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谁在拍卖中国》：国拍出事儿了

　　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拍卖中国》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西方无良拍卖行疯狂地拍卖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一些民族败类为了金钱无耻地出卖国家利益。面对火爆热辣的中国文物市场和旷日持久的全民淘宝“运动”，我们中国的本土拍卖业在干什么？他们有没有借势而上，牢牢掌控国产文物的价值定义和流通主控权？

　　结论是：没有！相反，许多本土拍卖公司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使得我国的文物市场更加乱象丛生。如果说佳士得[微博]和苏富比[微博]是在非法拍卖被绑架的中国历史，那么，一些无良中国拍卖行则是在廉价出卖我们“传承有序”的民族精神！

　　“国拍”出事儿了！

　　今年年初，在中法两国媒体为了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大打口水战的时候，有一位美国朋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似乎老是被佳士得和苏富比牵着鼻子走，中国自己的本土拍卖行都干什么去了？”

　　不得不说，那位外国朋友提出了一个令人尴尬、但又不得不回答的难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物市场，作为历史文化物质形态存在的中国文物，在流通价值上一直由外国拍卖行说了算，尊卑贵贱都得在西方拍场上见分晓。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取得长足进步的主权大国，却仍然无法取得本土历史文化物质形态的价值话语权，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面对如此重要的民族大义，本应当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拍卖业为何不能拨乱反正、临危受命呢？他们是不敢担当还是不愿担当？对此，国人多有说法。

　　有人把中国的拍卖史上溯至清代甚至还要更早，但从运作形态和规模上讲，中国拍卖业应当还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起。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本土拍卖业起步较晚，但却生逢其时——国民经济飞跃发展，民众收藏热快速升温。1993年，北方的嘉德、南方的朵云轩，这两家拍卖公司几乎同时响起了拍槌。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跟风而上，到了2000年，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有1000多家中国拍卖行先后响槌，其中具备艺术品拍卖资格的有100多家；又一个7年过去了，2007年，中国拍卖行总数达到4000余家，其中具备艺术品拍卖资格的有300多家。而此时，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从事艺术品拍卖的公司总数仅为800家，中国拍卖公司占其一半稍逊，数量之多，全球第一。

　　但非常不幸的是，迅速发展的中国拍卖业仿佛像一艘在狂风巨浪里下水的木船，命中注定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波折。1993年在上海响起的中国拍卖第一槌，就砸出了官司。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首次书画专场上拍的吴冠中油画《炮打司令部》和《乡土风情》，被画家本人指认为赝品，并要求撤拍。遗憾的是朵云轩未听取画家的意见，继续实施拍卖，最终以52.8万元港币成交。于是，吴冠中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市法院提起诉讼，并于3年后胜诉。

　　具有强烈宗教意味的是，这宗被媒体称为“中国拍卖第一案”的诸多情节，竟在此后10余年的岁月里被不断复制，几乎成为中国拍卖业挥之不去的宿命。从此，以真假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纠纷不断、官司缠身——

　　1996年，浙江中澳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在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杭州拍卖会上买下10幅画作，其中黄宾虹的《湖山雨后图》、王震的《无量寿佛》、陆俨少的《山水图》、莆华的《山水》、齐白石的《蜻蜒秋荷图》、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6幅画作。这些拍品成交后多次经权威专家鉴定，全部为赝品。在索赔遭拒后，王定林将拍卖公司告上法庭；

　　2001年，上海市一位收藏爱好者在上海德康拍卖行古典家具拍卖会上买到四把“民国年代”太师椅，后经专家鉴定为当代仿品。那位收藏者以“涉嫌欺诈”为由，将拍卖公司告上法庭，后被判决退还拍卖款及佣金；

　　2003年，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因拍卖北京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卢平的名画《摇篮小曲》，被画家以假画侵权告上法庭。

　　2005年后，此类官司更加恶性膨胀：

　　2006年，画家韩美林[微博]因冒仿自己作品的12幅假画被拍卖而状告荣宝斋；

　　同年，画僧史国良状告北京传是拍卖公司不顾自己指认，坚持拍卖两幅冒名假画；

　　同年，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3位画家在媒体上公开指认署有他们名字的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成交价88万元)系伪作，随后一纸诉状将北京华辰拍卖[微博]有限公司和该画委托人姜某告上法庭；

　　2007年，老画家杨红太因画作《打水姑娘》被仿卖起诉保利拍卖公司；

　　同年，75岁的著名书画家杨向阳教授因为一幅拙劣的赝品冒其名上拍，将云南天禄拍卖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同年，皇朝·诚铭公司秋拍中大肆宣传的4件“国宝”，有3件经权威机构鉴定为赝品，1件存疑，被北京市文物局[微博]以“虚假宣传，扰乱拍卖市场秩序”为由紧急叫停；

　　同年，北京中嘉立信“2007年春季精品拍卖会”展示了900多件拍品，经主管部门审查，所有标注古代文物的拍品均为赝品，该公司被北京市工商局立案调查；

　　2008年，德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一次性竞买了17件赝品，而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同年，有关吴冠中假画的风波又起，上海收藏家苏敏罗女士以253万元高价拍回的吴冠中油画《池塘》，经老画家指认为赝品，苏女士将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告上法庭。此案至今未终审判决；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吴冠中先生似乎跟中国的拍卖业特别有“缘”，从上海拍卖“第一槌”开始，有关他的“假画”官司就一直没断过。鼎盛时候，竟然还出现过吴冠中假画的“专场拍卖”。如：2006年，北京圣天阁文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吴冠中作品专场拍卖会”，拍卖画册被吴冠中本人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拍卖方，指出作为主体拍品的21幅素描“全部不对”，导致此场拍卖流产。

　　记者访问吴冠中时，老先生非常无奈地说：“我不是不想打假，而是在国内无法打假。我只能起阻止拍卖的作用，无法追查假画背后的黑手。对艺术品市场的经营和管理既没有完善的法律，也没有鉴定机构和执法机构，造假者和拍卖假画的画廊、拍卖行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所以画廊、拍卖行和那些做假人联合起来造假！”

　　吴老还说：“国外大的画廊和拍卖行，如果遇到假画，一个月内可以退画，政府执法部门对假画来源会以法律形式介入，如果发现画廊和拍卖行造假，除了坐牢等法律责任，还会把它罚得倾家荡产，为什么我们打假画这么难呢？”

　　拍卖公司见利忘义的不慎之举，不但使自己在国人跟前颜面全无，同时也损害了中国拍卖业的国际形象。

　　早在国画大师刘海粟在世时，曾收到一名日本友人寄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藏者在中国购得的一幅大师所作山水画轴，经刘海粟亲自鉴定，此幅画轴为赝品；

　　2002年3月，德国人约翰在中国买下画家袁江、陈少梅、徐悲鸿、马晋和刘奎龄的5幅画作，回国后，经鉴定全是赝品。此后，约翰回到中国要求退款，卖方给他换了几幅，后经鉴定，换回的画有3幅竟然仍属赝品。一气之下，约翰将对方告上法院，此案历时3年多，终审买家胜诉。

　　上面所举，仅为部分规模较大的拍卖公司涉及的案例，在数量众多的中国拍卖纠纷中，仅为冰山之一角。根据记者初步统计，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著名画家未受假画侵权的人屈指可数。

　　大中型拍卖公司官司不断，小拍卖公司当然更不会闲着。今年年初，记者受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邀请，对四川一藏家状告成都“古今通宝”拍卖公司欺诈案进行现场点评。

　　此案过程很简单：四川农民李尧在古玩市场买了一只青釉瓷瓶，上网发帖咨询瓷瓶是老是新，值多少钱。成都“古今通宝”拍卖公司非常热情地回帖，请他拿瓷瓶去该公司做鉴定。后经该公司专家鉴定，李尧购买的那只青釉瓷瓶是“南宋龙泉窑烧制的精品瓷器”，并颁发了鉴定证书。接着，该公司又动员李尧留下瓷瓶，参加他们总部举办的拍卖会，并给瓷瓶估价500万人民币。于是，李尧卖掉了仅有的一处作坊，向成都“古今通宝”交纳各项服务费共11，800元人民币，并与该公司签订了委托巡展、拍卖的相关合同。

　　一年过去了，宋代龙泉瓷精品的市场价飚长到100万元左右，但是李尧那只曾被专家估价500万的瓷瓶出售价格却一路下降至10万，还是无人问津。于是，李尧对那只瓷瓶的真实年代产生怀疑，要求作进一步鉴定。在与成都“古今通宝”公司协调后，由“北京中博文物检测鉴定中心”对瓷瓶进行科技检测，得出的结论是：送检物品为“清代晚期”的制品。圈内人都知道，这一结论与一年前“古今通宝”公司的专家所作鉴定结论无疑有天壤之分，一只普通“晚清”瓷瓶最多也就值几千块钱，而“南宋龙泉精品”的价格，起码也在几十万以上。李尧的发财梦彻底破灭了，便多次向“古今通宝”公司讨还自己卖作坊缴纳的一万多元费用，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李尧一气之下，先是将此事公告媒体，后来又一纸诉状将“古今通宝”公司告上法庭，官司至今未果。

　　这一期节目在央视《今日说法》播出后，记者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一些观众打来的电话，很多人都反映了有类似李尧的遭遇，其中不乏也有向法院起诉“古今通宝”的“受骗者”。记者随即查阅了这家公司的有关信息，发现这是一家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全国有十多处子公司，经营模式均与成都“古今通宝”一致，通过网上、网下招揽客户，实行鉴定、保管、展览、销售、拍卖一条龙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委托物品的估价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如果仅仅是这种经营模式，记者倒是觉得无可厚非，只要每一个环节都取得合法经营权，那最多也不过是多收几块钱或少收几块钱的事情。但在记者近距离调查后，却发现该公司的许多做法的确让人生疑。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如法炮制，委托朋友将几件古瓷低仿品拍成照片在有关网站上发帖，果不其然，朋友很快收到该公司的回帖，称所传物件都是价值不菲的古代器物，只要交付一定的服务费，可以委托给他们展销、拍卖。对此，记者开始只是对这家公司的鉴定力量产生怀疑，但当记者打开这家公司的官方网站，一张“超级名单”让我唬了一大跳。好家伙，这家公司的鉴定力量几乎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地方博物馆——10几位故宫[微博]博物院、国家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微博]的研究员名单赫然网上。这些几乎囊括各种文物类别的专家，在中国收藏界都是一言九鼎的“大腕儿”，民众早就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耳熟能详，他们的号召力可想而知。

　　有一位江西南昌的观众在电话里向记者坦陈，他在跟“古今通宝”签约前，也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劣迹，但在网上看到这份名单后，他的种种疑虑都打消了。人家有这么多国家级的“大腕儿”专家坐镇鉴定，看东西能走眼吗？他们给定出的价格还愁没人买吗？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里知道，这份振聋发聩的专家名单上的大腕儿们，谁会真正低下头看他们送去的“宝贝”？谁又能对他们因送拍藏品被虚开高价而损失金钱的不幸负责？

　　另一位自称“也是受骗者”的安徽观众在打给我的电话里气愤地质问：“现在明星替劣质商品做广告要负法律责任，而这些受到人们尊敬的文物专家甘愿放下身价，为不良商家变相做软广告，使我们造成了经济损失，他们是不是也要负担连带法律责任呢？”

　　客户状告拍卖公司的案例决不止一两起，记者在多年的暗访中发现：除开北京、上海、杭州几家大拍卖公司外，几乎多半小型拍卖公司都必须依靠合法佣金之外的收入维持生存。记者还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处了解到，那一块灰色收入在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这就意味着，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下去，类似的官司也还会一直打下去……

　　拍卖公司必须依赖拍卖佣金以外的所谓“服务费”糊口养家过日子，这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大笑话。难怪中国本土拍卖业诞生十几年来，尽管从业者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交易量跃居世界第三，但是在成交金额上却远远落后于美英等国。这里仅以国际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为例：2008年，苏富比拍卖的成交金额占全球拍卖市场总金额的34.44%，佳士得的占比为39.15%，中国拍卖的成交金额虽已跃居法国之前，但所占份额尚不足5%。而据记者调查推测，就是这为数不高的成交额，还有相当大的水分，诸多拍卖公司不时被曝光的虚假成交记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拍卖公司数量多、合格少，官司多、信誉少，收费多、成交少的现象，早已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遏制这个行业自身发展的顽疾。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陆陆续续开展过对拍卖行业的整顿，比较典型的有：2001年，上海有关部门一次性取消了占全市总数40%的拍卖行经营资格；2003年，天津市摘下6家不合格拍卖行的牌子；2006年，广东省更是一举关闭了近百家不良拍卖行；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对19家拍卖公司进行了查处，这些公司涉嫌超资质拍卖和虚假宣传……可是尽管如此，收效甚微，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你今天摘了我这块老牌子，一周之内我再重新注册一家新公司，换名不换事、换汤不换药。

　　“国拍”出事儿了！一个顺应时代大潮而诞生的朝阳产业，何以刚刚起步就沦落为趁“火”打劫的不良之辈？生逢其时的中国拍卖业因何错失良机？为了寻找答案，记者对北京一些不同规模的拍卖行进行了一系列暗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