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官窑博物馆早期青瓷趣赏

　　原标题：南宋官窑博物馆藏早期青瓷赏读

　　杭州 沈洁如 施嵘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依托南宋官窑遗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有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的珍贵标本，同时还收藏有各个时代的陶瓷文物，其中不乏一些青瓷精品。本文介绍的早期青瓷器颇具特色，尤其是带有西汉人物、玉璧图案装饰的瓷瓿(bù)，以及表现裸身人物的三国时期堆塑罐都为罕见珍品。

　　瓷器成熟于东汉，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此之前“原始瓷”铺垫了由陶到瓷的发展之路。这是一批从胎骨、施釉、火候各方面看，基本具备了早期瓷器的特征，但与成熟瓷器相比又显稚嫩的初级瓷器制品，流行于商周战国时期。本文在此也一并将其计入青瓷之列。

　　战国原始瓷插座

浙江省德清亭子桥出土原始瓷鼓座 战国原始瓷插座

　　战国时期是原始瓷高水平发展的时期，器形仿青铜器造型的颇多，如豆、尊、簋、提梁壶、编钟以及矛、斧、锛等，生活用器、乐器、兵器一应俱全，并大量使用青铜器纹饰作为装饰。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形制比较特殊的原始瓷器物，这是一件覆钵形插座，体大稳重，口径8.7厘米，足径40.8厘米，高30.9厘米。底座为扁圆形，座面弧鼓，上插有一管状口，口沿微侈。座面从上至下有3道凸绳纹，座身四周有等距离分布的4个模印铺首衔环，铺首左下侧均有一圆形镂孔。底座弧面及座身四周均通体戳印深浅不一、凹凸不平、具有浮雕感的蟠螭纹，近底处饰云雷纹及回纹。胎骨坚硬，器内无釉，外施青黄釉，釉面均匀，胎釉结合良好(图1)。

　　相同的器物曾在2004年江苏无锡鸿山大型越国贵族墓中有出土，所不同的是鸿山大墓器座上部堆贴有蛇纹。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成套仿青铜乐器的编钟、甬钟、石磬、缶、于、丁宁、铃形器、钮铎、句鑃、钮镈等，发掘者考证其为鼓座。2007年浙江德清亭子桥战国窑址发掘时，在窑址中也有相应鼓座标本出土(图2)，发掘者通过与博物馆收藏品及以往考古出土器的对比，认为将这类器物称之为鼓座是有一定依据的。而南宋官窑博物馆这件原始瓷插座无论造型、纹饰还是大小，与亭子桥之器都非常相近，属仿青铜乐器部件之列，大小应与实际使用座器相近，插管可插木质类构件，底座用以承重，且制作精良，以青铜器使用等级推断，亦属高规格之墓葬明器。

　　西汉原始瓷玉璧纹瓿

西汉原始瓷玉璧纹瓿 釉层大部分已脱落 西汉原始瓷玉璧纹瓿 双耳以武士头像作为装饰 西汉原始瓷玉璧纹瓿 以玉璧图案作为装饰

　　瓿作为青铜器主要流行于商代，一般用于盛放酒或水等液体，大多为圆体，大腹，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原始瓷瓿仿青铜器形制，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活用具。这件西汉原始瓷玉璧纹瓿口径10.1厘米，底径15.9厘米，高24.9厘米，小口，平沿，斜广肩，弧腹，下腹收，平底。肩部两侧置一对称方耳，模印武士头像。肩部划4组双弦纹，其间以水波纹间隔，前后两面凸印玉璧形纹饰。灰白胎，质坚硬。器上半部施青黄釉，釉层薄，大部分釉已脱落(图3a)。

　　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已走下坡之路，釉层薄而不均匀，多施半釉，有青黄、酱褐、茶绿等色。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少量轮制成型。此件原始瓷瓿与大部分西汉原始瓷一样，制作并不是很精致，特别是器身还有明显的指压痕，但它的装饰纹样却独具特色。首先双耳是以武士头像作为装饰(图3b)。秦汉时期英雄辈出，武士是力量、勇敢、安全的象征，双耳以武士形象出现即有守护之意。其次是玉璧装饰(图3c)，玉璧饰谷纹，结有绶带。在中国古代，玉璧是一种重要的玉器，新石器时代就有它的身影。在汉代玉璧的用途非常广泛，祭祀、丧葬、进贺以及佩饰等都需要，是一种重要的礼器。谷纹是汉代玉璧上常见的纹饰，反映了农耕社会人们企盼五谷丰收的愿望。绶带是佩绶制度的产物，为玉璧上的彩色丝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从纹饰的角度看，这件器物应该是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所使用的器皿。

　　三国青瓷堆塑罐

三国青瓷堆塑罐 罐上堆塑的裸身夫妇人物及熊

　　此器高35.6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5.4厘米，无盖，一大罐上堆塑五小罐。五罐中间一个稍大，盘形口，罐沿堆塑成群飞鸟，下与大罐相通；周围四小罐扁鼓腹，呈漏斗形，与大罐不相通，口沿上各堆塑飞鸟两只。大罐深腹，平底，肩部四周堆塑人物、飞鸟、走兽及人头。人物姿态各异，或站，或坐，或奏乐。腹部还间隔分布四小孔，小孔边各塑贴一条头向洞口的爬行类动物(图4)。

　　此罐堆塑的人物可分成三类：一类是伎乐俑；一类为赤身裸体者；还有一类怀抱禽鸟，似是祈福俑。此外还有很多头像也非常少见，构成一个不寻常的场景。堆塑男女裸体像在瓷器中少见，但在汉代陶俑中及其他一些艺术品上有所见，这与汉代仍存在原始性崇拜习俗有一定关系。东汉的一些习俗会延续至三国时期，因此在堆塑罐上出现性崇拜的题材也不足为奇。再来看那么多的人头，他们全分布在裸体人物的下方，有的正好位于女性生殖器的正下方，似乎寓意婴儿的降生。此外裸体人像也是男女搭配，具有夫妇相伴、多子多福的含义。在一对夫妇旁还有一头生殖器外露的熊。

　　《诗经·小雅·斯干》所载“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意思为梦中有熊，预示男婴要降生，可见熊在这里也是男子的象征。此外，除伎乐俑外，所有的人物均怀抱一类似鸡的禽鸟。鸡在民间文化中象征生命力和生殖力，在此也应该蕴含着子孙繁衍的含义。在汉代，儒家思想得到确立和发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们把子孙昌盛、家族兴旺当成头等大事，这件堆塑罐应该就是当时人们这一愿望的物化体现。

　　西晋青瓷狮形烛台

西晋青瓷狮形烛台

　　烛台长13.5厘米，宽6厘米，高9厘米，为卧狮形，昂首，垂尾，背部有圆筒形插孔与体内相通。卧狮双目圆睁，两颊上耸，张口龇齿，颌下长须，表情刻划细致、生动。背部鬃毛分披，至下腹呈自然卷曲状。四足为蹲卧状。全身施青釉，釉色青灰，色调均匀(图5)。

　　西晋时期，伴随制瓷业的繁荣，青瓷完全摆脱了青铜器造型的影响，大量运用人物、动物等造型，在装饰上采用刻划、堆塑等手法，显得精致繁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熊形灯、羊形插器、狮形烛台、蟾蜍水丞、虎子、鸡首壶等，它们或以动物形态作为器物整体造型，或以动物局部作为器物装饰。这些动物造型往往又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艺术夸张，形象生动，妙趣横生，体现了这一时期青瓷在造型艺术上的追求与特点。狮形烛台即是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常见器物，以狮子的造型作为装饰，东汉少见。随着佛教的传入，狮子这种不原产于我国的动物，其艺术形象开始流传。佛教中，狮是护法者的形象，释迦牟尼佛祖就被比作狮子，与佛有关的东西也冠以“狮”名。人们把狮子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起着保护主人平安、吓阻凶恶的作用。魏晋之际，佛教在江、浙一带尤为流行，因此昂扬威猛的狮形器物大量涌现，以发挥其驱祟辟邪的镇物神兽作用，因此狮形烛台又被称为辟邪。

　　西晋青瓷女俑

西晋青瓷女俑

　　此件西晋青瓷女俑为立式，高21.4厘米，发髻烦琐精致，发式少见；面庞丰润，卧蚕眉，单眼帘，翘鼻，嘴为两小圆孔，双耳有环状耳饰；身着交领曳地长袍，袖端收敛，双手交于腰前，腰部系扎帛带。釉呈青绿色，有剥釉现象，釉不及底(图6)。

　　秦汉时期，随着人殉制度的普遍废除，各类陶俑、木俑、瓷俑替代真人成为随葬明器的重要组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的服饰文化与社会风貌、生活习俗提供了历史见证。汉代是陶俑的重要发展时期，不仅数量庞大，种类也丰富。西汉陶俑以兵马俑和侍女俑为多，到了东汉，伴随一种新的庄园经济的产生和丧葬制度的进一步世俗化，俑变得更加种类繁多，出现了说书俑、劳作俑、击鼓俑、抚琴俑、舞蹈俑、吹奏俑、骑马俑、百戏俑等富有生活趣味的人物俑。

　　西晋时期，两汉以来的厚葬风俗在江南一带仍然延续，墓中出土了大量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的仓院楼阁、家什农具、禽舍畜圈等青瓷模型制品，其中就包括人物俑。这种由陶到瓷的转变，不仅显示了制瓷技术的成熟，也说明瓷器在当时当地的普及。西晋瓷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集捏塑、堆贴、刻划于一体，擅长表现细微之处，使器物显得精致繁复，如此件女俑的发髻就表现了这一特点。女俑所穿的服饰，是袖端收敛的袍，而非魏晋时期流行的衫。袍是汉代流行的服饰，说明西晋时期人们的衣着仍然会受到汉风的影响。另外女俑丰满的面部，以及五官外貌也与同时期生产的同类产品，如萧山博物馆所藏西晋青瓷仕女俑的特征相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性的审美倾向。

　　西晋越窑绳索纹罐

西晋越窑绳索纹

　　瓷罐口径11厘米，底径11.8厘米，高16.7厘米。直口，宽沿，斜肩，肩部以下微呈弧形内收，平底。颈部至肩部堆贴交叉绳索纹，交叉点以乳丁状表示绳结。胎呈土黄色。施淡青釉，釉不及底(图7)。

　　据考古资料，此类器物在浙江余杭、温州、慈溪、绍兴、萧山以及江西、安徽等地均有出土，以奉化市白杜南岙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堆贴绳索纹罐最精。此器亦属上乘。因出土时有部分器物内或旁边放有小水罐，该类器物被认为是水井的缩小版。一些纪年墓，如前面提到的奉化东汉熹平四年墓以及平阳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墓、新昌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墓、萧山东晋永昌元年(322年)墓均有此类井出现，只是形制略有不同，有的是直筒形的，有的与这件相仿，口小于腹。除了装饰绳索纹外，也有饰以网格纹和镂孔的。由于绳索纹制作精细，写实性强，应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推测当是套在井外护栏上的，而镂孔则是用来拴系井盖的。在古代，井在人们生活中极为重要，人们吃水、用水都离不开井，有时农田的浇灌也要依靠水井。水井造型的器物也成为当时常见的明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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