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钱币的铸行

　　1、两宋钱币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年号建隆，是为宋太祖。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绘画、书法、雕塑、书籍雕版印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作为科学技术和艺术结晶的宋代钱币，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了色彩缤纷争奇斗艳之势。两宋的钱币制度，是以钱为主，绢帛等实物成了普通商品。白银日渐重要，纸币也已出现和流通，是两宋货币制度的突出特点，但铜钱仍占有重要地位。

　　两宋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最早发行了记年钱。南宋孝宗淳熙七年起，钱背开始记年，所铸钱“淳熙元宝”背上标有“七”字，表明此钱铸造于淳熙七年，比欧洲的记年钱早了300多年。

　　二、最先创造由皇帝亲笔书写的钱文--“御书体”。宋太宗赵光义开始自题钱文“淳化元宝”，而宋徽宗赵佶更是以独创的瘦金体书写了“崇宁、大观”通宝等。

　　三、年号钱最多。从北宋“太平通宝”到南宋“淳熙元宝”的300多年里，皇帝改元频繁，共铸行了49种年号钱。

　　四、出土量最大。宋朝的铸量不一定最多，但宋钱的出土量是最大的。在湖北黄石的西塞山，一次就曾出土了11万公斤的钱币。此外在我国其它地区也有大量宋代钱币出土。

　　五、钱币的面额复杂，名称变化多。宋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等不同的面额，经常是一纸命令就把当十钱改作当五钱行使，经常变动。宋钱的宝文名称不一，更是增加了混乱。其铜钱有元宝、通宝、重宝等，铁钱有珍宝、之宝、洪宝等一二十种之多。

　　六、钱币的流通区域性明显。当时的中原、华南、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通行用铜钱，四川则使用铁钱，山西、陕西两地是铜、铁钱并用，广东是兼用金银。此外，全国各地皆有流通纸钞，或限于某一地区，或可通行全国。

　　七、钱文书法多样。宋朝的钱文书法多样，有创新、对称、复合等特点，且多出自名家，从御书体“淳化元宝”行书、草书入钱文始，篆、隶、行、草、楷等五体具备，篆书体中又有九叠篆文“皇宋通宝”，楷书中有徽宗的瘦金书，书法或秀丽妩媚，或苍劲挺拔，神采飞扬，气象万千，形成了宋钱书法艺术的特色。
八、最早发明了纸币。北宋真宗年间，由当时四川的富商首创“交子”，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元通宝

　　宋代的第一种铸钱是“宋元通宝”，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51年），钱式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宋太祖传位于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式同“宋元通宝”。当时四川及福建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背郭清晰，铸工颇精，大受欢迎，于是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十大钱，书法铸工均不错，背穿上有一个圆点，可能是一种纪念钱，现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可比开元钱。

淳化元宝（金币）

淳化元宝（金币背面）

　　“淳化元宝”是宋太宗改元为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五月时所铸，是最早的“御书钱”，钱文有真、行、草三种书体，均为宋太宗所书。此外四川等地所铸的淳化铁钱，钱文也有御书体的。五台山出土发现有金质“淳元元宝”供养钱，背上左右有佛像。在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又铸行了“至道元宝”，钱文也有真、行、草三体。
宋真宗即位后，在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按例出“咸平元宝”铜钱，钱文楷书，直径2.4厘米，钱文旋读。有种大钱直径有4.2厘米，钱文也有正楷，旋读。此钱书法尚可，应为流通币。但此外还有一些阔边大、小钱，文字铸工粗精不一，未必是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或许都有纪念性，数量较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铸行“景德元宝”铜钱，钱制同前，钱文为楷书，是御书钱。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铸“祥符元宝”，有背文星月及光背无文两种。另外有一种阔边钱，有当十、当五两种，也是分背星月和背无文。此外还铸有“祥符通宝”，为御书钱，有大小两种，是用来赏赐大臣的，故而铸量较少。从此也开始了“元宝”、“通宝”同时流通的情况。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铸“天禧元宝”。

皇宋通宝（九叠篆）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其间改元九次，也发行了九次年号钱。在这段时期里宋朝的钱监增多，管理上却不十分严格，各地钱监所出的钱，版式铜质差别颇大，铸工精细程度也相去甚远。天圣年间所出的“天圣元宝”，明道年间所出的“明道元宝”，以及景祐年间所出的“景祐元宝”，钱文书法皆有篆、楷两种，其直径轮廓也完全相同，为“对钱”。这一阶段的铁钱，仍有当五、小平两种。宝元年间，因为年号带有“宝”字，用为钱文不方便，便出了“皇宋通宝”，有铜、铁两种，铜钱版式较多，一般篆、楷成对。此外有一种篆书体钱——九叠篆“皇宋通宝”，或称之为“九叠皇宋”，应为一种赏赐钱，铸工精美，数量极少，为极罕见品。庆历年间，西夏王李元昊叛乱进攻陕西等地，宋朝派兵讨伐，因而铸行“庆历重宝”当十钱，以解军需之用，此钱直径2.9厘米，钱文楷书，有顺读、旋读两种；又有当十铁钱，直径3.2厘米。两国交战延续了三年，北宋国力大损，钱币不断减重，同时又大量地发行纸币，因而造成物价上涨，至战争结束时改当十钱为折三流通。至和年间，曾铸行“至和通宝”和“至和元宝”，小平铜钱，光背无文，有篆、楷两体成对，大小两种。此外有“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嘉祐元年出“嘉祐元宝”及“嘉祐通宝”，皆为小平钱，铜质。

　　宋英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铸“熙宁元宝”，皆小平铜钱；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铸“熙宁重宝”当十钱，这是为经略西北边陲所出，后来不断减重，以致于此钱版式较多。到熙宁六年时（公元1073年）改为折三使用，后又改为折二，从此每年发行折二钱。此外还有“熙宁重宝”铁钱，有小平、当五两种，钱文楷书旋读。熙宁小平钱中有背文记监的。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出“元丰通宝”，有小平，折二铜铁钱，钱文篆行成对。版式颇多，有传为苏轼所书的“东坡元丰”。神宗在位时期，平均每年铸钱四百多万贯，在宋朝是铸得最多的。
宋哲宗时期铸过三种钱，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铸“元祐通宝”铜铁钱。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钱文篆楷成对，小平钱中有背文“陕”者，较少见；铁钱有折三钱，钱文篆、行成一对。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出“绍圣元宝”及“绍圣通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篆行成对，另有隶书小平钱，较罕见。铁钱有小平、折二、折三，也都成对。通宝钱中有铜铸小平一种,钱文楷书，光背无文。通宝铁钱也仅见小平一种，此外有铁母钱，背有“施”字的极罕见。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铸“元符通宝”，有铜、铁两种，均有小平、折二，篆、行成对。此钱书法较精美，气势雄浑。铁钱有一种“元符重宝”，为折二钱，书体清秀，传世不多，极为罕见。

政和通宝

　　宋哲宗去世后，因其无子，由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本人聪明绝顶，且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篆刻等皆精通。他在位二十五年，共出过七种钱，大都精美，为王莽以来所最为精致的钱品，也被称为古今第二铸钱高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铸“圣宋元宝”和“圣宋通宝”铜、铁钱，圣宋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皆篆、行成对；另一种隶书小平钱，书法清雅，乃徽宗御书。“圣宋通宝”铜钱，钱文行书，光背无文，传世较少。“圣宋元宝”铁钱有小平，但折二者较多，文篆、行成对，隶书者较甚少，有大钱，直径3.2厘米，钱背上月，应为当三或当五钱。“圣宋通宝”铁钱仅见小平一种，行书光背，较少较，颇名贵。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铸有“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崇宁元宝”，都有御书体钱。大观元年（1107年）出“大观通宝”铜钱，为御书瘦金体钱。有小平、折二、当五、当十等。政和年间铸“政和通宝”，有小平、折二，文篆、隶成对，此钱版式较多。铁钱有“政和元宝”当三钱，钱文御书。“政和重宝”御书铜钱，甚罕见。政和钱、崇宁钱、大观钱很多铸成夹锡钱。所谓夹锡，即铜中夹有铅、锡的合成钱，是掠夺百姓财富的一种手段，以致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后因徽宗再度改元重和，铸“重和通宝”小平铜钱，楷、篆成对，铸工较精良，铜料也纯足了，但不久又因更改年号而停铸了。宣和年间铸“宣和元宝”小平钱，有隶、篆两种，有多种版式，但存世较少。同时所出“宣和通宝”有小平、折二，有隶、篆两种，较罕见。（详见徽宗钱币介绍）

　　宋钦宗靖康年间所铸的“靖康通宝”和“靖康元宝”是北宋的最后一种钱。靖康是宋钦宗赵恒的年号。赵恒是饱受委屈的皇帝，登基仅仅一年多，就被金兵掠往北地，后死于黑龙江依兰，这就是“靖康之变”。赵恒在位时间虽短，但是他也没忘记铸钱，铸行了不同版别的靖康钱，“靖康元宝”钱文有隶、篆两体成对，有小平、折二、折三；“靖康通宝”的钱文有隶、篆、真三体，有小平、折二两种，皆有铜、铁钱。靖康钱因铸行时间短，皆为少见难得，“靖康元宝”小平钱仅有数枚传世，极为罕见。

建炎通宝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年－1130年）铸“建炎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钱文有篆、隶成对，四川铸有钱文为瘦金体的小平钱，篆、隶成对，极罕见；“建炎重宝”当十钱，直径3.2厘米，钱文篆书，书法铸工均精良。绍兴年间出“绍兴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书，另有一种瘦金体折三钱，旋读，较罕见；“绍兴元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篆成对，折二、折三数量较少。绍兴时期，铜材较少，价格昂贵，一度曾将小平钱收回改铸折二钱，故现传世的绍兴元宝小平钱较少，篆、楷对钱更是难得，其楷书体极罕见。

　　南宋孝宗隆兴年间（公元1163年－1164年）铸“隆兴元宝”。史书载铸有小平、折二两种，但传世未见小平钱，折二钱篆、楷成对，质料铸工均不精；铁钱方面铸有有元宝、通宝。乾道元年（1165年）铸“乾道元宝”，传世有折二钱，楷、篆成对，有背文为星月文钱，楷书钱为孝宗御书；铁钱有小平、折二两种，背文有“松”、“目”等钱监名。在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铸行了一种记年钱，是中国在世界史上铸行的第一种记年钱。从东晋“汉兴”铸行开始，钱文铸有帝王年号的钱不断出现。过了800多年，在我国南方出现了背铸有年代的记年钱，这就是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开始铸行的“淳熙元宝”。“淳熙元宝”钱背分别铸有“柒”至“十六”的字样，表明了淳熙七年至十六年，即公元1180年至1189年。这种钱一目了然，一看便知是哪朝哪代铸行的。“淳熙元宝”有背无文之小平、折二，篆、楷成对，有背记年及背纪钱监名之折二钱；“淳熙元宝”铁钱有折二钱，背文有“利、邛、松、同”等多种。“淳熙通宝”铁钱也有背纪监记年纪值者。

　　以上是南宋第一期铸钱的情况，自淳熙七年以后，铸钱量逐年削减。

嘉定通宝（折十大钱）

　　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年－1194年）铸“绍熙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背穿下纪年铁钱有小平、折二、当三；另有一种“绍熙通宝”铁钱，篆、楷成对。宁宗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1200年）铸“庆元通宝”，有铜、铁两种，都有小平、折二、折三，背穿下纪年。铁钱背上有一纪监。嘉泰年间（公元1201年－1204年）铸“嘉泰通宝”铜钱，有小平、折二、折三，皆背穿上纪年。“嘉泰通宝”铁钱也有小平、折二两种；还有“嘉泰元宝”铜钱当五钱。开禧年间（公元1205年－1207年）铸“开禧通宝”，有铜、铁两种，制式同前。铁钱中有当三钱的“开禧元宝”。在开禧年间，南宋派兵北伐金国，战争开始后，宋军却连战连败，此时四川又发生叛乱，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屈服求和。到嘉定年间（公元1208年－1224年）又开始了经济上的通货膨胀，铸行了“嘉定通宝”铜钱和当五铁钱，和“嘉定元宝”铜、铁钱，铜钱有直径5.2厘米的折十大钱，此钱铸工颇精，较罕见；铁钱中有折三、折五，数量较多。此外还有一种“圣宋重宝”当五钱，书法精美，铸工颇精细，为南宋钱中的佼佼者。

淳祐通宝（大钱）

　　理宗时，南宋政局不稳，百姓不安，北受金压迫，内受叛乱制扰，南宋的灭亡由此开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铸“大宋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大宋元宝”有折三铁钱。“大宋重宝”钱中有铜钱直径5.2厘米的当十大钱，此钱铸工书法都颇精细，版式也有二三种，都较罕见。绍定年间（公元1228年－1232年）铸“绍定通宝”钱，有铜、铁两种，都有小平、折二，又有“绍定元宝”铜钱当十大钱及铁钱。端平年间（公元1234年－1236年）铸“端平元宝”铜钱，存世仅有小平钱，铁钱存世仅有当三、当五两种。“端平通宝”铜钱只有当五大钱，光背无文；铁钱有小平、当五。此外还有“端平重宝”，大小同当五钱，钱文书法铸工都较精细，但极罕见。嘉熙年间（公元1237年－1240年）出“嘉熙通宝”，有铜钱小平、折二，及“嘉熙通宝”当五铁钱。此外，“嘉熙重宝”有当三钱。理宗淳祐年间（公元1241年－1252年），金国已亡于蒙古，蒙古帝国大举南侵，蒙古军队入侵四川，宋军在四川与蒙古军交战争夺多年，因此需铸钱以充军费，因而淳祐钱多在四川发现。淳祐钱铸有通宝、元宝两类，“淳祐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淳祐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另有当百大钱，版式较多，有大样、中样、小样之分。中样者极罕见。宝佑年间（公元1253年－1258年）铸“皇宋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铸“开庆通宝”小平、折二铜钱，此两种都未见铁钱。因为四川为元兵所战，东南等地铁钱用的较少，流通不畅，也就没有铸铁钱了。

　　宋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1274年）铸“咸淳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后元军攻入南宋，宋亡，其他的几个年号都未及铸钱。

　　除以上的一些方孔圆钱外，在宋朝还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钱币，叫“钱牌”。在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发行了一种形状奇怪的货币，是长方形的小牌，大小如现在存取自行车的小牌。这种钱是用铜铸的，两面都有字，正面文字为“临安府行用”，钱背则记为“准五伯文省”、“准三伯文省”“准贰伯文省”等。钱文中的“准”字是“平”，“伯”是“佰”，“省”就是当“省佰”讲的，意思是在交易时支付小牌相当于×佰文铜钱。临安是现在浙江省杭州，是当时南宋的国都。“临安府行用”规定了这种钱牌只能是限于临安府流通的代用币，其铸造行与当时的钱荒和禁钱出城有关。宋代由于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大增，在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经常发生钱荒现象。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当时城里的官员们明令禁止铜钱出城。《文献通考钱币考》曾说：“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禁止铜钱出城后，进入城市的铜钱当然也会相应减少。城市内外贸易流通只得依赖纸币了。而大额的钱币投入市场，有不便找零之弊，于是就产生了钱牌这种代用币了。南宋的钱牌也多在杭州一带出土，但数量少，极为珍稀。

　　造成南宋钱荒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大增。南宋偏安一隅，地处全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一带，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战事，政治上也相对稳定，再加上不堪金国压榨的北方百姓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从而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据记载，当时临安府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已经是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仅米粮一项，“细民所食，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地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流通量的激增。二是铜钱外泄，大量流入北方和海外。南宋政府腐败无能，向金国屈膝求和，每年给金国赔款300万两，多数以铜钱折算；再则民间的铜走私十分严重，而对外贸易又十发发达，铜钱又通过贸易的方式流往海外一部分。《宋史·食货志》载：“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三是铜源不足，铸造钱额减少。南宋时，随着所占据州县的减少，铜矿资源相应匮乏，再加上铸造钱币的中心大都残破，无以恢复，所以铜量锐减。四是销钱为器，使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铜源匮乏，铜器紧俏，相当数量的铜钱被人们销毁为器。南宋的铜钱需求量大，铸行却少，综上所述，造成了南宋的钱荒。

　　总之，宋朝的钱币以书法精美、制作工整、种类繁多而著称。但是在这些精奇悦目的宋钱里却浸透着当时无数的钱监役卒们的血汗，他们才是灿烂无比的宋代钱币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可是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遭到统治者的残酷欺诈和压迫。

　　宋代管铸币的机构叫钱监。钱监实行军事化管理，铸钱工匠被称作役卒。每个钱监的役卒多少不均。《宋会要辑稿》记载:“大观元年，永丰监有兵匠695人，较额定人数缺64人。”又载：“（富民监）见管工匠二百余人。”役卒的来源，除了从民间招募部分有特长的工匠以补不足外，绝大部分由犯人充役。人一旦进了钱监就如同进了鬼门关，每个役卒的脸上都刺有监字或军号。铸钱是一种劳动强度极高的手工活，役卒们常年遭受到炉火的熏烤，铅毒的污染和工头们的折磨，身体状况极差，其中一些年老体弱、丧失铸钱能力的役卒，便被发还关押。至于不堪苦役而逃出钱监者，则要遭受更严重的惩罚，甚至被打死。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国家将要灭亡之际，宋徽宗还曾制定过“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宋史·兵法》）。宋代的钱监是役卒们的另一种监狱形式，在这里的人是会说话的工具，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钱币。宋钱是美丽的，美丽的宋钱里去饱含着钱监役卒们的血泪。

　　2、夏、辽、金钱币
和当时两宋政权前后相对峙的有北方的辽国和地处西北的西夏政权，这两上国家的经济文化同宋朝的交往频繁，在钱币铸行方面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受到宋朝钱币文化的影响。

　　在今宁夏、内蒙古、甘肃一带割据的少数民族党项族，其政权更是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国王接受宋朝的赐姓，请宋朝皇帝为他们书写字画，包括西夏的许多制度都模仿宋朝，西夏的文字就是西夏王李元昊命令大臣们结合了汉字、契丹字的特点所创造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钱币史料存留不多，钱币学者基本上是以出土和传世的实物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西夏钱币是仿宋钱铸造的。它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制，以小平为主，兼或铸造有折二钱，但数量不多。铜铁钱同时并用，文字有汉文钱和西夏文钱两种，在一种钱上只用一种文字，或西夏文或汉文，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种钱币同时用两种文字的。汉文钱书体多样，包括隶、篆、行、楷各体；并有对钱等。钱文用西夏文的铸行应早于汉文钱文，最早称“梵字钱”。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民族文字铸行方孔圆钱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钱目前所发现的只有五种，宝文写做宝钱，与宋钱有区别。它们是夏毅宗李谅铸行的“福圣宝钱”，夏惠宗李秉常铸行的“大安宝钱”，夏崇宗李乾顺铸行的“贞观宝钱”，夏仁宗李仁孝铸行的“乾祐宝钱”，夏桓宗李纯祐铸行的“天庆宝钱”。以上五种钱正面为西夏文，旋读，小平，背无文，铜钱。这五种钱都非常少见，皆属极罕见品。由于这些西夏文钱币没有史料依据，只能用钱文年号与纪年结合的办法推算它们大概的铸行年代。西夏汉文钱则已发现七种，它们是夏惠宗的“大安通宝”，夏崇宗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夏仁宗的“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夏桓宗的“天庆元宝”，夏襄宗的“皇建元宝”，夏神宗的“光定元宝”。以上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书体都有楷书，“乾祐元宝”有行书，光定有篆书，可组成对钱。天盛、乾祐皆为铜铁两种，其它只有铜钱。天盛元宝钱背有“西”字，其它无背文。西夏钱币大都铸造较精美，且书法隽逸，形制精佳。但都罕见。其中的元德通宝、重宝，光定元宝篆书小平钱，天盛元宝背带“西”字钱，“乾祐元宝”楷书、行书铜钱都极罕见，是钱币中的珍品。

　　五代承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之余绪，是对峙政权唐末割据局面的继续。这时北方少数民族却渐渐强大起来了，并形成一种势力，威胁着中原国家。契丹族就是在这时崛起的。

天禄通宝

　　远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时，契丹族归顺唐朝，从此与汉族经济文化相交流，并逐渐发展、提高，至后梁（公元916年），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皇帝，史称辽太祖。然后制定律法，创造文字，四处征战，称雄北方。辽立国二百余年，共历九位帝王，最后一位天祐帝被金国灭亡。辽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兴宗年间（公元1031年—1054年）最为鼎盛，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冶铁、陶瓷等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与周边国家民族交往频繁。在铸钱方面，辽国钱币由于史料记载不多，且记叙又简单，和西夏钱币一样大都依据出土、传世实物研究。而辽国最早实行物物交换，后来贸易发展，需要钱币，但也都来自中原，大多是汉唐钱币，辽太宗时设钱帛司，管理钱币流通。现发现最早的辽自铸币是辽世宗时的“天禄通宝”，其后辽穆宗铸行“应历通宝”，辽景宗铸行“保宁通宝”，辽圣宗铸行“统和元宝”，辽兴宗铸行“重熙通宝”，辽道宗铸行“清永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辽天祐帝铸行“天庆元宝”。辽钱皆为小平钱，文字似隶似楷，由于辽国冶铸技术较差，所铸辽币大都较粗糙，不精细，素有“七扭八歪，拙劣粗糙”之名。辽国虽也创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在流通币中未发现有契丹文钱存世。辽钱中较罕见的有“保宁通宝”、“天禄通宝”，目前只各发现一枚，其它的也较罕见。

　　物以稀为贵，辽钱虽粗糙，但反而给人一种质朴之美，钱币爱好者也对其孜孜以求。
和南宋政权对立的北方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很早就见于史书记载。但有准确年代的记载则是辽道宗耶律法基咸雍八年、宋熙宁五年乌古乃率众作战的事。经过长期发展，在辽天庆二年、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元立国，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随着国家的建立，确立了皇权，改革了军队，建立了法律，创造了女真文字，也铸造了货币。金朝的币制是钱、钞、银三种并行，虽有自己的文字，但在钱币中不曾使用。

承安宝货1

承安宝货2

正隆元宝

　　金国交易货物，早期不用钱，后来交易虽也用钱币，但皆依赖辽宋铜钱和前代的古钱，建国四十余年都不曾铸造钱，直到正隆二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才开始铸造，钱名“正隆元宝”。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末海陵王完颜亮谋反，杀死熙宗，自立为帝，改元天德，史称金废帝，又称海陵炀王。完颜亮刚刚即位就大肆屠杀女真贵族，并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城），天德四年，正式迁都燕京。继而改革考试、车服制度。命令女真人南迁，加强了女真人同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元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开始置交钞库，以管理印制交钞，兑换交钞事物，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二年，正值完颜亮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时，铸行“正隆元宝”，此钱质较精良，边廓整齐，文字俊秀，可与宋钱媲美。该钱的“正”字有末笔出头和不出头之分。出头者称为五笔正隆，比较少见。海陵王是金朝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杀熙宗，杀大臣，甚至淫人妻女。但他又是个“中原通”，善绘画，能诗文，有“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据传说当他读诗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为南国美景所动，欣然有投鞭渡江之志。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发兵六十万，南下攻宋。当时宋军主帅刘琦生病，副帅王权闻风而逃，丞相叶义问吓得不敢视察江淮守军，便派了个书生叫虞允文的前来慰劳官兵，这个书生便代替主帅率领宋军奋力拼杀，他利用金军骄横，在采石重创金兵，金军锐气顿挫，兵败如山倒，人心惶惶，思乡心切。完颜亮恼羞成怒，竟下令凡有“士兵逃亡的杀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金军哗变，由兵部尚书带领射杀了残暴的完颜亮，结束了他长达十五年的统治。此后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开始铸“大定通宝”钱。《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十八年，代州立钱监铸钱，所铸之钱斑驳黑涩，不可用，更令工部、吏部官员监钱，再出钱，钱文“大定通宝”，钱文肉好，又胜于正隆之制。”现在传世的大定通宝钱，制作精美，就是这个原因。金章宗完颜璟于泰和四年（南宋嘉定四年）铸行“泰和重宝”、“泰和通宝”。此外，金卫绍王铸有“崇庆元宝”、“崇庆通宝”、“至宁元宝”，金宣宗铸有“贞祐通宝”等。一种以前令学者们争论颇多的钱币“承安宝货”。《金史·食货志》记载，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十年十二月改铸银，名“承安宝货”，每银一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现钱用。关于这种承安宝货的形制如何，曾是中国货币史上长期悬而未解的迷题。很多的钱币书刊载有都一种铜质方孔圆钱“承安宝货”。但有人认为是伪作，因为史志上提到的是“铸银”而不是铜钱。但一直不见实物，又无法确定。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一次清库时，发现四枚兑上来的银锭上有“承安宝货”字样。但由于来历不清，仍让专家们怀疑。直到1985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所在地）杨柳乡发现了第五枚“承安宝货”，这一枚是一位农妇在山上挖土豆时发现的。这两次发现的银锭一模一样，这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承安宝货”。这两次发现在钱币界具有重大意义。在金代以前，白银作为货币，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而金代这种一至十五两的银锭，标明了币值，取代了称量和碎银的麻烦，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金代使用纸币，在其货币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纸币的印造比铜钱铸造还早，所以金代纸币在纸币发展史上也有较大影响。但是到了金末纸币的滥用也加速了金的灭亡。金宣宗被蒙古大军打到汴京后内外交困，财政开支大增。面对这种局面，金的统治者不是想着发展生产去解决，而是通过印制大额交钞（交钞是金代纸钞的概称，金海陵王贞元二年发行，成为通用纸币，与铜钱并使，交钞原以十年为限，后来不限年月，可以旧换新），或更换新钞的办法，把财政危机的恶果转稼给平民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金宣宗统治的十年间，纸币急剧贬值，近于废纸。贞祐二年，开始增发20贯到100贯大钞，然后又发行了二百到一千贯的大钞。贞祐三年，又开始更换新钞，每贯已贬值到几千文钱，社会经济已呈崩溃之势。《金史·食货志》记载：“小民得钱则珍藏，而券则弃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民间交易已改用银等，纸钞已被废弃。而金朝也随着经济的崩溃而加速了灭亡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