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诸神之宴》是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于1514年创作的。画中众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定位
记者宋磊 通讯员王琳
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产于景德镇,它蓝白相映,晶莹明快。16世纪,青花瓷传入欧洲,在全球掀起“青花瓷热”。
然而,进入18世纪后期,西方对中国瓷的狂热迅速下降,之后青花瓷的出口渐渐停止。
青花瓷热是如何衰落的?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芬雷所著的《青花瓷的故事》,试图给出答案。该书最近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中国式审美渐渐被西方厌倦
1700年开始,中国瓷器的出口风行一时,18世纪中期达到高峰,但到了该世纪后期,荷属和英属东印度公司中止进口,瓷器销欧业务戛然而止。
究其原因,罗伯特·芬雷认为,不能只用西方瓷器加入竞争来解释,因为整个18世纪,从中国进口依然比本土生产便宜,而且,中国瓷器也被普遍认为质量最佳。“事实上,中国瓷热之所以‘退烧’,主要出于精英的时尚品位、审美意趣和知性观点已然发生改变。”
18世纪初,一些英国瓷厂的瓷器结合了中国瓷釉洁白纯净、色泽艳丽的特质,又结合了古典西方的审美准则,这样一来,使中国瓷器在外观上失去优势。
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瓷上绘画,一直有两种倾向。一方面,他们欣赏中国画自由、灵动的空间感,但另一方面,受文艺复兴的影响,西方人希望瓷上绘画更有透视感,渐渐对中国式美学产生视觉不适。
同时,欧洲进入自己的帝国时代,加上欧洲商人认识到中国官吏腐败衰弱的一面,西方知识分子认为不应该再以中国为榜样,不由心生对中国审美标准的蔑视,慢慢开始反对中国。“一旦中国模范跌落宝座,中国瓷也随之一起摔下来。”
不思进取导致西方技术反超
在18世纪,中国瓷业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欧洲瓷业的发展也相当惊人。在很短时间内,西方就找到了高岭土和瓷石资源,造高温窑,开发新配方,开创了新的技术和纹饰风格。他们进一步掌握了制瓷诀窍,以致中国陶匠反过来学习西方的瓷器制作和纹饰技法。
1704年和1756年,欧洲先后研制出两种前所未有的釉色:普鲁士蓝和蓬巴杜玫瑰红,创立出一种强烈、新颖的色彩感受。另外,珐琅彩也被引入瓷器制造中。西方的创新引起中国的关注。康熙皇帝指派两名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和马国贤,指导中国工匠学习珐琅技法。
反观中国,青花瓷是景德镇的独门发明,一枝独大的地位让景德镇失去革新的动力,生产技术上的优越,反而成为自身的陷阱,疏忽了来自欧洲的竞争,于是慢慢丢失市场。
清朝政府对景德镇的支持也三心二意、漫无章法。1786年,正在英国陶瓷大举挺进国外市场的时候,为削减政府员额成本,清政府裁撤了督陶官一职,景德镇面临无人当家掌管的局面,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此大打折扣。
书中,芬雷指出,在世界陶瓷史上,中国瓷对西方的影响其实只是一段短短的插曲,东西方瓷文化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因为这场相逢,促使西方投身与中国竞争的战场,并最终战胜了中国瓷。”
书摘>>>
英国工业完胜景德镇作坊
玮致伍德是一家英国陶瓷公司,由英国人玮致伍德创立于1753年,该公司大举进军国际陶瓷市场,直接导致了中国瓷在欧洲的落没,玮致伍德也被称为“全宇宙造瓶总监”。
在瓷器设计上,玮致伍德鄙视中国瓷,认为是错谬走样的设计,有辱适当的比例和体面的品位。他的瓷器设计奉行新古典主义,体现他的设计理想——理性、纪律、冷静,以精神升华高贵。
玮致伍德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生产他的陶瓷。他从欧洲多地购进高岭土,但其最赚钱的产品乳白陶却没有使用高岭土,而是以白色黏土加燧石末为胎,烧出的瓷器洁白坚硬,施加彩釉可产生如斑岩或玛瑙的效果。他还独创了“浮雕玉石”系列,这是一种白色炻胎,非常适合新古典主义装饰。
玮致伍德引入机器力生产,令他的伊鲁里亚厂的效率比景德镇高出甚多,而当时,景德镇的运作仍属劳力密集、作坊型的组织。他还采纳新式转印技术,大幅加快了生产速度:先以铜板蚀刻图案,然后施墨印于纸上,再转印到待装饰的器物上。直至18世纪末依旧依靠手绘的景德镇,此时已经赶不上用机械印花的英国瓷厂生产速度。
工业面创新以外,玮致伍德还搭配新的营销手法,使生产面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和时尚变化。他游说驻外大使和英国旅人在各地美言他的产品,还首创许多新技术,日后成为现代商业经营的基本事项,诸如:市场调查、存货盘点、旅行推销、退款保证、图案画本、报纸广告、请名人代言等。
1795年,玮致伍德去世,他的墓志铭宣告:“他已将一个粗糙、原始、无足轻重的小小制造业,转换成高雅的艺术。
玮致伍德不但以匠心独运的经营手段为自己创造优势,更因为海上称霸,为自己的产品进军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
(记者宋磊 整理自《青花瓷的故事》,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