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神历五年大钱辨伪记

　　北京  陈瑞海

　　这还是几个月前的事。一日，已退休的同龄老友，兴致勃勃地从报国寺地摊淘宝归来，向我展示一枚“神历五年”银质大钱，他虽说是让我辨辨真伪，但从口气和神态上看，却似肯定无疑的样子。我答应他暂放几日，待我查一查资料，网上搜搜，再找一下我以前藏的那枚“神历通宝”铜质小平钱(此钱已在《收藏界》2010年2期上刊载过)，对比一下再说，他欣然同意了。

　　该钱直径33.5毫米，穿径4.6毫米，廓厚3.4毫米，重22.75克，光背，正面有些错范，钱币(体)表面敷一层褐色银锈自然包浆，局部微露一些银白色亮光，似为传世品，很老道，非经年不可。材质虽未经光谱扫描检测，但上手给人一种沉重感，与其他银币搓起来声音有轻脆感，不似铅锡类合金或白铜类之物。这种难得的辽钱，拿在手里确实令人痴迷，但从钱文风貌上看，与“神历通宝”和“神历元宝”(银质，该钱在《收藏界》2011年5期上已刊载过)字体都相差迥异，尤其“历”字，笔者在刊物上所示的两枚钱，“曆”字没有“厂”部，书写方法与早年的“应历通宝”之历字相同，它是北方契丹人在书写汉字时的一种少笔字习俗写法。而这枚“神历五年”大钱的历字写成“曆”，很正规，很难说它承袭辽风。查所见刊物、书籍及相关媒体，包括当代契丹钱币学家裴元博、陈传江先生的《契丹钱币》(一、二、三册)及李卫先生《辽金钱币》一书，均未见有神历纪年钱，仅记有“神历通宝”年号钱一种。有的书把“神历”归为“北辽”，欠妥，北辽只有“建福”、“德兴”两种年号钱，都是铸于辽南京(今北京)，两种钱币也都有所见，而“神历”铸于何处？都城又是在哪里？直为世人所迷，但“神历”钱的存在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神历”年号，《辽史》第二十九卷这样记载：保大三年五月，耶律雅里(天祚帝第二子，封梁王)在军中，值天祚帝弃国出逃之际，被太保特默格挟之奔往阴山，趋天祚帝。此时夏国王邀天祚帝渡河奔夏，军将(队帅)耶律敌烈等复劫雅里北走，至沙岭，见蛇横道而过，识者以为不祥，遂群谋立雅里为帝，改元“神历”，以敌烈为枢密史，特默格副之，诸部相继来附。此时的雅里过得也算消闲，常猎于札拉山，日射黄羊四十只，狼二十一匹，因致疾，于保大三年十月卒，年三十。耶律术烈(珠拉)继之，术烈为兴宗之孙。不久，同年十一月为众所杀，特默格附于金。之后，史书未叙。由上可知，“神历”是一个短命的年号，前后总共不过六个月，何出“神历五年”？

　　不过，辽史是时隔二百年之后，由元人在至正年间(1343年)，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仓促编撰而成，史实多无法考证。在《辽史》中，失载、遗漏、失实或前后不一致者多有之。如本文上述耶律敌烈这一人物，《辽史》第九十六卷却记：于道宗大安八年卒，官一品。并非天祚帝时人物，竟有几个敌烈？天祚帝是于保大五年(1125年)在应州新城被金兵所擒获，辽亡，辽史正式画了句号。但各地势力(群牧)仍很强大，除西辽政权外，后西北辽至1196年、东辽至1269年、后辽至1219年才亡，这中间，如前西北辽(群牧势力)于金正隆五年(1160年)十二月乙亥，困临潢府(辽时曾为上京)建国称帝。也就是说，辽亡，不等于各地势力都消亡了。那么，这个“神历”朝远在大辽西北，是否随着术烈亡(辽还未灭亡)而亡呢，“神历”就真的不复存在了吗？但就退一步说，即便有“神历五年”的存在，这枚大钱的书体也令人迟疑。在没有新的考证情况下，判断问题只能以现有史料为据了。

　　由上可知，“神历五年”这枚银质大钱应是后人臆造之品，类这种钱可能从元明清以来就不断有人造伪，抓着历史年号就胡弄一番，蒙骗世人。一枚古钱(包括伪品)，时隔百年以上都已锈迹斑驳，要辨别真伪确有很大难度，需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进行分析，决不能仅看包浆锈色，尤其是贵金属(金、银)铸币，可能会带有更大的欺骗性。但是，必须把话说回来，辽钱与中原钱不同，不仅是说钱文的辽风，而是说辽确实有大量金银钱存在，多得令常人难以想象。据裴元博先生称，辽钱大约有上千品种，图谱所载仅是一小部分，大量都是前人(包括修谱者)所未见未知的，在“出谱品”面前会目瞪口呆，方知对辽钱认识之不足。辽年号钱、纪年钱(如大康元年等)多为三材五等、同模同铸。辽又是一个富金银国度，铸有大量的金银币，造伪者可能就在这里鱼目混珠，这就要求作者(藏者)、编者、读者(藏者)要擦亮眼睛，提高辨真辨伪能力。但也绝不因见到一两枚类此辽钱伪品就全盘否定或疑神疑鬼，这样会把绝佳的真(珍)品从你手中滑过，把它像孩子和洗澡水一样同时倒掉了。

　　我把这个分析结果和意见告知我这位老友，他连连称是，说暂且把它放一放，以此为戒，防止今后更多的吃亏上当。在辨真辨伪问题上，也正像以前有的专家所说：知道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伪的；只有知道什么是伪的，才知道什么是真的，很令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