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最惊险最艰苦的故宫文物大迁移

故宫第三批西迁文物于川陕公路上之艰苦运输情形 1938年汉中至成都，途经宝轮院，雨后小溪无法通过，临时搭建浮桥的情形

　　南线出发不久，战况日趋激烈，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迁都在即。马衡得此消息，立即组织实施“北线计划”。北线运送的多为字画、书籍、档案等文物，堪称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条。

　　1937年11月初，瓷器专家吴玉璋率队将7287箱文物从陆路由火车运出。北线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

　　连遭敌机袭击，列车冲出火场

　　包括皇家殿本书籍在内的7287箱(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文物走北线迁移，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派其弟子尹焕章负责押运。走北线的这批文物经历最为惊险。

　　1937年12月10日夜间，文物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时，现场相当混乱，好在没有出大的问题。

　　经津浦路到徐州时，徐州会战即将打响，日军开始对徐州一带铁路进行轰炸，装载文物的火车经陇海线，冒险狂奔到了郑州。“这批东西非常多，数量很庞大，很匆忙。当时陇海线刚刚开通，这批东西从浦口火车站出去，直接到徐州，再往西走，连夜开到了宝鸡。”陆建芳回忆。

　　躲过一劫的北线文物，没想到在郑州又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到达郑州20多分钟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变成一片火海。大火被风席卷着扑了过来，装有文物的列车眼看就要被火海吞噬，危急关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果断开着列车冲出火场，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后来担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尹焕章，曾对女儿讲述过这次危险的经历。尹焕章的女儿回忆道：“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过，当时火车到达郑州时，他们跳下来办理有关手续。这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日军的轰炸机群对火车站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这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看见车厢里的一些箱子上贴有中央博物院的封条，另外还有内政部的字条，他们就断定是很珍贵的东西。于是这些工作人员冒死把火车调度到车站比较安全的地带。”

　　“当空袭结束以后，他们看见车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雨棚以及职工的几间休息室，别的全部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他们心里面暗暗地说，这批文物得以保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回忆起这些，她还心有余悸。

　　北线文物离开郑州后，继续沿陇海线前行。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陕西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在宝鸡，文物被临时存放于城内关帝庙、城隍庙内。陆建芳说，“深更半夜到宝鸡，整个宝鸡都戒严了。当时能用的运输工具，比如三轮车啊，什么都用上了。不过，关帝庙、城隍庙现在全都荡然无存了，一个变成了印刷厂，一个变成了招待所。”

　　随后，马衡赶到宝鸡，视察这两处存放地以后，觉得条件都不理想。不久，潼关形势紧张，文物再次向四川汉中(原属四川，后并入陕西)转移。

　　总统府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北线文物队把文物运送到宝鸡时，专门在山上挖了两个窑洞存放文物。文物继续西迁后，这两个窑洞被部队用以储藏军火。队伍离开不久，日军轰炸至此，窑洞里的军火都被坍塌的废墟埋了。如果文物还藏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

　　秦岭蜀道千难万险，四箱文物不慎炸毁

　　严冬来临，战事越发紧张。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为确保文物安全，运输文物的汽车不得不冒着严寒，在冰雪泥泞中翻越险峻无比的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汉中进发。

　　当时正值冬末，秦岭大雪封路，山高路滑。长长的车队挂着防滑链，车身摇摆颠簸着，慢慢盘旋、爬行在苍茫的秦岭之中。远远望去，有几分壮观，更有几分悲壮！

　　艰难的行驶中，车队后面有一辆车翻滚在山坡边。好在山坡不陡，司机和车上人员无恙，只是车上装有文物的几个大木箱散落在地上。以为文物严重受损，大家连忙将地上的木箱一一打开检查。幸好这车装的是石鼓，由于包装严实，石鼓没有受损。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专家们，此时与搬运工人没有两样，与司机们一起，绳拉肩扛，使出全身气力，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终于把散落的石鼓装上车。

　　大雪封山，队伍到达的小村庄里只有一间卖面的小饭铺，供给不够，只有派后方队伍运食物进山给前方的队伍。命令传下去，后方队伍里众人踌躇，终于有位年轻司机答应了，冒雪把食物送进山中。

　　宝鸡与汉中相距885华里，其间没有火车，当地政府便调动了近300辆汽车运送文物。以一车装20箱计，往返300多次。他们共费时48天才把7000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

　　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又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

　　所有文物运抵汉中时，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令人惋惜的是，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四箱。

　　直到1939年3月，历时10个月，文物才全部运抵成都。然而，成都多雨多雾，气温低，湿度大，又无适合存放文物的处所，更因离成都不远的重庆常遭轰炸，处在成都闹市区的文物存放地极不安全。

　　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县，木箱寄放在大山深处、建筑坚固、宽敞又便于隐藏文物的大佛寺古庙里。峨眉县当时经济落后，当地人很少见到汽车，见县里一下子来了20多辆大卡车的车队，两边又站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很是新奇。他们听说这是“博物院”的东西，又存放在佛殿，便以为里面装满了宝物，后来才知道是博物院的文物。

　　在峨眉县，这批文物也曾遭遇大火，幸好最终化险为夷。

　　陆建芳回忆，为了保护好文物，尹焕章他们专门绘制了峨眉山的地形图。当年存放文物的大佛寺现在已不存在了，原址只剩下几棵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当年文物迁移的历史。

　　韩文宁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告急，面对危局，国宝遭到极大威胁。它们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见证与载体，是文化延续的历史缩影，必须尽力保全。在这场对文物生死攸关的大迁移中，文物工作者们不畏艰险，度尽劫波，接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生命洗礼。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正是依存这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坚守。只要有一颗火种存在，心灵就永远不会寒冷，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在其背后，有一个名字叫中华，它激励人们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