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记》与宋元窑业

　　江建新 

　　蒋祈《陶记》是中国最早一部系统叙述景德镇陶瓷发展史，详细介绍景德镇瓷业生产面貌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三十多年前，刘新园先生(陶瓷考古界权威)在景德镇图书馆发现康熙版《浮梁县志》所载《蒋祈“陶记”》，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对其文中所涉及内容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之后，对过去将《陶记》作于元代之说提出质疑，指出《陶记》著作年代为南宋嘉定至端平之间。随后熊寥先生对刘新园先生的南宋说进行商榷，并坚持传统元代说的观点。之后两位先生又就此展开热烈辩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关注的学术课题。景德镇陶瓷馆、、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就此专题举办这样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得益于两位先生的辩论，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对《陶记》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专家与参会代表进行了热烈讨论。综合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根据《陶记》中的一则记载，从一个窑场，一个名词、名称来揭示和探索其著作年代和相关问题，这种以小见大、由浅及深的研究方式，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这是本次大会发言的一大亮点。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如禚振西先生的《试析蒋祈〈陶记〉之重要名词》，以陕西地方文献及耀州窑业情况与景德镇窑业比较，解读《陶记》中的若干名词，从一崭新视角，探索《陶记》的著作年代。郭学雷先生的《“陶记”著作时代之新观察》，从“州家”、“真定红瓷”“龙泉青秘”、“建阳”、器型等人们关注的焦点入手，结合考古资料，厘清了谬误，肯定了南宋之说，推论新颖。曹建文、周浩《“陶记”中关于瓶类名称的考辨》，运用一些新的资料，从产品器型、品种来解读《陶记》中的相关记载，从而支持了南宋说。冯云龙先生《界田石泥与麻仓土》，根据相关文献和实地考察得出的界田土就是麻仓土的观点值得重视。郑乃章先生《〈陶记〉“火照”引起的思考》，通过考察单一“照子” ，论证了《陶记》著作年代。熊振东先生的《“陶记”中的若干问题考》，是以由小见大的研究方式，考察了《陶记》年代及宋元时期的窑业。

　　运用考古调查获得最新的景德镇陶瓷考古资料，采用新的考古调查手段、技术来考察景德镇早期窑业及宋元代窑业情况，以此来重新审视和解读《陶记》及其宋元窑业史，这是本次发言中又一大亮点。秦大树先生《景德镇湘湖地区早期窑业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运用新的考古手段、技术考察了景德镇早期窑业及宋元代窑业情况，对我们理解《陶记》有所启示。黄薇、黄清华先生《浮梁县进坑村古代瓷石矿洞及窑址考察纪要》，首次发现“进坑”石泥的矿洞，对解读《陶记》提供了新信息。翁彦俊先生《景德镇宋元青白瓷的演变——以落马桥窑址考古为视角》，江建新先生《从景德镇出土宋元考古资料看〈陶记〉著作年代与相关问题》，根据一些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考察了《陶记》著作年代及其宋元窑业情况。

　　通过考察宋元时期的匠籍制度、赋役制度、税制等情况，展开《陶记》著作年代研究，成为多位学者研究的课题，这都是重要的而有新意的研究。肖发标先生《从宋元匠籍制度看《陶记》的成书年代》，从比较宋元匠籍制度入手，以及湖田窑出土黑釉器情况，提出《陶记》著于宋末明初的新观点。

　　以景德镇地区以外的出土与收藏的宋元资料，考察这一时期的窑业情况，进而对《陶记》的著作年代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杨宁坡先生《从益阳羊舞岭窑的发掘看景德镇窑业工匠入湘及其影响》，通过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文献，比较景德镇与该地区的宋代产品，推测景德镇南宋有大量工匠迁入这一地区，并对其窑业产生影响，从一新角度印证《陶记》年代，其观点新颖。李永强、韩鸿业先生《北京出土的辽金时期景德镇青白瓷》，认为北京地区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应是从宋传播到辽金的，反映了青白瓷北播途径等情况。蓝旻虹先生《镇江城市考古出土的宋代景德镇窑瓷器》，介绍了镇江出土的宋代青白瓷和元青花瓷器情况，为我们认识景德镇宋元时期窑业提供了珍贵资料。黄静女士的《宋代广东生产的青白瓷研究》，介绍了西村窑和笔家山生产的青白瓷情况，使我们看到两窑产品面貌及与景德镇青白瓷的关系。

　　采用科技手段，对宋元产品胎、釉及彩绘原料进行测试，从而揭示宋元制瓷技术，探索这一时期的制瓷历史。李峰、汤辉先生的《景德镇窑瓷胎二元配方起始时间考》，通过检测有纪年的宋元青白瓷一组标本，认为景德镇宋元瓷土的使用经历了三个阶段，1249年景德镇开始使用了二元配方，并由此推论《陶记》著于南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胆推论。冯松林先生《元青花的科学研究》，在这方面也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

　　(作者系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陶记》暨景德镇宋元窑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