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庭:关于中华民国金币券实物的研究

陕西大清银行兑换银票

　　中华民国金币券(以下简称金币券)是孙中山先生为筹集反清经费而发行的革命债券，它是见证孙先生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物，也是集币爱好者竞相求购的重要纸币之一。由于金币券在国外发行，发行时间短暂，发行数量有限，加上近百年来时局变迁、回收毁损等多种原因，留存至今已为数不多。同样欠缺的还有当时发行、登记、兑换等原始档案史料。故金币券实物的研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依据多年积累的实物资料，同时参考有关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专著及各大拍卖行的拍卖目录，试对金币券的性质、形制、版式等作一分析，供研究参考。

　　一、 金币券是民间组织发行的无期限贴水债券

　　中华民国金币券(彩一图1)是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在美国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时发行的革命债券，这也是孙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筹集活动经费而发行的数种筹饷债券中的重要一种。为了此次募集，孙先生亲拟《革命军筹饷约章》，规定“凡認任军餉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宝通用，缴纳课税，兑换实银。”

　　中华民国金币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金币券是一种债券。它的发行不是用以当作通货来流通使用的，而是为募集革命活动经费所发的一种收据，将来认购者可将此袛作通用之国宝缴纳课税，或按票面金额兑换实银。

　　2)金币券是一种贴水债券。贴水债券，又称贴现债券，是发行单位在票面上不规定利率，以低于债券面额的价格折价发行的一种债券，这种债券券面上不附有息票，到期时按面额还本，不再另外支付利息，其债券面额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就是发行单位支付给持有者的利息。金币券按照面额的半价发售，而兑现时则按票面面额支付，是一种典型的贴水债券。

　　3)金币券是无期限贴水债券。债券发行一般都是有期限的，在债券上印有明确的兑换日期。按筹饷约章规定，金币券的兑换需等革命成功之后。

　　4)金币券发行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金融机构所发，而是以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名义发行。在既无政权保障，又无银行支撑，更无物质抵押的背景下发行金币券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由于广大爱国侨胞拥护孙先生的革命活动，踊跃认购“中华民国金币券”，并视认购为一种捐赠行为，有的甚至将金币券当场撕毁，以示支持革命的决心。故发售工作进展顺利，仅在三个月之内，即募集到美金144,130元。

　　二、 金币券上的中西方文化元素

　　中华民国金币券是中西文化交融结合的产物，在该券上含有诸多中西方文化元素。首先反映在文字上，金币券的正面是中文，背面则是英文，这种在同一张票券上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结合来设计印制的模式，也是同时期国内银行纸钞设计学习西式银行的通常做法，如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纸钞等。其次反映在票幅长与宽比例上，金币券没有采用当时国内新式银行券常用的票幅比例，如中国通商银行、信成银行券比例约为1.5:1，而采用类似美元票型(2.3:1)的比例。金币券呈狭长形，由于裁剪的原因而使正票长度不尽相同(其中拾圆券最长，比例约为2.5:1，百元券约为2.2:1，千元券约为2.1:1)，这种票型为美洲侨胞所熟悉，体现了设计者尊重当地习俗，便于侨胞认购的思路。第三反映在骑缝处，金币券是一种远期债券，为方便今后兑现时核对，印有存根联与债券相连。而骑缝处上盖有印章及墨书字迹，并在此裁切分为两联，此种做法则是中国纸钞核对与防伪的典型方式。如清代的户部官票、大清宝钞骑缝处都盖有官方红色大印；光绪年间北京户部银行与宣统年间吉林、广州、云南、吉林大清银行券的骑缝处除盖有两枚印章外，还有冠字和编号，前者为盖戳，后者为毛笔手书。尽管金币券与上述这些纸钞(直式)在形制上有所不同，但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在存根联与正券相连的骑缝处上的相似之处，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元素在中国纸钞上的运用，也是区别于外国纸钞的明显特征之一。

　　三、完整金币券的形制与内容

　　金币券系中山先生亲自设计，“一九一0年，孙中山先生为了扩大筹饷，亲自动手并得陆皓东的帮助，绘成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图样。”但由于自发行以来的近百年间未曾见过完整金币券的报道及图照，令收藏与研究人员对此有过不少猜测。直至2008年一枚完整版的拾元券现身于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才引起相关人士极大的兴趣与关注。这枚金币券现珍藏于上海市银行博物馆中。该券面额为拾元，票幅22.5×7.9厘米。正面为墨绿色，四周有边框，边框上端印有隶书“中华民国金币”六字名称，主图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右侧印“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与“孙文”的中文签名，左侧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发”，(李公侠三字为中文签名)旗帜下端印有《革命军筹饷章程》第一款内容“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缴纳税课，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实银。” 边框四角有面值数字。该券背面设计与正面相似，以淡褐色为基本色调，主图“青天白日”旗帜套用蓝色，图案两旁的金额上印有编号12820，除“中华民国金币”六字仍为中文隶书外，其余均为英文(彩一图2)。

　　该券存根联在金币券背面的左侧，骑缝处盖有“总理”圆型章和“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型章各一枚，墨书“中壹贰捌贰○”及“余昌”二字，其中“中”为冠字，“壹贰捌贰○”为编号。“余昌”二字则耐人寻味，是认购者姓名、笔名、地名还是其他？这种在骑缝处旁留有墨迹文字的非常少见。该存根联上无任何文字，与前面所述的清代纸钞不同，后者存根联上一般均印有文字，如户部官票存根联处印有“足色银□两及□字第□□号”等，金额及字号空白处填上与正票相同的内容，以利核对。该金币券存根联与正券边框之间距离为40mm，比一般金币券要宽岀30mm左右。这种空白状的存根联与仓促筹措和缺少相关经验有关，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发行债券筹措资金的目的是用于反对满清政府，因此必须保持低调与尽可能在保密状态中进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尽管小心翼翼，债券印制时还是被美国政府发觉，据孙中山给芝加哥同盟会员肖汉卫的复信，“债票初时印制，为美官收押，后又批准印行。”

　　对照孙中山先生早期所发行的其他几种筹饷债券，如军需债券、中华民務興利公司债券、中华革命债券等，我们不难发现，这几种债券的设计也都出自党内同志而非专业人士之手。它们的设计、印刷从早期的单面印制到正、反两面印制，从只有文字、数字到出现图案、花框等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与其他几种债券相比，中华金币券是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发行诸多筹饷票券中设计、印制最为精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债券。

　　四、金币券的版式区分

　　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有拾元、壹百元、壹千元三种。现根据实物试对金币券版别作一分析。

　　1、按存根联位置分，有存根联在正票左侧与右侧两种(彩一图3左、右)，其中百元、千元券存根联都在正票左侧，而拾圆券存根联则有左、右两种。为何百元、千元券只有一种式样，而唯独拾圆券会有两种式样？

　　钱币收藏界普遍认为此乃拾圆券发行数量事先估计不足所致，由于第一次印制数量较少，而侨胞认购踊跃，故只能重新加印，为与第一次印刷的债券区别而将存根联改为右侧。从本文附表中可知，目前存根联在左侧的拾圆券最小编号为1952，最大编号为14070，存根联在右侧的最小编号为16611，最大编号是28228，可见这两种券的印制数量相差不多。

　　参考国内最新研究成果，笔者在考证中得出另一种结论：旧筹饷局与新筹饷局所发之金币券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金币券，前者存根联在左侧，后者存根联在右侧。经查阅资料，孙中山在1911年7月22日写给李是男(即金币券上的李公侠)的信中提到“新筹饷局开办已有眉目……务望兄速将旧数清结，立即开办新局。此局亦兄为管库，然必新旧分清。”同时，在李是男给黄鼎之的信中又看到这样一段记载：“筹饷局有新旧之异……所发军债票之数，亦不能混同，故旧日阁下所取之军债票，应归旧局管理。近日旧局已停办，则债票无容再卖，请将旧票及长短数交回，以归划一。嗣后如有热心同志乐买债票，请先将银寄交国民救济局，然后再发债票便是。” 笔者认为，新筹饷局的成立，宣告旧筹饷局的结束，按常规必须将财务清理，帐目结清，为此旧筹饷局向所属各地发信，要求“将旧票及长短数交回”。但此时并不意味着金币券募集告一段落，新筹饷局的成立，也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募集反清资金，为保持金币券募集工作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又利于区分新旧筹饷局所发金币券，便于造册做帐登记，因此新发债券仍沿用了金币券的名称与式样，为示区别，在用量较大的拾圆券重新印制时将存根联改在了右侧，这就形成了存根联分左、右两种不同位置的金币券版别。

　　2、按阿拉伯数字编号分，有4位数与5位数两种，其中百元、千元券只有4位数字一种，而拾圆券则有两种。从附表中可知，目前已知拾圆券最大的4位编号为9741，印量应为10000张。5位编号最小为11702，最大为27998，印量应为18000－20000张。百元券最大号码为2956，印量应为3000张。千元券目前只见到两张有号码，编号分别为1707和1709，估计印量可能在1800—2000张之间。此外，还有一种无编号的特殊票，这种无阿拉伯数字号码的目前所见两张都是千元面值，美藉收藏家柏文认为无编号可能是未发行票。但其中一枚上盖有“已登记 廿五年九月二日”章及“中国国民党驻檀总支部”章(彩二图4)，说明该券已在美国檀香山登记，该券也应是正票，只不过是漏印编号而已。

　　分析金币券实物上的阿拉伯数字编号，系印制完成而非手工加盖，理由是：1)位置相同。三种面值券上的阿拉伯数字，均在背面面值上，且左右、上下位置基本一致，这是手工无法精确完成的。须知当时金币券是在不同地区多处发售，经办人不止一个，这从骑缝处不同的笔迹上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不同的经办人要在同一处精准地加盖号码章是完全不可能的；2)号码机相同。三种面值上的阿拉伯数字完全相同，系为同一套号码机完成。

　　3、按登记印章分有“已登记”章与无登记章两种。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在其担任临时大总统时信守承诺，成立了专门机构，偿还了历次所发筹饷债务有五十万元之多。但袁世凯掌权后，不惜撕毁约法，使该项工作未能继续进行。直至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时对偿还事项再次议决：凡是革命时期所发行的债券或军用钞票，限于民国26年前以法币收回。并责成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凡持有革命债权的，可向该会登记，经该会验明后，加盖“已登记”章，由国库收兑。国外华侨由驻外使领馆代为登记与兑现。只是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许多加盖过调查登记章的筹饷债券仍然留存民间，并未兑现回收。”

　　金币券上“已登记”章形制、内容基本相同，但字体、文字等还略有差别。印章为长方形，边框有直线与曲线两种(彩二图5)；框中文字有两行、三行之分，两行内容为“已登记， 年 月 日”，三行则多了“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一行内容；字体有楷书与宋体；颜色有红色与蓝色两种；登记日期以毛笔手书居多，亦有钢笔书写，还有直接加盖日期印章的；日期以中文“小写”为主，也有写阿拉伯数字的。“已登记”章位置似乎没有具体规定，从现存实物看，以盖背面为主，少数盖在金币券正面，如拾圆券1209号，百元券2956号等。此外，“已登记”章还有漏填日期的，如拾圆券11792号，百元券1209号等，这是因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在一些券上还分别盖有如“中国国民党驻檀总支部”、“中国国民党驻香港直属支部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或驻智利、新加坡、香港、澳门等章，说明该券是在海外登记。银行博物馆还藏有一枚无登记章，却用毛笔手书“已登记，民国廿五年八月廿四日”字样的金币券(彩二图6)，该券面额拾元，编号为“8540”，“已登记”及日期等内容书写在金币券正面右侧空白处，属海外登记，(可惜印章内文字不清)这种登记方式为目前仅见。

　　五、金币券的冠字与编号

　　金币券冠字采用该券名称“中华民国金币”的前三个字，按面额从小到大排列，即拾元券用“中”字，壹百元券用“华”字，壹千元券用“民”字，金币券冠字只出现在骑缝处。阿拉伯数字编号印在金币券的背面金额处，骑缝处编号为人工手书。尽管目前金币券发现数量并不多，但在这些有限的金币券中还是发现一些颇有趣的现象。

　　1、冠字写错和漏写。骑缝处冠字是用墨笔手书，因此难免发生差错。现发现有两枚冠字写错的都是百元券，编号分别为“2536”和“2605”。按规定百元面值冠字应为“华”字，而该二枚券却误写为“中”字，有趣的是，后者(彩二图7)因发现冠字写错，遂在“中”旁另写“華”字作了更正，并在“華”字下留有“江蘭芳”的墨书签名，从毛笔字迹推断，应为同一人所写，此“江蘭芳”应是当时出售金币券手书编号的工作人员。

　　2、漏盖印章。金币券上骑缝处应盖有一圆一方两枚印章，圆章为“总理”章、方章为“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章。印章应是认购后由工作人员在骑缝处用毛笔填写完冠字及编号后加盖，现发现有因工作疏忽造成漏盖印章的。如编号为“26221”、“26222”和“26286”三枚拾圆券均只盖了一枚“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章，漏盖“总理”圆章。而编号为“5011”的拾圆券则相反，只盖了“总理”圆章，而漏盖“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章。

　　3、编号书写方式不一。骑缝处上编号应与金币券背面阿拉伯号码一致，应在认购时，由工作人员按金币券上面额、编号在骑缝处填写冠字及中文数字编号，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书写要求，因此在骑缝处出现有多种书写法(详见附表)：第一种是大写数字法，如千元券“1709”写成“壹柒零玖”。第二种是小写数字法，如拾圆券“4168”，写成“四一六八”。第三种是大小写混用法，如百元券“1209”，写成“壹贰零九”。第四种是个别单位使用量词法，如百元券“2956”，写成“贰九五拾陆”，“1684”写成“壹陆八拾肆”。第五种是正确使用量词的规范写法，如拾圆券“23586”，写成“贰萬叁仟伍佰捌拾陆”，“21717”写成“弍萬壹仟柒佰壹拾柒”。除上述几种写法外，还发现有漏写冠字与编号的，如“5011”的拾元券漏写冠字，成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只有编号而无冠字的金币券。而编号为 “26221”、“26222”和“26286”的拾圆券干脆冠字和编号全部漏写，使骑缝处除一枚“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章外一片空白，成为不多见的三张金币券。

　　六、金币券的水印

　　从附表中可知，不是所有金币券上都有水印，且水印所分布位置也各不相同，有的在上部、有的在下部；有的在骑缝处、有的在编号处；有的横写、有的竖写，而且水印的英文字母亦不尽相同。如：编号为“9741”拾圆券在券中有“SRA”水印。编号为“14021”的拾圆券在下方的左右两角分别有水印字母“N”、“C”(单词的最后和第一个字母)。编号“8901”、“9151”拾圆券虽然水印都在骑缝处，但内容不一样，分别为“DALTON”、“NMASR”。编号“20161”和“21717”拾圆券的水印相同，都是“CD DALT”，但位置分布却不同。编号“9151”、“9166”的拾圆券和编号“2605”的百元券水印都为“NMASR”，且也都在骑缝处，但仔细观看位置还是有所区别。可见，印制金币券的纸张是带有水印的，只是分布较散，因此印制完裁切后的金币券形成各不相同的水印。

　　从上述局部水印可拼岀完整的单词“DALTON”，而DALTOM是位于美国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西部的一个小城市，该城素以造纸业而闻名于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Crane & Company , inc公司，该公司原名Crane，1922年改为Crane & Company , inc。 据资料记载：该公司是美国位于华盛顿的雕刻与印刷局“the 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的唯一印钞纸张供应商，自1879年开始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美国钞票印刷用纸均有该公司提供。根据上述金币券水印内容，结合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印制时间(1911年)与印制地点(美国旧金山)，可以判断金币券所用纸张就是Crane & Company , inc公司的纸钞用纸。

　　以上是笔者根据实物及相关资料考证后的一些心得，近年在拍卖市场每年都能见到一些未见记载的金币券，相信随着实物数量的不断增多，金币券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