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旭东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我国因充足的白银储备而确立了以白银作为本币的银本位体制,至民国24年,已足足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国人的日常交易和收支用的都是银锭与银元,计算的单位也都是银子,甚至连近代货币金融的场所也都称作银行。白银货币在我国有着如此悠久的传统,却由于国际形势所迫,最终不得不废弃。
1935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鉴于美国推行白银法案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的白银大幅外流,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前的状况,因而废除了银本位的货币体制,采用法币作为纸质本位货币。随后,国民政府彻底收兑民间私藏的白银通货,用以换取英镑美元作为准备金,并规定法币壹圆兑银元壹圆。
图1为中国银行在1935年推行币制改革后发行的天津版壹圆法币票。正面为农耕图,背面是花纹环饰的数字面值与外文,中间为船洋背面的帆船图,以示等值。
传统的货币历史学界公认这次币制改革具有进步意义,在当时,情况确实如此(但把民众的白银集中到统治者手里,实在是对百姓财富的根本性掠夺)。由于和英镑美元这样的强势货币挂钩,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法币币值稳定,商民使用皆称便利。然而,世事并不太平。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军需开始大量印发货币;又由于日方套兑的因素,法币在1940年终止了外汇市场买卖,币值开始下跌。至抗战末期,法币的发行量已然比战前增加了约四百倍。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本该大力恢复生产建设,可是国共内战又起。国民党为了支付战争所需,仍然开足马力拼命印钞。至1948年的3年间,货币增发超过一千倍。这样的超级通胀,使得人民的积蓄统统化为乌有。这还没完,1948年5月以后推出的金圆券又把民众手里最后的硬通货都彻底劫掠干净,直至解放军打过长江,把国民党赶到南方。
图2的纸币是浙江省银行于1949年发行的壹圆银元兑换券,正面左侧是省会杭州的景物,右侧是孙中山侧面像;背面为花纹、数字和银行主管的签字,中间又是船洋背面的帆船图。这
张钞票流通的时间极短,连十个月都不到,在当时的舟山发行。时值国民党军队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之际,国民政府只得重新拿出银元作为本币,并在海南岛开始铸造老银元,钱币界称之为海南版。中央银行也开始印制银元券来兑换,又规定壹圆银元券兑换一枚银元。这真是又一次的轮回,只是这次已是末日余辉了。
回想当初取消银本位,是由于受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欧美各国纷纷取消了金本位,竞相压低本国货币汇率,不断注水贬值以自救,就如同当今各国的货币宽松政策一样。但纸币一旦与实物贵金属脱钩,纯粹依赖政府信用的话,谁又能肯定法币案例不会再现呢?笔者不禁想到世界著名经济学教父大卫·李嘉图的名言:“如果一个政府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地增加纸币的印发量,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那么到底由谁来为此负责?又有谁来制约它和监管它?”
大师在二百年前发出的质问,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掷地有声。政府从自身立场出发,当然是希望发行的货币越多越好;政府当然也会自律,可局势的发展往往很难人为控制。无怪乎2008年后,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又重新发出恢复金本位的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