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窑瓷上的题记谈唐代的饮茶习俗

　　张海军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陶瓷窑口，其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附近。长沙窑以烧造日用陶瓷为主，其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市场，而且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远销海外。虽然长沙窑不见于文献明确记载，但大量事实证明了其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常见的多是诗词和谚语，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广告以及功能用语，其中就有数件直接标注了“茶”等字样，这明确的告诉人们它的茶具功能。

　　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在瓷上书写含有“茶”字的器形主要有壶、碗、盒等，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其具体的形态及文字如下：

　　青釉褐彩题“荼埦”瓷碗，高4厘米，口径13.5厘米。口微敛，唇部尖圆，唇沿较厚，断面呈圆弧形，腹圆收，玉璧底。碗心书写“荼埦”两字，“荼”即今“茶”，《说文》：“荼，苦茶也”。“埦”即碗，从土旁。1953年在蓝岸嘴窑址出土，现收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一)

图一

　　青釉褐绿彩“荼盏子”瓷碗，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碗口沿施有四块褐斑，碗心用褐绿彩书写“荼盏子”三字，字旁绘有祥云三朵。1998年在印尼“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现收藏于新加坡圣淘沙机构。(图二)

图二

　　青釉褐彩题“嶽麓寺茶埦”瓷碗，高4.8厘米，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以褐彩书写“嶽麓寺茶埦”五字，碗底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这可能是一位施主供献给麓山寺的僧人们饮茶的，也许是成批烧制的产品。窑址出土。现收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釉褐彩题“大荼合”瓷盒，高3.5厘米，直径9.7厘米。盒呈扁圆体，直腹，盖面四道弦纹呈台阶状递升，上面以釉下褐彩书写“大荼合”三字，外罩青釉。现收藏于华菱石渚博物馆。(图三)

图三

　　青釉褐绿彩题“镇国荼瓶”瓷壶，高18.8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厘米。喇叭口，直颈，溜肩，瓜棱腹，多棱柱短流，平底。通体施青釉不及底，彩釉部分脱落。流下以褐彩书写“镇国荼瓶”四字，字两旁以绿彩绘花卉纹。现收藏于华菱石渚博物馆。(图四)

图四

　　青釉褐彩题“张家茶坊三文壹平”瓷壶，高18.5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10.5厘米。喇叭口，直颈，圆肩，瓜棱形腹，多棱柱短流，平底假圈足。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流下用褐彩书“张家茶坊三文壹平”八字。私人收藏。

　　青釉题“老导家茶社瓶”瓷壶，盘口，腹部圆鼓，肩上有一短流，施青釉不及底。壶底墨书“老导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陕西省西安市唐太和三年王明哲墓出土。此壶为唯一一件出自于墓葬的茶具，有确切的纪年，可作为长沙窑茶具的参考器。对于“茶社瓶”之“社”字，可以作两种理解。第一。古时有春社、秋社，社日人们各以社糕、社饭、社酒等相互贵送，用为供养此“茶社瓶”或为社日装茶请客供养之用物。第二，古时志趣相投者往往聚会结社。《都城纪胜》记载南京临安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唐代饮茶之风兴盛，或亦有某种“茶会”、“茶社”之团体，而“社”中所用之茶瓶，或可称为“茶社瓶”。

　　以上七件长沙窑瓷上所书写的文字均直截了当的揭示了器物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瓷器上的文字未直接注明是茶具，但是通过文字内容和其他装饰亦可推断其作为茶具的属性，较为典型的当属长沙市博物馆藏的青釉褐彩题词摩羯纹瓷壶(图五)，壶残高21.5厘米，底径12.3厘米。口、颈残，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流的下方以褐绿彩绘一只摩羯，其从波涛中腾跃而出，摩羯右上方彩绘祥云一朵，云下方以褐彩书“此是饮瓶，不得别用”八字。从这八个字可以得知它的功用比较单一，一般不混合使用。由于瓷壶上饰有佛教文化因素的摩羯纹饰，因此其作为茶具更为贴切。

图五

　　长沙窑瓷中除了以上八件通过文字直接或间接标明属于茶具的碗、壶、盒外，还有很多产品的功能是属于茶具的，比如茶铛、茶铫、茶碾子、擂钵等，其中前两个作烹煮用，茶碾子则包括碾槽和碾轮，用于煎茶之前，将茶饼、茶团碾碎，擂钵则是用以擂茶或搓揉姜类作料，这是因为唐代好吃盐姜茶，这些都表明长沙窑曾经有规模的生产茶具。鉴于此，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在《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曾提出长沙窑“似乎在一度是一个以生产茶具为主要品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场”，并认为长沙窑的兴起“与唐代及以后较长时间内饮茶风气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风靡一时的饮茶风尚，长沙窑的产品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生产，以至名扬四海并远播国外”。

　　从长沙窑生产的瓷器及所书写的题记内容来看，其所生产的瓷器不仅从器形上有很多是具有茶具功能的，更重要的是某些器物上直接或间接以题记注明茶具的属性，这是长沙窑曾经大量生产茶具的佐证，而其能够大规模生产茶具，最终归咎于饮茶之风在唐代的兴起，尤其是唐代晚期。

　　唐代人喜爱饮茶，饮茶已经成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陆羽的《茶经》写到“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更是写有“茶之为饮……盛于国朝”，这里的国朝即指唐朝。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载了一段历史，安史之乱时，叛军围睢阳城，尽管城中食物缺乏，但百姓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对茶的沉溺之深可见一斑。百姓喜好饮茶，王公贵族更是如此。有唐一代，宫廷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清明茶宴”，皇帝礼待群臣，以茶事展现大唐雄风，这些都是唐代盛行茶事的具象表现。

　　唐代饮茶之风的兴盛，不仅带动了长沙窑大规模的生产茶具，实际上越窑、婺州窑、岳州窑等其余唐代窑址都是加工茶具的陶瓷窑场，并且每个窑场所生产的茶具对茶色的表现也有差距。这一点在陆羽的《茶经·四之器》中就有记载，书中写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则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茶经》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叶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更是唐代茶文化大发展的缩影。虽然在《茶经》一书中，我们没有见到有关长沙窑的记载，但毋庸置疑的是，长沙窑是唐代晚期生产茶具的重要窑场之一，这其中除了与饮茶之风在唐代盛行之外，还与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盛产茶叶有关。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茶叶的种植偏于一偶，主要集中与西南地区，而到了唐代，则发展到全国多地，遍及现在的两湖、两广等13个省区，这其中两湖地区一直是茶叶的主产地之一，尤其是湖南地区，这在李肇《国史补》中就有相应的记载。五代时，茶叶成为马楚政权的经济支柱之一，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后汉末三司军将路昌祚至湖南市茶，被俘至金陵，后楚按路昌祚损失纲运之数赔偿，给茗万八千斤。马殷每年还向中原朝廷贡茶数万斤，可见湖南地区茶叶产量之大。茶叶作为湖南地区的主产物之一，在民间有广泛的普及性，而相应的饮茶之风则会更为突出，这便是长沙窑烧造茶具最直接的客观原因。

　　作为重要产茶区，湖南的饮茶非常风盛，茶叶加工、冲煮方法也较其他地区先进。湖南诗人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禀方及团茶》中记载“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等，通过诗名可知，在其所生活的时代湖南茶农已将茶叶蒸焙后加工成团茶，而团茶在饮用时必须先加热，捣碎碾成茶末，其工具便是茶碾，这在长沙窑瓷器中具有一定数量的存在。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改变，饮茶方法也大为不同。晚唐时期，社会所流行的饮茶方法与之前犹如喝蔬菜汤状的截然不同，在闲情逸致的文人和僧侣之间流行煮茶法，而一般民众饮茶则更接近于点茶法，“即将团茶碾碎，置碗中，再以不老不嫩的滚水冲进去。”后以“茶筅”充分搅拌，形成乳状茶液。在将茶叶置于碗中后，人们多以汤瓶(即茶壶)向碗中注汤，碗与汤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本文列举的带有“荼埦”、“镇国荼瓶”等题记的长沙窑瓷虽然不是同一地点出土，但是与文献记载的很是贴切，这便是最好的例证，其中王明哲墓出土的书有“老导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的瓷壶从文字可看出是作为汤瓶使用的，且如宋伯胤先生所说：“可以将它作为鉴别有唐一代茶瓶的标准器”。

　　长沙窑能够大规模地烧造茶具，有赖于唐代兴盛的饮茶之风以及湖南本地盛产茶叶两个主要方面，而饮茶之风的兴起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统治阶层减徭役兴农事，使茶有可能成为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并自由交换，促进了茶业的旺盛，这为饮茶习俗在全国扩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安史之乱之后，国家实行的税酒政策使酒的价格有所提高，社会购买力进而下降，而茶叶价格便宜，但又能提神、明目，因此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再次，饮茶习俗在唐代的兴盛与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茶给人宁静、高雅的感觉，给人以智慧和理性，从而起到心灵镇静剂的作用，有助于陶怡情操、摒弃杂念、修炼身心，这非常符合佛教“内省修行”的理想。除了与佛教的思想相吻合外，其对人的身体也是健康有益。佛教讲究坐禅，坐时要专注一境，时间长了必定会非常疲惫，午后不食的戒规又会导致饥饿，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静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劳、延年益寿的功效，“荼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因此为佛教所推崇。窑址出土的“嶽麓寺茶埦”则是例证之一，碗底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明确地告诉世人其用于供奉僧人饮茶的目的；最后，唐诗的盛行为饮茶习俗的推广也带来外部环境。唐代是诗的时代，诗人爱茶，“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这样的随性造就了大量的茶诗，其包括了所有与茶有关、涉及茶事之诗，李斌城在《唐人与茶》中对此做了划分时代的统计，其中唐玄宗开元末至唐宪宗元和末吟写茶诗成风，共有58人写了1458首，而唐穆宗至唐代灭亡这段时期写茶诗之风更加昌盛，共计55人写有233首之多。茶诗在社会上的盛行，给饮茶之风的流行造就了极佳的推广载体。

　　正是由于这些诸多因素的影响，饮茶之风才能在唐代风涌而起，而一向最喜好追逐时代潮流的长沙窑为了能够搭上这股强劲的“饮茶风”，于是便将目光转向了烧造茶具上，窑工们不仅只是简单的烧造茶碗、汤瓶等，而是将碾碎、蒸煮茶叶的碾槽、碾轮、茶鼎等一并烧制，这为饮茶之风的推广提供了实物基础，使人们不至于为了饮茶而去专业的茶社或茶馆，这实为窑工们高超的营销方略。

　　唐代是茶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人们饮茶之风，到了“比屋皆饮，举国之饮”的地步。在饮茶之风的推动下，唐代茶具其需求量急剧增加，因此才出现了《茶经》中所列举到的诸窑茶具的情况。虽然长沙窑并没被陆羽列入《茶经》之中，但是由于其身处产茶重地，并且能够紧跟社会潮流，因此大量生产茶具，这是长沙窑走商品化道路的最佳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