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济纳元钞考察记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一向是比较信奉的。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到各地考察，结合研究课题，走访了许多地方，更加体会到亲身深入实地对于史学研究，对于认识问题，是多么重要。前人的许多游记、旅行日记，都是我常常阅读的资料。远的如《史记》、《汉书》的“西域传”、“大宛列传”、“张骞传”实际上都是依据旅行报告写成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的史料价值众所周知。《马可·波罗行纪》更是世界不朽的名著。近代外国的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的游记，中国的黄文弼考察日记，等等，留下的不仅是丰富的史料，也是重要的社会人文资料，读来又成了一种文学享受。

    1993年，我带队进行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历史货币考察，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走了一圈，行程6000多公里，收获颇丰。没想到回京时，民航班机居然弄丢了我的一个行李箱。行李箱里装的大多不是什么像样的东西，一件风衣，一大包喀什称为“巴达姆”的类似大杏仁的干果之类。唯一使我心痛不已的，是我的笔记本。那里面是我历次外出的记录：访问日本造币局博物馆和日本银行博物馆的记录、访问大英博物馆的记录、考察黑城的笔记、考察伊犁河流域货币的笔记，以及此次一个多月6000多公里的考察日记。为此，我多次往返首都机场，查找机场行李库房，终于一无所获。

    两年后，我应邀参加西域与楼兰国际研讨会，会上不少学者提议重视科考游记问题。认为斯文·赫定等人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今天我们在新的条件和新的科学背景下，也应该留下新的科考游记。它不仅有原始科学资料价值，而且有人文科学价值。这一提议，又重新燃起了我早已灰冷的记忆的火星，萌发了重写一些重要考察记录的念头。

    然而，冗务缠身，时写时辍，连一次考察也难终篇。2003年，同窗好友王炜民教授为《阴山学刊》向我索稿，大题目是“中华文明研究”，小范围是从钱币看中华文明。我思索立论时想到，以1986年的黑城之行为切入，以“行纪”体裁来写，也是这一主题的又一种表达方式。也算是炜民兄促我完成多年未完的任务的一个动力。于是，重新动笔写“额济纳元钞考察记”

一·到额济纳去

    老卫来信……古代纸币的发现……到额济纳去……西夏遗陵……定远营—小北京……土尔扈特的“王爷”

    1986年初，内蒙古钱币学会卫月望先生（愿他在天之灵安宁）来信告诉我，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又出土了一批元代纸币。

    世界最早的纸币发轫于中国宋代，是举世皆知的。宋朝的纸币，品种繁多，举其大者，有交子、会子、关子；举其小者，有钱引、小钞；举其细者，又有所谓东南会子、湖广会子、直便会子等等名目。可是宋代纸币的实物资料，目前已经发现的只有两块印刷纸币用的钞版，而留在国内的，只是其中的一块。与宋朝同时期又与之南北对峙的金朝，也实行了纸币制度，金朝的钞版已发现了几块，可是纸币实物，却一张也没有出现。先灭金又灭宋的元朝，继承宋、金的货币传统，达到了古代纸币制度的巅峰。在忽必烈统治之初的中统元年（1260年），确立了元朝完善的纸币制度。全国通用统一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了“至元通行宝钞”，禁止铜钱流通，纸币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自本世纪初以来，元钞偶有发现，是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纸币。

    额济纳旗出土过元代纸币，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我对元代的货币制度非常感兴趣，也搜集了很多有关元代纸币的资料。其中就有额济纳出土元钞的资料。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额济纳黑城的发现，是元代纸币实物向世界的第一次公布。我找来了科兹洛夫的原著《蒙古、安多和哈拉浩特遗址》，阅读了关于在黑城发现纸币的章节，对那湮没在沙漠中的神秘古城非常向往。1983到1984年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黑城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工作，发现了一些元钞，还曾在1985年内蒙古钱币学会成立时举办的展览上展出过。这一次又有纸币出土，我自然非常高兴，而且希望能有新的品种出现。

    接到老卫来信时我正在紧张编辑《中国古钞图辑》。《中国古钞图辑》是中国钱币学会1985年决定编撰的。卫月望先生多年搜罗，积累了一批中国古代纸币的图片资料。自罗振玉1914年编辑出版《四朝宝钞图录》以来，中国没有再出版过有关纸币的资料图集，迄今已七十年了。《四朝宝钞图录》的收录仅十几种。自那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了不少新发现，所以我们决定以此作为基础，再广泛收集各地出土和发现的各种古代纸币资料，经过分析、整理、分类，编辑一部集当今古钞实物资料大成的著作。学会秘书处决定，由内蒙古钱币研究会（即后来的内蒙古钱币学会）和中国钱币学会合作编撰，筛选、补充、整理图片资料工作由我承担，撰文工作则由卫月望、乔晓金（永远怀念的老朋友）和我共同完成。既有这项任务在身，我就很希望能到额济纳跑一趟。恰好，秘书处正在筹备成立少数民族货币委员会（当时叫作“少数民族货币研究会”），会议准备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于是决定，我先到呼和浩特，研究《中国古钞图辑》编撰问题后，随即赴额济纳，再转赴新疆，筹备乌鲁木齐会议。内蒙古钱币学会派王彤同志随我西行额济纳，4月8日，我们两人从呼和浩特登上了西行的火车。

    火车过了包头，窗外的景色不但没有想象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而且渐趋荒凉。文化大革命中我虽在大西北的青海工作过十年，但终年钻在山沟里搞重工业，进入荒漠、戈壁也还是第一次。青海民谣曰“青海的山上不长草”，可是青海东部河川里的农业也还是很兴旺的。然而从我坐着的车窗里看出去，沿途的耕地却越来越少，大片的土地成为泛着白碱的荒滩，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江南的水乡。那里到处是碧绿的稻田，金黄的油菜，无数的村庄散布其中，“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实际上江南的问题是地少人多，有的地方人均土地不足半亩，人们不得不终日劳苦，精耕细作。这里却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无人耕种。除了碱滩上生长的荒草，几乎没有任何生气，只有铁路边时而闪过大大小小的水泡子，水泡边结着大片大片的碱壳，像是初春的残冰，在夕阳照耀下，反射着银光，更显出荒野的凄凉，大自然似乎是太不公平了。直到夜幕笼罩了荒原，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我仍在为窗外的荒地感到一阵阵心疼。

    第二天一早，列车到达银川，车站外停了一排大客车，举着牌子的农民高声呼喊着兜揽乘客。其时改革开放还为时不久，理论界还在呼吁解放思想，西北边城的农民们却已经行动起来，办起了长途汽车。我们登上一辆去往巴音浩特的班车，从银川城边绕过，奔向贺兰山。贺兰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望得见高高矗立的西夏王的陵墓群。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宋朝的夏国王李元昊正式称帝，与宋朝分廷抗礼。西夏立国近二百年，曾经占据过今宁夏、甘肃西部、内蒙西部和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建都兴庆府，就在今天的银川。西夏曾经创制过自己的文字，发行过自己的货币。西夏钱币和宋朝钱币一样，也是方孔圆钱，有些钱币上使用的还是西夏文。南宋洪遵写钱谱《泉志》时，就收进了西夏文钱，因为不识文字，称其为“梵字钱”。本世纪初著名学者罗福苌、罗福成研究破译西夏文，使用的材料中就有西夏文钱。西夏铸造的汉文钱更是精美，这些钱币一直是收藏家们心上的爱物。13世纪二十年代，西夏被蒙古大军灭亡，蒙古人以西夏收留蒙古的仇人桑昆为名，遵从成吉思汗遗命，在西夏都城大肆屠掠，贺兰山下的王陵也被破坏殆尽。我们从车上远远望见的几座陵冢，就是陵园仅存的遗物。

    穿越贺兰山并不困难，这里山势平缓，汽车从山口很快穿过，中午前就到了巴音浩特。蒙语“浩特”是居民区、城镇的意思，所以内蒙古叫“浩特”的地名特多，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乌兰浩特，等等。巴音浩特就是巴音镇。巴音镇是阿拉善左旗的旗治，也是阿拉善盟的盟治。那些外国探险家去黑城往往以这里为出发基地。在查阅科兹洛夫资料时，他的地图上标此地为Дин Юань Ин，初不知为何地，后来与光绪年间地图对看，才知这里清代和民国年间叫定远营。顾名思义，是以驻军而命名的。这里地处嘉峪关外，明朝是蒙古活动的地带。清朝入关后，蒙古准噶尔部常由此发动骚扰，康熙、乾隆为解决准噶尔问题用力几十年，甚至御驾亲征，才最终使西部蒙古完全回到祖国民族大家庭。如这个推断不错，那么，设置定远营很可能是在乾隆以后。

    王彤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对内蒙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民国时期这里有“小北京”之称，以形容其繁华。阿拉善盟辖三个旗，即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我们在中国人民银行阿拉善盟分行受到了极热情的接待。行长们经过研究，决定派盟分行副行长达希布拉图第二天就陪我们到额济纳去。
    达行长三十多岁，瘦瘦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呢旧军装。行里的同志称他为“王爷”，我们只道是他的外号。后来才知道，他的祖父就是阿拉善盟最后一任王爷。阿拉善在清代属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蒙古17世纪二十年代从祖国西北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开创了一片新的生活天地。俄罗斯崛起后，统治了伏尔加，残酷压迫土尔扈特人。土尔扈特在沙皇统治下，仍想方设法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698年，即康熙三十七年，土尔扈特汗的侄子阿拉布珠尔率家人从伏尔加到西藏去熬茶礼佛，返回途中被一向与之不和的蒙古准噶尔部所阻。在阿拉布珠尔的要求下，康熙把他们安置嘉峪关外，最后定居到阿拉善地区。今天阿拉善的蒙古人主要是阿拉布珠尔家族的后裔。生活在伏尔加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渥巴锡汗率领下，冲破沙皇哥萨克的层层围追堵截，付出十万人的代价，终于返回故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幕悲壮的史剧。回归后的土尔扈特被乾隆皇帝安置在今新疆的库尔勒地区。土尔扈特蒙古在清代属外藩蒙古，地方首领称札萨克。札萨，蒙语是法律的意思。札萨克即执法者、首领。民国保留蒙古王公制度，并升札萨克为郡王。阿拉善郡王叫达齐，曾经接待过科兹洛夫和斯文·赫定的考察。达王的儿子倾向进步，为迎接西蒙的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曾任盟长和政协委员。达王的孙子就是今天的达行长，论起汗统来，据说他应算徙牧伏尔加的土尔扈特汗的第15代孙。

    今天的“达王”热情而随和，忙着张罗出发事宜。他告诉我们，从阿盟到额济纳沿巴丹吉林沙漠北缘而行，行程700公里。如果坐班车，要在途中过夜。我们自带车辆，早一点启程，一天可以赶到。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向着额济纳出发了。

二·寻找黑城之路

    小傅爱听跳动的火焰……打阳伞的牧羊姑娘……在多彩的戈壁中陷车……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科兹洛夫在黑城发现了一座西夏图书馆……西北科学考察团……“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居延汉简传奇……元钞和汉简的新发现……黑城两千年钱币史

    额济纳分行派给我们的汽车是一辆蓝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型越野车，一般俗称“巡洋舰”。驾驶巡洋舰的“舵手”是一个快乐的蒙古族小伙子小傅。车一开出阿拉善，他就打开了车上的录音机，放起一盘迪斯科节奏的流行歌曲，什么“哗啦啦啦啦…下雨了”、什么“阿里…阿里巴巴”等等节奏强烈的声音立刻充塞了车箱。我翻一了下磁带的盒盖，带子的名字叫做《跳动的火焰》。从此，这团火焰一直伴随我跳动了千里路程。我一向自命清高，只喜欢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对流行音乐和通俗歌曲之类嗤之以鼻。谁料到经过千里沙漠之行，这跳动的火焰竟成了我回忆中沙漠生活的象征，以至回京后跑了好几家商店，才专门买到了一盘《跳动的火焰》。

    车出巴音，周围还有农田。不久就进入了荒漠草原地区。无垠的黄沙地上只有一丛丛骆驼刺和低矮的碱草。偶尔有少数白色的羊群啃着初春的草根。忽然，前面出现一个红点，原来一群白羊后面跟着一个蒙古族牧羊女，一身红装，撑着一柄阳伞，在荒原上格外醒目。姑娘跟在羊群后面悠闲地踱着，两脚一前一后交叉，学着服装模特儿的样子迈着一字猫步。那种自我欣赏的神情逗得我哈哈大笑。小傅常在草原戈壁上跑，见怪不怪：“现在的蒙古姑娘什么都跟城里学，太阳伞、雪花膏，就怕放羊把自己晒黑了”。我觉得要是把这个场面拍下来，蓝色的天、黄色的沙、白色的羊群和红色的姑娘，虽不敢说得个“普利策”之类的奖，也够一些报纸、杂志转载的了，还可以冠以标题“改革新鲜事”什么的。可惜车子开得飞快，一眨眼功夫，那个姑娘已经变成车后一个红色的小点了。

    渐渐地，车外的植物越来越稀，戈壁滩上除了疏疏落落的骆驼刺，什么都没有了。停车方便的时候，我在一丛骆驼刺边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来那是一种很低矮的木本植物。它干枯的枝干简直就像卷得紧紧的皮纸，可以一层层剥开，枝上长着一根根尖硬的长刺。我说：“这种东西牲口怎么吃啊？”王彤说：“所以这儿根本没有羊，只有骆驼能吃这种带剌的东西。”我望了望四周，没有骆驼的影子，王彤看出我在寻找骆驼，笑了笑说：“这种荒漠草原载畜量很低，牧民放骆驼也很简单，早上起来熬上一大壶奶茶，喝得饱饱的，挎上望远镜，骑上马，出去溜一圈，用望远镜一照，看到自己的骆驼在什么地方，就回来了。只有到换季或剪毛的时候，才忙一阵。”大概是看到我脸上露出恻隐的表情，他又补充了一句，“阿拉善是全国的骆驼主要产区，每次开全国民族运动会，赛骆驼的项目总是阿拉善盟包圆儿金牌。”逗得我哈哈大笑。

    有时车子开进一条古河床，壁立的河岸清晰可见，河岸边的胡杨仍保持着向河边弯曲的样子，只是不知从什么年代起，河床里就没有了一滴水，胡杨也仅剩了干枯的树干。出了古河床，又成了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经过这次长途旅行，我才知道，所谓戈壁，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辞海》释戈壁说：“指仅生长稀疏耐碱草类及灌木的砂碛”，实际上有的戈壁是一种荒漠草原，沙土复盖，长有骆驼剌、索索柴、红柳等各种植物；有的戈壁只能生长骆驼剌等一两种植物；有的戈壁没有任何生物，大块卵石复盖；有的戈壁则铺满了细细的砾石，这些砾石还呈现出一片一片红的、绿的、黄的、黑的不同色彩，在单调中又透出一种粗犷苍凉的美。

    虽然是在戈壁滩上赶路，四野荒无人烟，走一天也难得遇上几部车，道路却始终很好。巡洋舰基本能以每小时90到110公里的速度行驶。这真要感谢那些辛勤的养路工人。我们在路上曾看到过孤零零座落在荒漠上的养路道班，一个道班要负责一二百公里的路段。我们也看到过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养护道路的养路工人，他们在毫无遮拦的戈壁上冒着风沙酷暑，把路边的沙土一锹锹地铺撒到路上。车从养路工人身边驶过不久，就看到了巴丹吉林沙漠的沙丘。高达七八米甚至十几米的沙丘被风吹到了路边，有的沙丘甚至堆到了路上。巡洋舰终于被沙子陷住了。我们不得不跳下车来，动手挖沙。幸好，沙坑中发现了几块破木板，看来这里早已陷住过车辆，木板是用来垫过车轮的。靠了这几块木板，连推带扛，才渡过了第一个难关。可是不久，车子又再次被陷。这一次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车子再也不动了。小傅打开巡洋舰前加力，不但毫无作用，由于前后车轮一齐空转，车子反而越陷越深，最后终于托住了底盘，无法动弹了。我们面面相觑，看来不求外援是不能摆脱困境了，在一整天也碰不到几辆车的荒原上，守株待兔即便到中午或下午待到一辆车，能把我们拖出来，也会错过宿头，无法过夜。情急之下，想起了养路工人。小傅徒步向回走，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一辆铁牛55型拖拉机开过来了，养路工人们二话不说，挂上钢丝绳，直到把巡洋舰拉出沙地，才调转车头回去了。

    有惊无险，感触良多。使我联想起那些仅仅依靠骆驼徒步在沙漠中探险的前驱们，以及西域探险的前前后后，曲曲折折。黑城就是首先由俄国人发现的。当然，所谓发现，是指科学的发现，是文明社会寻找未知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充满艰难、惊险，斗争、曲折，甚至邪恶和罪孽的。可以说，近代意义上的探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在中世纪萌发，商业资本的发展伴随着对黄金的追求。1492年哥伦布寻找新大陆，其目的就是寻找黄金。他的水手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就是明火执杖之辈。新的发现不过给旧大陆带来了财富，而给美洲、非洲、太平洋诸岛带来的却是血腥的屠杀和掠夺。工业革命促进了科学的近代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热衷于地理发现。工业革命也诱发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追求，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正在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国家展开了对殖民地的争夺。不管科学家们个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在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和科学成果的享用方面，科学家和资本家、政治家在客观上是携起手来了。19世纪下半叶，当地球上新的大陆或岛屿几乎被发现殆尽，插上了米字的、星星的、道道的各种各样国旗，驻上了操着英语、法语、西班牙、德语种种语言的总督的时候，很多人就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未知的亚洲大陆的腹地。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德国伟大的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七次考察中国。经过认真研究，他告诉西方世界，从中国经中亚到西方，自古就存在着一条贸易路线，而且这条路线曾经辉煌了十几个世纪。只是到了十四世纪以后，它才逐渐衰落下来。由于古代贸易中丝绸是西方进口项目的大宗，李希霍芬把这条东西方交通大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穿越的，就是当时西方完全不了解的亚洲腹地，也是沙皇俄国向南扩张和大英帝国通过印度向北扩张的必争之地。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之说后，西方各国的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乃至军人、间谍蜂拥而至。俄国的科兹洛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科兹洛夫生于1863年，从1882年起跟随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探险。探险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藏区和蒙古地区。他曾经先后六次对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察，足迹遍及蒙古、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在1907年开始的第五次考察中，科兹洛夫经兰州、定远营穿过沙漠来到了额济纳，终于在1908年3月发现了哈拉浩特古城。蒙语“哈拉”是黑色的意思，哈拉浩特就是黑城。就是在这一次的考察中，他在黑城发现了大量文书，还有一些元代的纸币。第二年，科兹洛夫再次来到黑城，又获取了大量文书和艺术品。回国后，科兹洛夫发表了这些资料，轰动了世界。这是元代纸币的第一次面世。在科兹洛夫获取的东西中，最多的是西夏文书。由科兹洛夫获取的材料人们可以看出，黑城是一座西夏的城市，一直使用到元代。西夏在北面边境地区设有黑山威福军司，黑城就是黑山威福军司的治所。元代此城称为亦集乃，是甘肃行省所辖的亦集乃路的首府。亦集乃就是今天额济纳的元代音译。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了这个城市。马可·波罗说，他从意大利来中国时，走到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后，向北行走十二天到达亦集乃。他说商旅在亦集乃要准备四十天的食物和水才能继续向北，穿越大漠去到蒙古的汗廷和林。可见亦集乃城在元代也是丝绸之路上一座重要的咽喉城市。

    科兹洛夫的发现发表之后，1914年夏，英国学者斯坦因从敦煌向北考察汉代长城，也来到黑城，他发现在这一地区除西夏和元的古城之外，还有更早一千年的遗址。他找到了一些烽燧，在黑城也发现了一张元钞，不过是残片。

    对额济纳地区较大规模的考察当属1927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是中国学术考察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纪初以来，外国考察家从中国获取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敦煌获取了大量文书以后，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极大的震惊，纷纷呼吁政府禁止外人掠取中国文化宝藏。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也深深唤醒了中国学者的民族意识。1926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打算开辟经由中亚到中国的航线，决定资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组团作西北考察，并建立航空站和气象站。斯文·赫定是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多次到中亚细亚探险，尤以发现楼兰在中国享有盛名。尽管如此，由于学界的觉醒，此举仍遭到了强烈反对。经过反复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中瑞双方共同组织西北考察团的协议。协议规定，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特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由理事会来组织、监督和指挥考察团事务；考察团成员由中外双方组成，任命地位平等的中外团长各一人，斯文·赫定任外方团长，北大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全部经费由斯文·赫定承担，科学仪器在考察结束后赠与中方；不得考察与中国主权和国防有关事务；不得作大规模考古发掘；所有考古和地质考察所得物品全部运回交理事会；所有考察成果交理事会审查后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发表，还有如此等等。这个协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确是学术界的空前胜利，它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以至北大负责谈判的刘半农教授兴奋地戏言，真是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考察团中的外方考古学家是瑞典贝格曼，中方考古学家是黄文弼。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平坦的公路，行进主要依靠骆驼。骆驼一天最多只能行走二三十公里，在广阔无垠的沙漠戈壁中，很难每天找到居民点，不得不经常风餐露宿。除此之外，他们不但要与自然搏斗，还要与盘据西北各地的军阀官僚周旋。其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诡谲，地方势力变化莫测。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考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在额济纳地区，黄文弼认为，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所得到的资料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已发表的内容，只是由于他们不懂中文，对中国史料了解甚少，所以没有看到这里实际应是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县。因此考察团不但考察了黑城，还考察了整个周围地区。在这一片地区，发现了很多从汉代到魏晋时期的戍堡、烽燧，采集到大量木器、陶器、钱币等等。贝格曼还发现了汉代简牍一万多枚，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情况有了深得多的认识。这批简牍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依据协议，居延汉简归中国所有，考察结束后，中国学界将简牍拍成照片，原件收存，照片拟作深入研究。然而时乖运蹇，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北京的一些学者冒着危险，在日寇眼皮底下将简牍抢运出来，辗转送到美国。现存台湾。受命研究简牍的学者在大后方四川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努力钻研，发表了一系列成果。

    七十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城和居延地区组织了一次新的发掘，考察了关址、官衙、烽燧等一系列遗址，又发现了一批元代的纸币，同时发现了汉简两万多枚，大大超过西北考察团时期的收获。这次发现的元钞曾在1985年为配合内蒙古钱币学会成立而举办的钱币展览中展出过。

    综合八十年来的考察成果，可以看出，居延地区至少从汉代起就是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交通的重要关隘。在发现的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使用钱币的记载。据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和鲁勃－列斯尼钦科的统计，在科兹洛夫、斯坦因和贝格曼的考古发现中，共有钱币443枚，最早的有一枚战国的布币。最多的是宋钱，有202枚，应是西夏时期的遗物。其次就是汉钱，包括汉半两、五铢和一些新莽钱币，共112枚，近四分之一。此后从西汉、新、东汉、唐、宋、元，连绵不断。从西汉到元，一千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就是在我们走过的这片茫茫沙海中，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两条腿，踏出了一条捍卫祖国边防，沟通中外经济和文化的道路。相比之下，我们坐在巡洋舰里，在伸向天边的戈壁公路上奔驰，怎么能不让人无限感慨呢。

    戈壁滩上有几排灰色的平房，据说过去是兵站，现在是班车歇宿的地方。巡洋舰毕竟比班车快，中午，我们就赶到了这里。匆匆吃了一碗驼肉面，就继续赶路。下午五点多钟，眼前的沙丘后面出现了一片小树，额济纳旗到了。700公里，我们只用了十一个小时。

三·黑   城

    达赖镇……渡过额济纳河……戈壁滩上“敢死队”……风沙掩埋的古城……城中的经济信息……清真寺告诉我们什么……科兹洛夫采集的古城口碑……古城的废弃

    额济纳是内蒙古最西部靠近中蒙边界的沙漠小旗。旗的治所是达赖库布镇，距离上级行政单位阿拉善盟所在的阿拉善左旗700公里；最近的大居民点是甘肃省的酒泉，有500公里；而距离中蒙边界只有60多公里。就是这样一个小镇，现在已经建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牧民们骑着摩托车在宽阔在柏油路上飞奔。虽然镇上的建筑最多是二三层的小楼，但是商店门口录音机播放的招徕顾客的音乐震天动地，小铺子的门口挂着“上海裁缝”、“浙江培训牙医”之类的幌子。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才七八年，可是除了行人稀少，这个边疆小镇的一切都和内地城市没什么两样。

    达行长虽在阿拉善盟所在的巴音浩特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额济纳人，他的爷爷达王的王府就在额济纳旗。所以达行长在这里非常熟，能否到黑城去，就靠达行长联络了。打听情况的结果是，正常情况下，到黑城去并不十分困难。但是昨天额济纳河来了水，不能过河了。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表示，河里一旦来了水就无法过河。这倒真让人有点气馁。我请达行长一定想办法再了解一下情况，务必想个能够过河的办法。

    第二天中午，达行长带来了好消息，额济纳河的水已经下退，只是河床仍然泥泞，他没有说不能过河，只说过河可能比较困难。司机小傅很奋勇，说带上钢丝绳、铁锹，准能想办法过去。我下了决心，一定要设法过河，跑了千里之远，不能功亏一篑。达行长很细心，借了一辆212北京吉普，以便必要时帮我们过河。

    下午，我们就向向往已久的黑城出发了。出达镇向东南方向，车驶进了一片胡杨林，很多胡杨树都有两人合抱甚至三人合抱那么粗。树下可以看出是一片曾经的湿地。四月里天气还冷，树枝还是光秃秃的，可以想象，到了夏天，这里大树合抱，头上一片绿荫如盖，地下青草如茵，会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景象。胡杨是沙漠的生命。有了胡杨，就能保住水土，人们就能生存。沙漠干旱，植物生长缓慢，两三人合抱的大树，恐怕要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树龄。真是这样，说不定马可·波罗在树下歇过脚，土尔扈特的阿拉布珠尔在树下熬过茶。想起它们曾经是历史的见证，就让人激动不已。

    过了胡杨林，车又驶进了红柳林。红柳是一种沙漠戈壁中常见的耐旱灌木，一丛丛向上的枝条在夏季长满绿色的细叶，一入秋，细叶脱落，干枝显现红色，生长密集时望去像一片红云，十分好看。达镇附近大概因为有河水滋润，红柳长得比汽车还高，在里面穿行就像在沙家浜的芦苇荡里似的。红柳枝脆硬异常，划过汽车的漆面常会留下擦不去的伤痕，小傅的丰田巡洋舰瓦蓝锃亮，心疼得他不断咧嘴。

    从红柳丛中一钻出来，就到了河边。

这就是额济纳河。

    额济纳河的水源是祁连山的千年冰雪，经甘肃张掖向北流入巴丹吉林沙漠，古称弱水，后称昆都仑河，在沙漠中蜿蜒北流千里到达额济纳地区。弱水在先秦地理著作《禹贡》里就有记叙，说它“余波入于流沙”。最终流入居延海。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所辑《玄中记》解释弱水的得名是因为“天下之弱者，有昆仑之弱水焉，鸿毛不能起也”。大概是形容它水量不大吧。实际上弱水随季节不同水量有大有小。1914年5月斯坦因到这里时河水已经很少，正是不能漂鸿毛的样子。而1927年10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这里时，斯文·赫定还制做独木舟作过漂流考察。近些年来，由于上游人口增加和农业的发展，截流很多，地处额济纳的弱水下游就基本干涸了。前些日子天气回暖，祁连山冰雪融化，带来了一大股春水，奔腾了一天一夜之后，已经平息下去了。

    达行长为我们选的渡河处河床不算很宽，大约六七十米，只有河的中央还有一道不大的水流，其余都是沙质河底，过河不算很难。但河底湿润的沙土和河岸被洪水冲刷的痕迹在明白地告诉我们，昨天在河床里发生的是什么。陪同我们的212北京吉普很顺利地冲过了河。看看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巡洋舰也冲下了河滩。小傅事先考虑到过河的困难，已经把车子的前加力打开，河底的沙地很硬，中央的水流也不大，巡洋舰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哗哗地冲了过去。谁知我们的欢呼声没落，车子已经抛了锚。原来对面的河岸很陡，与平地形成一个大约有一百二十度的钝角。巡洋舰的车身比北京212长，冲上河坡时前轮来不及落到平地，岸坡已经顶住了车底的大轴，把车搁在了河坡顶端。没奈何，只好下车。幸亏带上了铁锹，把车底下挖平，才算过了河。

    过河以后就是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地势极为平坦。这片戈壁远离交通线，又几乎没有什么植被，所以成为真正人迹不至的荒原。大约二十公里以后，戈壁上出现了一座佛塔的遗迹，约有五六米高，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原上。车子驶近，可以看出，佛塔由土坯建成，已经坍塌了小半边，露出当中木结构的芯柱，这是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方式建成的土木结构塔。看到佛塔，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古代哈拉浩特绿洲。这片绿洲自荒废后就没有人类活动过，经历六百年的风沙洪水，表面形成了一层砂砾薄壳，薄壳下面其实就是原来松软的农田。这种特殊的地层结构，可是给我们造成了麻烦。

    戈壁既无人类活动，也就没有路，车轮从广阔平坦的戈壁砂砾层上辗过，只留下浅浅的印迹。不过必须保持车子的高速度，如果稍微减速，车子的重量压破了砂砾薄壳，就会把轮子陷住。戈壁虽然平坦，毕竟不是公路，免不了有疙疙瘩瘩，轻轻一脚刹车，车子就陷住了，我们赶快下车，以减轻重量。小傅再次打开前加力，前后四个车轮一齐转动，希望通过低速强大的拖动力爬出陷坑。我在车前看得清楚，无论怎样努力，前轮不但无法爬上坑沿，反而像圆锯一样，把砂壳一层层锯下来，车身却越陷越深。不敢再试了，再试下去，要是再托住底盘，在这茫茫戈壁上，是既没有养路段，也没有过路人的。前进不行，就试后退。小傅把车挂到倒档，看准后轮旁一个曾经生长过一丛骆驼刺的小小土包，试图利用它倒退出来。我们也跑到车头往后推车，车子发出轰轰的巨响，终于退出了陷坑。小傅不敢停车让我们上去，而是向后倒了很长一段，才迅速改为前进档，开到我们跟前让我们上车，只是为了安全稍稍减低了车速，谁知不等我们打开车门，车子又陷住了。一切又都从头开始。如是者竟达三次。

    最后，不得不采取一个冒险的行动。再次把车倒推出来以后，小傅倒退了长长一段路，换档前进后又向后兜了一个大圈子，直到离我们很远，再加速向前冲。达行长和王彤在巡洋舰前进方向的右侧，我在前进方向的左侧一起向前奔跑。车从我们中间飞速驶过， 我们分别从两个方向贴向车身。小傅毫不减速，我们几乎同时边跑边拉开车门飞身扑进去，前胸紧贴住座垫，手扒住座椅靠背，两脚悬空，用力向里爬……喘息未定，我脑海里浮现出前不久刚刚上映的美国故事片《野鹅敢死队》，队员们在敌人追击下边跑边爬上了在跑道上滑行的飞机。我们虽然没有敌人追击，可是也经历了这样紧张的一幕，而且还有小傅那节奏强烈的背景音乐“跳动的火焰”。

    闯出松土砂壳地带，前面就出现了一座小城。下车观察，这是一座戍堡式的卫城，很小，只有大约一百米见方，主要用于驻军。城墙由夯土筑成，约四五米高，城内只有土墙和几根粗木干，不剩任何建筑。我们在城墙的土中采集到一枚唐开元通宝钱。见到卫城，说明离哈拉浩特不远了。果然，从卫城向东南再驶几公里，远远地，戈壁滩上出现了一座城池，哈拉浩特到了。走近古城，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科兹洛夫、斯坦因的书中早就看到过的，引人遐想的佛塔，高耸在西北角的城墙上，有如北京故宫的角楼。但城墙四个角中只西北角有这么一座佛塔。城大致呈四方形，科兹洛夫、斯坦因和内蒙古考古所分别所作的测量略有出入，每边大约400余米。从城外看去，城墙很完整，连城墙突出的马面都几乎完好无损。几百年来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把黄沙一直堆积到城墙顶端。根据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测绘的平面图，城东西两面各有一处城门，城门口还有一道类似瓮城的直角护墙，实际上沙堆早已把城门口堵死。我从西北角沙堆爬上城头，来到佛塔。佛塔也是土坯垒砌，中空，从一侧的洞里可以看到里面堆满了小泥塔和“擦擦”。小泥塔大约5、6厘米直径，形似小窝头或小铃铛，擦擦是一种泥制的小圆饼，是用木模扣出来的，上面有一个佛像。这么多小泥塔和擦擦，大概是当年的善男信女们放进去的。

    站在佛塔旁边，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城里一片空旷，只有城中央和北部残余几座建筑遗迹。沿沙堆下到城里，首先看到的是一盘直径达一米多的石磨，似乎在讲述着刚刚离去的城里居民的故事。空旷的城里，遍地散布的瓷片俯拾即是。随手捡起几片，可以看出，大多属宋元瓷器，有钧窑，有龙泉窑，有定窑，等等。想来既有西夏时期从宋朝贩来，也有元代从中原运来的。这样多的宋元瓷器碎片遍布全城，当年的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应当是非常繁盛的。在哈拉浩特多次发现元代纸币，是这种繁盛的商业的直接反映。

    城中部偏北，残留着一座建筑遗迹，只剩北面一堵土坯高墙，地面上铺地的方砖依然完整，粗大的木梁、木柱横七竖八，瓦砾堆里还可以找到完整的瓦当。看样子，这是一座当年的佛寺。佛寺的东南面，有一片清理出房基的民居，是前几年内蒙古考古所工作的结果，也即是科兹洛夫所谓的商业街。他发现60张元钞，就在此地。内蒙古考古所在这里还发现过一些票券、商业广告等等东西。

    城里中心偏西方向保留有一座当年看起来一定比较堂皇的建筑。现在还剩有一些断垣残壁。据后来内蒙古考古所的发掘报告，把它看作官署区，是元亦集乃路总管府。在这座建筑的前面，地上有一个人的头骨。头骨相当完整，被长期的风沙吹洗得薄而雪白，两只大而空洞的眼睛茫然在望着天空。也许，这就是一个挖宝者的归宿。据内蒙古考古所李逸友先生告，考古所发现的大量极有价值的文书，就是在官署区找到的，只是在探险家眼里，这些不过是垃圾。其实是官员们把这些用过的文件当作厕纸丢入了生活垃圾堆。戈壁滩干燥，有机物迅速失去水分，所以保留到了今天。这些当年的垃圾，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在城外的周边地区，也存在着许多文化遗迹。科兹洛夫带回俄国的西夏文书，就是在城外的一座佛塔中发现的。他在佛塔下部发现的书卷达2 000多卷，还有300多件画像，还有很多泥的、铜的、镀金的佛像。这些东西挖出来时，新鲜程度让人吃惊。佛塔的上部，他们发现了一座人的骨架。骨架安详地坐在塔中。显然，这是一座西夏时期高僧的灵骨塔。科兹洛夫不仅搬走了塔中全部文书、艺术品，甚至搬走了高僧灵骨的头颅！！他发现的文书，主要部分是大量西夏文佛教经典、也有少数世俗书籍，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音同》等成为人们认识这种民族死文字的主要资料。这些书籍，很可能是这位高僧的私人藏书。这些材料至今仍保存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使俄国成为西夏文资料收藏和研究的一个中心。

    城外西南角，还有一座建筑，与城内建筑风格完全不同，是一座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寺很小，但是除了拱顶残破一块外，拱门、过廊都非常完整。这座清真寺何以独立建在城外呢？大约1275年，马可·波罗行经此城，按照他的记叙，说其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属唐古忒州。居民是偶像教徒。颇有骆驼牲畜，恃农业畜牧为生。盖其人不为商贾也。”1275年是忽必烈至元十二年，南宋尚未征服。亦集乃的状况应与西夏时代相差不大。黑城原为西夏所建，是西夏北方边界的黑山威福军。整个居延地区，自汉代至西夏，建治所的目的主要在军事意义。自吐蕃把噶玛噶举派藏传佛教传入西夏，西夏居民普遍接受了藏传佛教。科兹洛夫所获西夏文书中，有大量西夏文佛经，内蒙古考古所所获文书中，明确见有名称的城内佛寺就至少有三四所。可见自西夏以来，城内居民主要是汉族和党羌族人，直至元初马可·波罗到达时，仍未改变。所以马可·波罗有“居民是偶像教徒…其人不为商贾也”之说。元朝攻下江南后，全国归为一统，江南商人大量来到此地，来自西方的回回商人也以此地为北上和林、东进中原的中转和给养补充地。亦集乃自然成为商品集散地。城内遍地散布的瓷片，钧窑、龙泉窑、定窑等等都来自内地。考古所采集到的有两淮盐引收据，标记着盐商董兴元至治元年（1321年）在两淮购盐引，交费纸币中统钞五十定（即250贯）的收据。说明，盐商甚至可以将淮盐贩到哈拉浩特。在西夏时代，盐曾是夏宋间贸易战的焦点。西夏要将青海盐贩到陕西，宋要将山西解盐贩到宁夏。由贸易战而军事战，在夏宋关系史上屡见不鲜。大元一统后，创造了良好了经济发展条件，商业大大发展。商人甚至可以将淮盐贩到哈拉浩特。与此同时，在城里也发现了不少与回回商人有关的文书。有的文书明确载有亦集乃路的礼拜寺，也有的文书记载了“作买卖回回客人脱黑尔”、亦不剌兴、马黑牟地、麻哈麻等人。这些人的名字用今天的译法，实际是易卜拉欣、穆罕默德等等。可能元初穆斯林在本城还不是主体居民，并且这些商人主要不是坐贾而是行商，他们往往是经由此地往和林或上都去的过客。所以佛寺大都在城里，而清真寺只能设在城外。但至少在元末，回回人已成为黑城的重要居民。考古所发现的一份关于甘肃行省要派官员来城传达圣旨，要求本城官员出郭迎接的公文，就把伊斯兰教“僧人头目答失蛮”列为在路司属。回回商人的出现，甚至清真寺的出现，是黑城从一座军事塞堡演进为商业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样一座繁华的城市，怎么就会突然被流沙吞噬了呢？科兹洛夫当年考察时曾经采集到过一则口碑。据说这座城市由一位黑将军镇守，将军能征惯战，城中兵精粮足，还有一道小河从城里穿过，水源充足，高大的城墙易守难攻。敌人久围不下，遂想出一条计策，派人到小河的上游堵塞了河道。城中断了饮水，大起恐慌。黑将军情急之下，在城里匆忙挖了一口深井，把多年所得金银财宝尽数埋入井内，然后率军突围。后来黑将军和挖井埋藏宝藏的士兵都战死在乱军之中，宝藏的所在就再也没人知道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没人知道，几百年来，不时有些挖宝人冒险来此乱挖，却从没听说有谁发了财。

    上述口碑被科兹洛夫披露后，流传渐广。斯坦因看到科兹洛夫的记述后，倒是在城外找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沿着河床在上游还真的发现了一堆装土的麻袋。科兹洛夫的著作用俄文写成，斯坦因再用英文转述，后人再记往往走样。英国作家彼得·霍普科克写了一本《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提到此事自然用英文译音。此书翻译成中文后，黑城镇守者的名字成了“喀喇赞春”。“喀喇”同“哈拉”即蒙语的“黑”，所谓“赞春”只是“将军”一词的讹译。黑将军就是黑城守将的意思。

    依据内蒙古考古所的考察，黑城出土的文书最晚的是宣光二年，即明洪武五年。其时朱元璋已基本将蒙古逐出中原。蒙古退出中原后，在北方草原仍称大元，不时扰边，史称北元。宣光是北元年号。这一年，明宋国公冯胜拜征西将军，捣甘肃，西征扩廓帖木儿，《明史·冯胜传》：“至甘肃，元将上都驴迎降。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 。明军将全城人员内迁。黑城的弃守应该就是这一年，截水的大概就是冯胜的部队。后来元兵又回来过，城内找到过一枚有天元元年款的官印，不过恐怕这只是短暂停留，此后，黑城和周围地区就逐渐成为任由风沙掩没的死城了。

    亲身到达这座死城，使我明白，为什么元代纸币能在这里发现。这里干燥的气候，无人能至的地理条件，成为古代纸质文件的良好保存环境。这里发现的元钞已经有几批了，我能有一些满意的发现吗？

四·元 钞

    额济纳文管所……元钞最早的发现……元朝纸币简史……新中国发现的元钞……追寻散见元钞……至元壹贯……边防站和居延海……“送战友”

    我到额济纳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发现的元钞情况。并为正在编撰的《中国古钞图辑》收集资料。因此，到额济纳的第二天一早，在达行长的安排下，我们来到了旗文管所。文管所地处小镇边缘的公路边，虽然只有一排平房，却有一间不小的文物陈列室。陈列室里用镜框陈列着几张残破的五百文中统钞，这就是最近新发现的元代纸币。所长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蒙古汉子，黑黑的脸膛刻满皱纹，穿一件黑皮夹克，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所长介绍，文物管理所共有三人，除了所长，一位妇女管理员，还有一位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样的边境小旗，有这样一位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也许发现元钞的事应该再听听他的意见。不过这位大学生外出还没有回来。至于这批元钞，据所长说，是一次大风过后，一位放骆驼的牧民在黑城附近的沙漠里发现了一卷灰黑色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交到了文管所，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元钞。说着，所长从里间搬出一个包装纸箱，从箱里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块粘结在一起的黑纸块，还有几张零散的灰纸。纸币发现的时候，已经成了紧紧粘在一起的纸块，每一块都有大约四五厘米厚。文管所曾试图把它们揭开，事实上也已经揭开了表面的几张，但是继续揭下去就很困难了，以至有几张纸币因为揭动而破损，就是我们在陈列室看到的那几张。

    从分成两块的纸块和零散的几张纸币看，这批元钞主要是至元通行宝钞贰贯和少量中统元宝交钞伍伯文。这是目前元钞中所见较多的品种。科兹洛夫1908年第一次发现的元代纸币共发表了八张六个品种，即中统元宝交钞壹贯、伍伯文；至元通行宝钞贰贯、壹贯、壹伯文、叁拾文。后来有些国内著作说科兹洛夫的发现是六张或八张，大多起因于他首次发表的品种。实际上依科氏在《蒙古、安多和哈拉浩特遗址》一书中的记述，他是在哈拉浩特城内商业街废墟的15厘米土层下发现了一包元钞，共有60张。所谓八张或六张，只是指后来专门论述这些纸币时所发表的品种。这些纸币据当时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妮娜·伊沃奇金娜博士告诉我，一部分保存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一部分保存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我请求下，妮娜把保存在苏联的元钞拍成胶片寄给了我。后来，我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访问了她的全球闻名的博物馆，她甚至把我们领进博物馆的库房，观看她的藏品。她也几次来北京，我还陪同她沿丝绸之路访问了敦煌。

    学界一般认为，元钞的首次为人所知，就是科兹洛夫的发现。实际上，与科兹洛夫的发现大约同时，在新疆也有一次发现。1909年，一位新疆吐鲁番的本地人在山中发现一个包袱，包袱中就有一张纸币。土人纯朴，把包袱交给了官府。当时著名学者王树枏在新疆做官，他把这张贰贯面值的中统钞摹写到《新疆访古录》一书中。可惜依据当时的印刷技术，此书只收有摹本，真品已不知所之。而中统钞面额为贰贯的，只此一张。而且《新疆访古录》流传不广，该钞并不彰显。

    所谓“至元钞”和“中统钞”，是元朝纸币最重要的两个品种。其实，蒙古使用纸币可以追溯到大蒙古国时代。这是受到金的影响，当然，金是向宋学习的。现在，人们一般把西方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时间定为1299年马可·波罗出狱，《马可·波罗游记》开始流传。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用“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一节的篇幅专门叙述元朝的纸币，在当时的西方，这几乎是不可思议之事。事实上，早在蒙哥时代，法兰西教士鲁不鲁克的威廉代表法王圣路易斯出使蒙古，1255年回到欧洲，在他撰写的报告中就谈到“契丹（指中国北方，当时已为蒙古占领）通行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一巴掌”。可惜，这份报告是鲁不鲁克写给国王圣路易的，当时并不为外人所知，一直到300年后才流传出来。

    在大蒙古国时代，成吉思汗时期就在博州发行过以丝为本的纸币。蒙古诸王很多都发行过纸币。比如拖雷妻子庄圣皇太后封地真定（今河北正定）发行过银钞，蒙哥在燕京发行过宝钞；忽必烈先后在辖地河北的邢州和陕西京兆发行过交钞。不过这些纸币现在已无法看到实物。究其原因，一是当时这些纸币都不是国家正式货币制度规定的，它们只是金属货币或实物的代表，不为人们刻意看重；二是蒙古贵族不行厚葬，死后埋在草原上，地面以马群踏平，因而无法找到墓葬。

    1260年，忽必烈成为大汗后，改元中统，中国地区改称大元，在大元土地上统一发行新钞，就是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钞面额以铜钱为单位，从壹拾文到贰贯文省分为十等。为推行纸币，世祖在全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央机构是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品级相当户部侍郎。各行省成立宝钞提举司，基层行政设有行用库和平准行用库。行用库为人们把用旧用破的纸币倒换新币而设；平准行用库顾名思义则还负有平准市场的职能，它掌管部分金银，利用金银的吞吐控制纸币发行量，平抑市场物价。世祖平江南以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彻底禁止了全国的铜钱流通和私人金银买卖，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全国统一的，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战争扩大、官吏腐化等原因，中统钞发行量越来越大，币值也不断降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世祖又发行了一种“至元通行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种纸币同时流通。但中统钞不再印刷，让它自行被至元钞取代。中统至元年间，是元代纸币的黄金时代。纸币不仅在大元帝国内通行，而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波斯地区，作为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也发行了纸币，甚至连名称也仿效元朝，称为Chao。伊朗语中纸币至今仍称为Chao。

    元末至正年间，社会状况已十分恶化，纸币飞速贬值，阶级矛盾尖锐。丞相脱脱为改变经济状况，于至元十年（1350年）再一次改革币制，宣布印造新钞。新钞当至元钞贰贯，与至元钞同时流通，同时再次允许铸造铜钱，作为纸币的辅币。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不能说不对。但是新钞生不逢时，第二年红巾起义爆发。流传颇广的民间小调把农民造反归咎于新货币政策：“开河变钞祸根源…”新货币制度不但没有挽救元朝，反而为王朝的覆灭又添了一锹土。

    这些元钞一直湮没到科兹洛夫的材料发表。但所有材料都在国外，国内倒鲜有人知。此后几十年间，发现很少。解放后，元钞才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1959年，西藏萨迦寺发现一张中统钞、一张至元钞，但直到1975年才在《文物》杂志披露。

    1960年，在江苏无锡清理了一座元代古墓，墓主人身上的钱包中竟有33张元钞，全部为至元通行宝钞，面额只有伍伯文和贰伯文两种。这说明，纸币在当时确实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钱币。唐宋墓中常见铜钱殉葬，如果纸币不值钱，人们不会用它殉葬。但纸币不比铜钱，几百枚铜钱撒在墓中，视觉上已很壮观，而用纸币殉葬，如果纸币不实用，只相当冥币，则三百贯五百贯随便印，惠而不费，不妨大方。但如果纸币实用，一张大额的相当一二千枚铜钱，入葬成本就太高。二百文和五百文的面额大约正好符合需要。

    这一想法1985年又一次得到证实。当年湖南沅陵县在取土中发现一座元代古墓。墓主是一对知州夫妇，夫人身上的钱包里也有几张元钞。这些元钞都是小面额的，从二十文、三十文到五十文、一百文。那些小额纸币是只见记载而很少发现实物的。我赶到沅陵去采集了这几枚纸币的资料。由此也可以看出元代人们对纸币使用的实用态度。

    在国内其它陆续发现的元钞品种中，最多的是至元通行宝钞贰贯和中统元宝交钞壹贯，其它面额很少见。正因为元钞的发现目前还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非常注意这批元钞中有没有新的品种。但是这批纸币已经结成整块，在边远地区技术缺乏的情况下，无法把它们揭开，只能从已经揭下的少数几张中去调查。现存文管所的只有几张，大多是至元贰贯钞，另有两张残破的至元五百文。文管所长很慷慨地允许我照相，当时我的设备还很简陋，只有一台在大学工作时利用多加课时攒钱买的“海鸥DF－1”。海鸥的镜头很好，我很喜欢。我曾带着它出访日本，日本人把它抓在手里提了提，说：“太重了！”脸上表情的内涵是显而易见的。我却很珍视它，走到哪里都不怕沉重地带着它。在钱币学会早期的一些活动和《中国钱币》杂志早期发表的一些图片中，都有它的功绩。此外还有一个简易三角架，于是就在文管所后院的土地上支起三角架，直接利用阳光，给揭开的几张纸币拍了照。

    拍照以后，我最关心的就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没见过的纸币。所长说，确实还有一张，在一位旗领导手里。有目标就好办了，一定能找到这位领导。达行长在旗里人头熟，人人都愿意为“王爷”帮忙。我们开着“巡洋舰”在镇上到处跑，旗委、旗政府一家一家打听。终于，在旗政协办公室打听到，一位旗政协副主席关心并喜欢文博事务。我们马上求见这位副主席。副主席看上去已年近七十，一头白发。人非常热情，听说我们的来意，立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白纸给我们看。我拿到手里，心就沉下去一半。原来，主席把纸币像裱画一样严严实实地粘在了这张大白纸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正面“至元通行宝钞贰贯”。

    纸币实物不是字画，它是不能随意粘贴的。因为在它的背面，很可能有着重要的信息。比如文献显示，元朝重大的纸币发行有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和至正年间脱脱改革发行的交钞。科兹洛夫的发现发表后，人们知道了中统钞和至元钞的形制，但脱脱改革的至正钞是什么样子，无人知道。各种书刊发表的图片，全都是纸币的正面，似乎背面完全是空白。直到60年代中国再次发现中统钞，才看到，它的背面还有一些印记。一颗红色的官印，一个长方形的黑印。长方形黑印的下半部是钱贯图案，上半部有“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个字。说明在至正年间脱脱发行的新钞并没有起新名字，也没有铸新钞版，只是在90年前的中统钞背面加盖了一方黑印而已。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至正十年，社会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政府虽然发行一种新钞，却来不及设计新的形制，铸造新的钞版。只是用旧钞版加盖印记。要知道，旧中统钞比至元钞是5：1，新至正钞比至元钞是1：2，则至正钞与旧中统钞已是1与10 之比。若非不得已，决不能让市值有十倍之差的纸币外貌如此相似。现在在政协看到的这张纸币，既已不是绝少，又被这样粘贴，价值已大打折扣，心情也就多少有些失落。

    傍晚，又听到一个消息。文管所外出的大学生回来了，明天就可以见到。我又有了一丝希望，希望能再和他谈谈。第二天一早，小伙子就来了。是一个很精干的蒙古族青年。一见面，就很热情地要和我们一起去吃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刚传进达镇不久，已经成了达镇人离不开的早点。我虽然在大西北工作过十年，兰州也常去。但六七十年代在兰州从未吃过兰州拉面。因为那时候连肉都很难吃上。几年功夫，我这半个西北人，又开始重新认识西北了。我们边吃边聊。他自我介绍说，叫纳生德力格尔。才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毕业回来。说起新发现的元钞，他说，他手里还有一张，正在观察。我一听，很高兴，忙催他要去看。匆匆吃完面，起身就驱车赶往他家。

    到他家门口，我坐在车上等他进去。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张灰黑色的纸出来了。我忙不迭地接过手来一看，禁不住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张至元通行宝钞壹贯，而且品相还算不错。我们通常能够见到的元钞大部分是中统一贯和至元二贯。从历史记载看，二者都有一贯二贯的面值。但实际上中统二贯只见到王树枏摹画的一张，实物始终未见。而至元一贯则只有科兹洛夫发表过一张。作为世界古代纸币的发祥地，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发现和保存更多更完整的实物。我知道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国内仅此一张的文物。我们希望这类文物能够更多地发现。因为钱币不同于书画、青铜器等，往往是只此一份，再有一件，就是赝品了。钱币是极大量制造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个别的发现固然可以得到难得的信息，而数量的积累，才能进入历史的更深层次。因此每一个发现都很重要。更何况这一次的收获是为我们国家的文物宝库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我小心地把它挂在墙上，拍下了彩色照片。后来它当然地成了《中国古钞图辑》书前彩页中的一张。

    完成了了解黑城元钞出土情况的计划，又有了新的收获，心情变得十分轻松。下午，达行长带着我们仍由小傅开车去看居延海。居延海大约在达镇以北60多公里处。出了达镇，沿途都是没有路的沙漠，一眼望去，只见黄沙。从风区旁边经过，眼看几十米外黄沙滚滚，漫天昏黑，我们这里却风平沙静。沙漠气候真是不可逆料。沙漠深处，有一个边境连队。我们拜访了驻守祖国边疆的卫士。两排小小的平房，一个不大的院落。院子里沙地上可以看到战士们种了一些小型蔬菜。连队指导员看到有北京来的客人造访，非常高兴，在接待室接待了我们。接待室装修得挺漂亮。原来如果边境上需要和对方对话，就在接待室屋顶升起红旗。对方看到红旗，就会在己方也升起一面旗，表示知道。于是对方就会驱车过来谈判。原则上一边一次，双方对等。但对方更愿意过来。因为这边有兰州请来的厨师，可以趁机改善一下生活。指导员说，这里责任重大，战士们斗志很高。团里的电影队有时也来放电影，还配备了电视机。可是，那几部片子早就会背了，电视机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影。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战士想家。我不由得想起，为了人民的安宁，国家的安全，自霍去病以来，多少战士抛家别舍，在这沙漠深处贡献青春，贡献生命。居延烽燧发现的大批汉简，纪录的就是他们的生命。汉简中有大量关于货币发放和使用的纪录，苏联学者所统计的居延发现钱币的数字，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边境城市的兴起，边境商业的发达，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里探求的历史，不就是这些古往今来的英雄们一天天创造出来的吗？

    离开边境站，直接开车奔向居延海边。据说，居延海的面积已经缩小了。看得出来，从岸边要走过长长的一段白色的碱滩才能走到湖边。碱滩和湖水之间还有一片泥滩。但仍然可以看到茫茫的湖水，水天相接，天水一色。这就是居延海。它承接着祁连山的雪水，在翰海沙漠中成为旅人的地标。然而，最近我从报纸读到，居延海已经完全干涸。十几年的时间，有如千年沧桑，真让人不胜感慨。

    从阿拉善左旗到额济纳，行程700公里。我因为要赴新疆，到酒泉去乘火车，只有500公里，就比较快，只用半天多就到了。仍是达行长和王彤送我，小傅开车。到了酒泉火车站，我去买了火车票，上到站台。小傅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瓶酒，端着一只搪瓷缸子。咚咚咚，他倒上了小半缸子，两手托起，捧到我面前。我一时不知所措。小傅开口唱起歌来：“送战友，上征途，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达行长和王彤也和着歌声一起唱起来。歌声里，几天来一起在沙漠里颠簸，一起挖沙拖车，一起像敢死队般扒车冲向黑城，一幕幕映上脑海，眼睛也渐渐湿润。我忘了自己原本没有酒量，毫不犹豫地接过搪瓷缸，仰起脖子一口把小半缸酒倒进了喉咙。我转身提起行李，上了火车，满脸通红，满眼噙泪，爬上卧铺，向乌鲁木齐缓缓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