只会在几十万件之上。

　　很快，卢芹斋以其收藏的众多精美的中国文物，征服了巴黎、伦敦、纽约等地的文博界。当时，提起“巴黎卢芹斋”、“纽约卢芹斋”的名号，欧美一些大收藏家，甚至是国立博物馆人士，几乎无人不知。如宾大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以及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还有收藏界大佬弗利尔、梅尔夫妇以及约翰·小洛克菲勒，都曾把卢芹斋奉为座上宾，大量收藏经他倒卖的中国文物珍宝。从当时的欧洲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卢芹斋在居住国的影响之大：“考古学家卢芹斋将大量的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运抵欧洲和美国，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随即在欧美的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中形成对中国文物的抢购潮……”(摘自美国《纽约时报》)

　　究竟卢芹斋倒卖了多少国宝，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楚，记者查证后知道下落的有：唐代龙门石狮，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14世纪大型佛教壁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隋代佛教青铜造像、一组汉代画像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数尊真人大小的响堂山雕塑，现藏于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代侍女图墓葬石雕，现藏于西雅图市立美术馆……另据资料记载，仅卢芹斋亲自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就出售中国文物2，800余件，成交价仅10多万美元。在巴黎的1次展销中，他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卢芹斋用于推销而出版的部分画册中略见端倪，那些画册有：《中国石雕展》、《中国艺术人物展》、《中国古代祭祀青铜器展》、《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唐宋元绘画》、《汉代镶嵌铜器图录》，等等。这些展品数量巨大，而且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不乏世界级的珍稀文物，用此国贼自己的话来说：“足可以完整见证中国5千年文明史的全过程……”

　　在被卢芹斋倒卖的中国文物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驰名海内外的“唐太宗昭陵六骏”(其中两骏)和宋代《睢阳五老图》。这两样国宝，都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它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法估量。这样的国宝，竟被卢芹斋在初入美国时，作为见面礼，以12万5千美元和8万美元的价格分别贱卖给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耶鲁大学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解放后，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曾多次通过美国政府讨索这些国宝，但是终因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票据齐全，而且还有当时中国政府开具的通关证明而无果告终。

　　卢芹斋因倒卖中国文物有功，经法国政府特批，在巴黎闹市建造了一幢5层的红楼，用作收藏古董，被当地人称作“中国卢浮宫”。据美国人著文记载，几乎所有欧美国立博物馆，至今都还藏有从这座“卢浮宫”里倾销的中国文物，他们将卢芹斋视为合作伙伴与功臣。美国亚洲文物收藏大亨、国立亚洲艺术馆创始人弗利尔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到：“亲爱的伙伴，美国需要你！欧洲需要你！”

　　倚仗有强大的资金和社会关系作后盾，卢芹斋很快成为美欧市场上的中国文物霸主，有恃无恐地进行市场垄断。有一年，一位中国古董商将河南彰德出土的一批商代青铜兵器运抵美国销售，卢芹斋从国内同伙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前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宴请美国的著名考古学家、鉴赏收藏家和新闻记者。他在宴会上宣布：最近有人要从中国运来一批青铜兵器的仿制品和修补残件，请各位务必注意。那个中国古董商来到美国后，莫名奇妙地受到了当地所有古董商的冷遇，几个月后，他只好把带来的中国文物，全部作价便宜卖给卢芹斋，凑足路费打道回国。两年后，卢芹斋又把这批文物一次性售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卢芹斋设在上海分部的一大批重要文物被收缴，他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伙伴与帮凶，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处决。卢芹斋知道，自己再无可能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暴殄天物、为所欲为。他悲哀地向友人倾诉：“中国文物的交易已到尾声，我的乐趣将被全部剥夺！”1950 年，中国史上“最牛”的文物走私者卢芹斋在美国宣布退休，接着将纽约古董分店清仓，由他的同僚弗兰克·加罗接收，法国巴黎古董店和那座大名鼎鼎的“中国卢浮宫”，则由他的小女儿Janine Loo接管，直至2006年被家族拍卖。

　　1957年，卢芹斋因长期瘫痪在床，患肺炎死于瑞士一家诊所，终年78岁。临死前，这个千夫所指的国贼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却想用自欺欺人的方式解脱自己负罪的灵魂。他在绝笔中写道：“我的确感到非常羞辱，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我唯一感到可以欣慰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与其他买家竞标得到的……”

　　卢芹斋至死还在撒谎，美国艺术期刊《帕纳索斯》曾载文透露：“过去数年中，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墓葬雕板，似乎是那些收藏中国雕塑的人已经把中国大多数地面文物拔光，现在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地下来填补市场。卢芹斋自称，这些东西，都是由他的合作者直接从中国的盗窃者手里购得……”

　　■　“卖自己祖宗的东西能有什么错？”

　　在卢芹斋客死他乡之前，另一个混迹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岳彬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次年，因倒卖国家重要文物罪，被绑赴刑场、饮弹身亡。然而，两个害群之马的离场，并没能真正扭转中国文物流失的厄运。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压政策后，随着文物市场的大开放，我国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的文物资源危机。在这一场危机中，正义失去了准星，法律失去了准绳，囊括方方面面的潜规则成为主宰中国文物市场的隐形利器。由此，在拍卖公司天价木槌的诱惑之下，成千上万个“当家作主”了的卢芹斋和岳彬们，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用各种近似疯狂的方式，理所当然地变卖起祖宗遗产。

　　去年，一位律师朋友曾经给记者讲述了他办理过的一个案件：

　　安徽某地有一个农户，他们家的祖上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大臣，暮年时因未受到朱元璋的器重而告老还乡，死后埋葬在老家的祖坟山上。前几年，全国各地盗墓成风，这家人祖孙三代一起合计：他们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知道老祖宗的墓地里一定有陪葬的金银财宝，迟早会有人打它的主意，与其被别人挖走，还不如自己来一个“先下手为强！”

　　于是，这祖孙三代一齐上阵，辛苦了几个晚上，终于打开了那座合葬墓穴，取走了全部陪葬品，其中有朱皇帝赏赐的青花梅瓶等瓷器10余件、金银首饰和玉器大小共几十件。几天后，他们将所有东西总共作价10万块钱，一股脑全部卖给了邻村的一个下海多年的文物贩子。过了两个月左右，另外一个文物贩子也来找这家人，问他们还有没有古董出手，这家人说没有，那个文物贩子以为他们是不愿意把宝贝卖给他，便告诉这家人说：“你们上次卖给某人的那批东西可吃大亏了！”

　　这家人赶忙打听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告诉他们：“你们上回卖给他的东西可全都是国宝，那些瓷器叫‘洪武瓷’，跟英国人卖了两个亿人民币的那个元青花罐同样值钱！光是那只洪武梅瓶他卖给一个香港人，就赚了上百万！”

　　这家人告诉他，不只有梅瓶，大小有几十件东西呢！

　　那人说：“那，弄得好他最少搞了千八百万，唉，黑呀，他就不给你们奖励点儿？换上我，怎么也得回头给你们补一两百万感谢费！”

　　这家人一听，全傻了。那人刚走，他们就去邻村找老文物贩子算账，商量了半天，老文物贩子又补给了他们10万块钱。他们不答应：“你都赚了几百上千万，怎么说也得分给我们一半。就这前后一共20万块钱就想打发我们，也太过欺负人了吧！好歹那东西也是咱老祖宗的……”

　　老文物贩子一听，这现钱难舍呀，干脆脸一板：“你们想讹我呀？门儿都没有！我不是喝稀饭长大的。你们回村里打听打听，我在方圆几百里收过多少东西？别说是你们祖宗的东西，就是那些姓朱的人家，也卖过不少东西给我，带洪武款儿的官窑瓷器我也卖过好几件。说好的价格，出手就了结，别说我还没赚你说的那么多，就算我真的赚了一千万，也不关你们什么事，那是我的本事，有眼力，捡漏儿了！”

　　话是那么说，这爷孙几个咽不下这口气呀！隔三差五去找老文物贩子吵闹。吵来吵去，后来被他们家族里另外几家人听到消息了，跑到他们家评理算账：“祖宗不是你一家人的，每年清明节供品一样买，祖祠堂立碑大伙儿一样摊钱，凭什么墓里面的东西你们爷孙几个独得，偷偷卖了我们一分钱的好处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没有遗嘱的遗产也得由后人平均分配呀！”

　　吵到最后，那家人的叔伯兄弟们干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告这家人私自侵吞共有的祖上遗产，外加盗墓，要求法庭为他们做主，重新分配遗产。这一下可就热闹了，除开这家人祖孙三代之外，还有那个老文物贩子，全都作为非法盗墓、贩卖国家重要文物的嫌犯被公安部门拘捕。接下去一审问，临近几个村子又带出来一大堆同类嫌犯，而且都是大明皇朝王公贵族的嫡亲后裔。

　　在法庭上，除开老文物贩子以外，其他全部嫌犯众口一词，大叫冤枉：“我们挖掘的那都是祖上的坟墓，我们是那些祖坟的主人，卖自己祖宗的东西能有什么错？国家凭什么判我们有罪？如果是这样，那么多因为国家征收土地去动迁祖坟的人家，也应该全都抓起来判罪！国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发放动迁费呢？”

　　“乍一听，好歹也是个理呀！挖的是祖宗的坟，卖的是祖上遗产，凭什么给他们判罪？再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虽然说没把有明确后代的古墓权属列入其中，但是也应当是那个理！”律师朋友开玩笑说。

　　■我们都是“卖国贼”？

　　我曾经向很多朋友讲过那个安徽农民的故事，大部分朋友只留下一声感叹：“那些农民啊……”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将追罪的眼睛盯上了另外一个恶因——贫困。很多年了，盗墓、盗捞、盗卖，一切带“盗”字的脏活儿，似乎都是穷人所为，中国人有古训：“贫穷起盗心”嘛！

　　固然，贫困的确可以成为某些犯罪行为的诱因，但是，记者看到更多的却是衣食无忧者对国家利益的冷漠和追逐财富的疯狂。

　　“那些搞文物缉查的人，只有能耐对付我们这些小人物，查来查去怎么也不会去查那些有头有脸的有钱人！”记者做暗访时，一位跑单帮的文物贩子这样抱怨。他告诉我：某家产亿万的富豪收藏家曾委托他私下收购出土文物数百件，全部混杂在自家公司的出口外贸产品当中，用集装箱运出境外卖掉，然后再从境外通过拍卖行买回一两件东西掩人耳目，让人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一是真、二是来路明白，加上报纸、电台一炒作，成了爱国护宝的典型，这样做，有些东西他在国内出手也没有哪个会怀疑来路不正。

　　另有一位地方博物馆的负责人给记者讲过一件事：他们那个地区有一位富豪收藏家，在国内国外收购了几百件有价值的古代文物。这位馆长上门动员他拿出一两件捐献给博物馆，或专门在博物馆为他开设一个展厅，让更多人能欣赏到他的藏品。那位富豪一听破口大骂：“你他妈的不要到处瞎给老子造舆论，以后我家失窃了找你算账！没错，我家里的东西件件是国宝，比你那个破博物馆强出百倍。但是我的东西跟你们国家有什么关系？拿我自己的血汗钱买的，说什么爱国不爱国那纯粹是你们这些人瞎扯淡！像我这样的人，有谁会将自家的东西送给博物馆？要卖我也只卖给外国人，卖给你，你出得起价吗？”那位馆长无端受辱，只好灰头土脸地出了门。

　　“是的，我相信，只要外国人肯出钱，他一定会将手里的东西再重新卖出去！我真闹不明白，他又不缺钱花！我们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搞了那么多年，怎么都停留在口头上？”结束采访时，那位馆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那位仁兄怅然若失的神态，记者想起罗曼教授在欧洲采访时，曾听一位经常向博物馆捐献藏品的收藏家所说过的话：“见到自己的藏品能摆在博物馆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会有一种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相形之下，我们的贪婪与鄙陋，岂是“贫困”二字所能掩饰？

　　另据记者调查和观察，一些国内私人博物馆实际上与古董商店非但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区别，而且还在展览过程中进行幕后交易，巧妙地规避了大量国家税收，可谓是名利双收。有几位馆主听说我有购买他们馆藏文物的意向后，都表现得非常友好，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他们的“镇馆之宝”，并且滔滔不绝地向我吹嘘自己曾经卖出过多少文物重器。当记者问他们的藏品有没有够档次上国外拍卖的，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有”，接着还会报出一连串成交价不菲的已出售过的文物名单。

　　收藏大家如此，一般收藏者的心态又如何呢？文物市场扩大开放后，流散于民间的文物存量非常巨大，有人估算这部分文物的总数可能远远超过国家收藏的总和，而且其中不乏珍稀之物。这几年，记者先后对上百位文物收藏者做过面对面的调查。

　　问题之一：“您为什么收藏文物？”

　　调查结果丝毫没让我感到意外——70%以上的收藏者坦率回答：收藏文物的目的是“保值、增值！”25%的藏友回答说：“既满足了爱好，又可以增值！”仅5%的收藏者回答说纯粹就是因为爱好古物。

　　问题之二：“假若您要转让藏品，会选择什么样的卖场？”

　　这个问题的答案全部一致：“最好是送拍卖公司，如果拍卖公司不收再上普通卖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记者又追问：“您觉得哪些拍卖公司会卖得更好？”

　　答案依旧整齐划一：“佳士得[微博]、苏富比[微博]。它们的信誉好，成交价格高。其次是国内的嘉德、保利和翰海！”

　　记者接着问：“假若您要卖的藏品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您还会交给佳士得和苏富比去卖吗？”

　　85%以上的受访者笑着说：“您想卖给他们也送不出去呀！”

　　剩下的人保持沉默。

　　记者先后向佳士得与苏富比内部的部分中国籍工作人员作过这方面的调查，他们向记者透露：每年都有很多内地的收藏者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们“走后门”，想将手里的出土文物交给国外拍卖行上拍，并且主动开出给“回扣”的比例，最高的许诺愿意将60%的收入付给工作人员作为酬金。他们还告诉我，有些中国内地人，实际上在充当这类走私文物的经纪人角色。这种人的身份往往是大陆驻香港有关机构的公职人员，由于长期自由进出两地，在海关和有关国际拍卖机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用他们行内的话讲，就是“在各个关节上都安插了‘内鬼’”。这样出境的出土文物，大部分并非立即上拍，而是由相关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先做一系列的“功课”加以“漂白”，然后再堂而皇之地摆上拍卖大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内许多人苦于没有门道将收藏品送去国外拍卖赚大钱的时候，一些海外华侨却甘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发财机会，倾其所有将自己家藏的珍贵文物送回祖国。

　　1979年，旅英华侨赵泰来意外地接受了一笔去世亲人的巨额遗产，其中包括其家族三代人收藏的数万件中国历代文物。赵泰来与太太共同商定：要一如既往地“做平民夫妻、过平民生活”。他们卖掉伦敦的别墅作路费，费尽周折和危险，将藏于地下室的5万多件价值8亿人民币的珍贵文物，陆陆续续全部运回中国，分别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微博]和广东博物馆；

　　2009年11月23日，美籍华人收藏家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向中国政府正式移交了他们捐赠的9件国家一级文物——秦公晋侯青铜器。此前，这两位华侨夫妻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过几十件珍贵的青铜文物，价值数亿……

　　最近，国内媒体环球网做了一项有关中国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民意调查，引起了一些日本网民的关注，从留言情况来看，多数日本网民不看好中国的追讨行为，有人留言：“中国文物流失有很多是中国人自身原因”。网民mms说：“确实有被掠夺的原因，但是大部分也是中国人为了生活将文物转卖了吧？”；另有一位名叫ode的网民留言：“以前还听说中国人将金属制的古代艺术品偷去以后熔化了，改做其他用途，真是愚蠢……”

　　更有欧洲媒体在反对中国政府追索流散文物的文章中恶言嘲讽：“……近20年来，由中国人主动送上门来的文物，远远多于战争中被抢的文物。许多中国人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恨不得将手里的‘国宝’全都走私出境，换取大把大把的金钱，只愁‘卖国无门’……”

　　别怪那些可恶的洋鬼子说话难听，但人家并非无中生有。扪心自问，除去那些盗墓的“工兵”们不算，在我国近8000万之众的收藏大军中，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识古赏古、淡泊明志的收藏乐趣？一旦洋财神来临，又有多少人会放弃当一把“卖国贼”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