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雅具秘玩讵所尚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文/孙 悦

　　钧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最著名的窑场是在禹州旧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传说大禹在钧台传位给儿子启，从而建立了夏朝。一般认为，钧窑之名即源于钧台。

　　钧窑瓷器素以瑰丽的釉色而著称于世，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烧造过程中产生窑变现象而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釉色。这种釉色变化万千、异彩纷呈且纯粹依赖自然天成，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称。

　　官钧瓷器

　　依据造型和质地，钧窑产品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碗、盘、碟等民间日常用器为主，数量众多，是钧窑的主要产品，习称“民钧”。相对应地，还有一部分钧窑为花盆、洗、尊等陈设类造型，做工考究，釉色精美，一般认为是专门为宫廷烧造的陈设用瓷，被称作“官钧”。

　　官钧瓷器，造型大雅、窑变美妙，被认为是钧窑产品中的最上乘。流传于世的官钧瓷器至为稀少，主要收藏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等处。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公私收藏的官钧瓷器仅仅百余件，可见弥足珍贵。

　　钧窑窑址目前已发现100多处，但对于这类官钧瓷器的具体烧造产地和时代，却一直颇有争议。

　　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窑址、八卦洞窑址进行了全面探查和重点发掘，出土了出戟尊、各式花盆及花盆托等器物残片，与传世品对比来看，器型釉色基本相符，从而为传世的陈设类钧瓷找到了具体烧造地点，并通过出土材料得出钧瓷创烧于北宋初期的观点。

　　2004年4月至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旧城改造建设，对“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距“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较近)住宅楼小区建设工地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却得到不同结论。专家们初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获得的陈设类钧瓷，比1974年发掘钧台与八卦洞附近钧窑遗址出土陈设类钧瓷器形大，工艺、胎质、釉色均有所不同，认为这批钧釉瓷器的时代应为元代(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两者对比来看，质地一粗一精，胎釉的化学成分也存在不同，故而业界将此分为精细型与粗放型两类。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又有学者对陈设类钧瓷的属性及烧造年代再生质疑，陆续提出“金代说”“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等不同观点，使官钧年代问题成了古陶瓷界的研究新热点，至今各方分执一词，莫衷一是。

　　2013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藏钧窑瓷器展”，100余件钧窑瓷器亮相展厅。其中，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几乎悉数参展，大多数都是首度展出。这些久藏深宫的“官钧”到底是何面目？与出土的官钧有何异同？对于确定官钧年代具有怎样的借鉴价值？相信观众在领略故宫官钧瓷器典雅之美的同时，也会因个人观感而对这些扑朔迷离的学界难题引发一己之思。

　　清宫旧藏官钧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这类官钧瓷器28件，其中花盆及盆托19件，洗6件，尊3件。这二十余件器物与窑址出土相比，造型典雅规整，做工更见精细，体现了皇家贡器的精美绝伦。

　　从造型上看，19件花盆有海棠式、葵花式、菱花式、长方形、圆形、六方形几类。尊共3件，分为出戟尊、渣斗尊两种。洗共6件，均为三足鼓钉式。近年来，有研究者根据清宫档案的相关记载，认为这类“洗”的器型，应该是作为花盆托与花盆配套使用，并依照档案中的名称，改称其为“盆奁”。

　　钧窑的釉色，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莺歌绿)，茄皮子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的描述(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约成书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无名氏撰《南窑笔记》则说：“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清代无名氏撰《南窑笔记》，《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故宫这批官钧的釉色，与文献所记基本一致。其中，花盆类主要有玫瑰紫釉与天蓝釉两种，尊类器物分别有月白釉、天蓝釉两种，洗类则有玫瑰紫、天蓝、月白三种釉色。

　　有关这类器物的用途，传统观点认为与宋徽宗为装点皇家宫苑“艮岳”有密切关系。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佳花名木，类聚区别”(明代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些花木有的作为盆景陈列，因此，官钧之中的成套花盆和出戟尊之类器型，就是为了陈设这些从南方搜罗的奇花异草和怪石而烧造的。

　　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某种推断甚至臆想，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相佐证。传世的宋画中描绘宋徽宗喜爱山石、花木的题材甚多，但都不见有钧窑花盆作为陈设器，故而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备受质疑。

　　到了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提到钧窑时，称“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首次提出钧窑作为花盆使用。蒲盆，即菖蒲盆，是为养植菖蒲所用。菖蒲是明代文人最为看重的花材之一，与高濂同时代的文人张谦德所撰《瓶花谱》中罗列了花卉71种，其中菖蒲为“一品九命”之一，被认为是最得文人造化的花卉。在室内陈设菖蒲，可以“收灯烟”，既净化空气，又美化居室，是明代文人士大夫之家颇为流行的室内陈设。钧窑花盆“惟种蒲盆底佳甚”，说明在明代开始，钧窑已经为文人士大夫所看重，成为庭院、书房中的贵重陈设器而普遍使用。

　　清宫旧藏的20余件官钧瓷器中，花盆就占了大半，且式样众多，釉色精美，可见在清代宫廷之中，钧窑花盆也是颇得皇帝喜爱的陈设器。

　　官钧瓷器序列有致

　　官钧瓷器还有一个特点，底部、足内侧多刻划汉写数目字，从“一”到“十”均有。这是历代各窑器物中唯一的、特有的现象。对于这些数目字的含义，古人曾作过种种推测。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南窑笔记》一书解释道：“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配合一付之记号也”，是说为了搭配花盆与花托，同一数目字的花盆与盆托配套使用，不致混搭。

　　其二，为了釉色的区分。清末民初的《陶雅》《饮流斋说瓷》等陶瓷专著中认定，一三五七九单数代表朱红色器物，二四六八十双数代表青蓝色器物。

　　其三，为了区别器物大小规格。考古人员根据钧台窑址出土标本进行了排比分析，可以看出钧窑器底的数目字表示了器物的尺寸，也就是器型的高低大小。以“一”为最高，口径最大，依次递减，“十”为最低，口径最小。

　　故宫珍藏的28件官钧瓷器中，带有数目者23件，与《景德镇陶录》中所说钧窑“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者佳”的表述相符。细观这些数目字，可以印证上述三种说法的真实性。如故宫藏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图一)，底部刻画数目字“三”，显然不是《饮流斋说瓷》中所说“一三五七代表朱红色器物”。而比对这些器物数目字和其所对应的器物型号，发现确如《钧瓷史话》等书所说，同类器型，尺寸越大者数目字越小。这一点，清宫传世钧瓷和出土钧瓷是一样的。

　　故宫官钧的数目字还有个特别之处，为出土官钧所未见，即同一器物上有不同的数目字多处。据清宫档案记载，这是因为乾隆时期，皇帝曾下旨在宫廷收藏的钧窑瓷器上模仿旧有数字加刻或改刻数字。如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记录道：

　　“首领胡进忠来说，太监如意交均窑花盆一件、均窑盆涟一件、楠木罩油牌子三十根随等次号数单一件。传旨：着将花盆上二字改三字、盆涟上旧字磨去亦改添三字……钦此。于九月初八日，首领胡进忠将改做得钧窑盆涟二件、楠木牌子三十根持去。讫。”

　　对应故宫这些传世品来看，确实有一些钧窑底部可以发现有加刻、改刻数目字的痕迹。如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图二)一足内壁刻数目字“九”，刻字笔画较粗而深，应为原刻；底部刻数目字“七”，刻字笔画较细、较浅，应为清宫后刻。又如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图三)，此花盆托底部不见旧刻数目字，但一处磨釉明显，很可能是为改添新字而将旧字磨去得痕迹。

　　鉴于乾隆皇帝对清宫旧藏钧窑瓷器进行的种种改刻，我们今天看到官钧瓷器上的数目字，理应认真鉴别，不能一概而论。

　　陈设类钧瓷的宫殿铭款

　　故宫博物院藏陈设类钧瓷，除了刻有数目字之外，还有的器物底部刻有宫殿名款。这反映出清代帝王对瓷器的典藏的用心，从臣工持进、认看品级到决定陈设和收藏地点，无不按时皇帝的旨意进行。

　　据造办处档案记载，早在雍正时期，清宫之内就开始有钧瓷陈设(《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14册302-304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乾隆时期，清宫对于钧窑的收藏数量激增，相应地，使用也更加广泛，很多宫殿、书房都有陈列钧瓷。查检今日故宫所存官钧，可以看到共有8件器物底部镌刻有笔画纤细的铭文，分别是“养心殿”“重华宫”“建福宫”“瀛台”等等宫殿名称，反映了它们在清宫之中的陈设地点和用途。

　　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图三)原收藏于寿康宫，“养心殿”“明窗用”款。养心殿位于紫禁城内廷乾清宫以西，建于明代嘉靖时期。清初顺治皇帝病逝于此殿。康熙年间，这里曾被作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专门制作宫廷用品。自雍正皇帝居住养心殿后，造办处的各作坊遂逐渐迁出内廷，这里就一直作为清代皇帝的寝宫，至乾隆年间加以改造、添建，成为一组集召见群臣、处理政务、皇帝读书学习及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直到溥仪出宫，清代共有八位皇帝先后在养心殿居住过。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原收藏于寿康宫，“九”“养心殿”“明窗用”款。

　　钧窑天蓝釉鼓钉三足花盆托，“一”“养心殿”“长春书屋用”款。“长春书屋”是乾隆皇帝的私人书房。乾隆皇帝弘历为皇子时，雍正帝曾在圆明园九洲清宴别室召开法会，赐号弘历“长春居士”，故以后乾隆皇帝的御用书屋，多以“长春”命名。乾隆元年下旨改造即将入住的养心殿，将勤政亲贤殿后的仙楼改造为书房，并御题“长春书屋”匾。

　　钧窑玫瑰紫釉鼓钉三足花盆托，“七”“重华宫”“静憩轩用”款。重华宫位于紫禁城内廷西路西六宫以北，原为明代乾西五所之第二所。弘历为皇子时，初居毓庆宫，雍正五年成婚后移居乾西二所。雍正十一年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住地赐名“乐善堂”。弘历登基后，此处作为龙潜之地升为宫，名重华。自乾隆八年始，每岁正月初一召集内廷大学士、翰林等人在重华宫赐茶宴联句。嘉庆皇帝将此活动作为家法，于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初十期间举行。道光年间仍时有举行，咸丰以后终止。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四”“重华宫”“金昭玉翠用”款。

　　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花盆托，“一”“瀛台”“涵元殿用”。瀛台位于中南海的南海里，始建于明代，清顺治、康熙年间曾修葺、改建，是专供帝王、后妃避暑和游览的皇家建筑群。因其四面临水，衬以山石花草、楼阁亭台，像一座海中仙岛，故名瀛台。瀛台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康熙、乾隆皇帝曾多次在此听政、赐宴，1898年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长期幽禁于此，直到1908年去世。

　　钧窑鼓钉三足洗，“一”“瀛台”“静憩轩用”款。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七”“建福宫”“竹石假山用”款。建福宫位于紫禁城内廷西路西六宫西侧，乾隆七年利用乾西五所之西第四、五所及其以南的狭长地段修建而成。嘉庆七年重修。初建时拟为乾隆皇帝“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守制”之用，后因故未行。乾隆帝非常喜爱建福宫，时常到此游憩，吟咏亦颇多。咸丰皇帝曾奉皇贵太妃在此进膳；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慈安)的神位也曾设于此宫。

　　查阅清宫档案，可以清楚地得知这批官钧的刻字时间是乾隆十一年正月。档案原文如下：

　　玉作 正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均釉六方入角花盆二件，盆连二件，均釉盆连二件，养心殿西暖阁均釉查(渣)斗二件，盆连二件，均釉方花盆四件，均釉六方入角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盆连一件，养心殿东暖阁均釉高椿花盆二件，均釉盆连二件，静憩轩均釉海棠盆连二件，漱芳斋。传旨：俱各刻地名，钦此。于本月二十六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均釉盆连一件盆底贴得地名字名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大地名准刻横的小地名准刻竖的。钦此。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均釉方花盆四件，均釉盆连一件，均釉海棠盆连二件俱刻得地名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于本年八月二十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各式盆连二十二件俱刻得地名持进交首领王明贵讫。

　　正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均釉查斗一件，盆连一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盆连二件；均釉查斗二件，盆连二件；均釉菱花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菱花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六角花盆二件，盆连二件；均釉海棠花盆二件，盆连二件；均釉海棠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六高椿花盆一件，盆连一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均釉海棠花盆二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均釉长方花盆一件，均釉海棠盆连一件；均釉六角盆连一件，均釉六方八角盆连大小二件；均釉古丁盆连大小三件。传旨：着俱各刻地名。钦此。

　　正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瀛台静憩轩均釉古丁盆连二件；涵元殿均釉古丁盆连二件；尤玉摐金均釉古丁盆连二件；澄怀堂均釉古丁盆连二件；香扆殿均釉古丁盆连二件；兰室均釉古丁盆连二件；虚舟均釉六方八角盆连二件。传旨：着俱各刻地名，得时呈览过交瀛台。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14册302-304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从中可知，除了流传至今的表中所列的地名之外，当时还刻有澄怀堂、香扆殿、兰室、虚舟等宫殿名款，可见乾隆时期官钧瓷器在清宫之中施用广泛。从这些殿宇的位置和功用来看，和皇帝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有的是处理政务的场所(养心殿)，有的是陶冶性情的书房(长春书屋)，说明了乾隆皇帝对钧窑瓷器的珍视，也说明官钧瓷器在清宫之中的功用与明代大致相当，都是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书房用物。

　　乾隆皇帝有一首《题均窑碗》的御制诗，其中有句云“雅具秘玩讵所尚，用志屯戍安边氓。闾阎百世谋恬乐，题什不觉心犹惊。”用反问的口气表明自己喜爱钧窑，是因为一件流传千载的器物体现了家国永安、百世恬乐的太平胜景，岂是为了欣赏它的“雅具秘玩”呢？今天，距离乾隆的收藏又历经了二百余年，我们再次欣赏到这些“雅具秘玩”的官钧瓷器，更不必孜孜苛求于她的时代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