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管理
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货币管理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基本上是对钱币（主要是铜钱）和纸币的管理。明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但明清统治者仍一直停留在原来的货币管理观念上，没有及时对白银进行货币意义上的管理，以致白银长期停留在称量货币阶段。直到光绪年间，在外国银元占领中国货币流通领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才开始用机器自铸银元，并企图建立能赶上世界潮流的货币本位制度。
货币管理的指导原则：
①有利于商品流通；
②由国家垄断铸币权和纸币发行权；
③获取财政利益。后两个原则有时可以兼顾，有时则会发生矛盾。在发生矛盾时，执政者往往首先考虑财政利益的获取，这是造成某些历史时期货币流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管理的演变 秦汉以后，多数时期的钱币铸造由国家垄断。西汉王朝刚建立时，高祖曾允许民间铸钱，结果越铸越小，有如榆树荚，号称“荚钱”。后来禁止私铸，至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再次实行自由铸钱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豪强势力的发展，吴王刘濞、大夫邓通都因铸钱而暴富，前者还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文帝自由铸造政策的失败，常被后世统治者视为前车之鉴。
国家垄断钱币铸造权后，要对钱币的铸造质量进行管理。汉武帝为了保证五铢钱的质量，于元鼎四年（前113）禁止郡国铸钱，集中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技巧三机构）铸造。三官钱质量稳定，有效地抑制了盗铸。这种钱被后世看作铸钱不惜铜爱（省）工的典范。以后历代也铸造过许多质量较好的钱，但不一定采取集中铸造的办法，因为这样会增加运输费用。清代除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铸钱外，还在各省设局铸钱。钱币的重量、成色和式样由朝廷统一规定，也能对质量进行有效的管理。
中国古代钱币贬值屡有发生，大多是出于国家的财政需要。秦始皇统一币制，以铜钱为下币，名为“半两”，重如其文。而秦至汉武帝初年，半两钱经多次减重，其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严重背离。汉武帝改铸五铢钱后，以后七百年间成为主要钱币。有些五铢钱也进行了减重。唐以后钱币不再以重为名称，减重也不再表现为实际重量和币面文字的不符，而减重的实质则没有变化。除钱币减重外，中国古代还铸造不足值大钱或用铁、铅等低值币材铸钱。不足值大钱一般在当十以内，但也有高至当五十、当百、当千、当万的，这种形式比单纯的钱币减重其贬值率高出很多倍。王莽在居摄二年（公元7）铸造的错刀，在铜质钱币上错上黄金的“一刀”二字，每枚当五千钱，两枚就可收兑民间黄金一斤（约223克）。贬值越严重，物价上涨程度和民间的盗铸现象也越严重，故都难以长久维持。
为保证钱币质量，历代政府都以禁止盗铸和恶钱流通为钱币质量管理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封建社会中，盗铸和恶钱流通很难彻底禁绝，在吏治败坏或社会不稳定时期更难奏效。在进行钱币质量管理的同时，还要进行钱币的数量管理。一般地说在钱币正常流通的历史时期，政府都尽量多铸钱以满足流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受财政状况的制约，在铸钱有利可图时铸钱的积极性较高，在铸钱无利或亏损时则往往减铸或停铸。加上古代信用制度不发达，钱币数量不能完全按市场需要随时变动。
北宋时期自1023年产生了纸币，先为交子，后改为钱引，主要流通于四川。此外还有短期发行的纸币小钞。南宋的纸币有会子及多种地方性的纸币。金、元、明各代也发行纸币。从宋至明，中国的纸币流通已有 500余年的历史（不包括明后期大明宝钞在极狭小范围内的流通）。这些纸币除初期的民间交子、会子外，都由国家发行，属国家纸币性质。宋、金、元代纸币都有币值比较稳定的时期，明代的大明宝钞则一开始就贬值。历代纸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财政性的发行。无论纸币流通的成功或失败，都丰富了中国古代纸币管理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中国所特有的。
维持纸币币值最可靠的办法是兑现。官交子在流通初期是可以兑现的。当时规定交子分界发行，每界的最高发行额为1256340贯，备本钱36万缗供兑现用。按此规定，交子的准备率是28%强。表明中国早在11世纪就已懂得兑现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周行已指出，发行交子“常以二分之实，可分三分之用”（《浮集》卷一《上皇帝书》），即发行交子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准备金，这一比例比实际执行的要高得多，已经是留有余地的说法。
南宋发行会子，宋孝宗也曾用兑现的办法使贬值的会子币值回升在他的认真管理下，淳熙二年(1175)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还出现了“楮币重于黄金”的说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虽然纸币不可能真的重于黄金，但也反映了管理会子的成功。
元初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是可以兑金银的。政府在各路设立平准行用库，贮备金银，供兑现之用。当时的执政者“讲究扶持， 日夜战竞(兢)， 如捧破釜，唯恐失队(坠)”，所以“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吴文正公集》卷四三，《刘忠宪公行状》）。也就是说，从中统元年(1260)算起，中统钞维持了十七八年的币值稳定，主要办法是可以兑换金银。后来准备金移作他用，发行又无限制，中统钞就贬值了。
除兑现外，则要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兑现本身就是减少纸币数量的一种办法如果不能兑现，则控制纸币发行数量也能保证纸币的正常流通。宋孝宗曾提出“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这一控制纸币流通数量的意义。
南宋称提高纸币币值的政策为“称提”或“称提之策”。称提一词北宋即有使用，并不专指纸币，但南宋多数是指纸币。南宋的称提之策本来是指纸币贬值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清初黄宗羲则将它作为成功的纸币管理经验来总结。他说：“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明夷待访录·财计二》）。这是黄宗羲心目中纸币管理的理想模式。
中国古代回笼纸币的办法，除兑现外，计有以下几种：
①用纸币赎罪和退赃。如明宣德三年（1428）规定：用银交易的，买卖双方都要罚钞，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赃，受货物的按物价的10倍罚钞，受银的每两罚钞一万贯。
②增税。可用纸币向政府纳税，是纸币得以流通的必要条件如南宋曾规定货币赋税以钱币纸币各半缴纳，即所谓“钱会中半”。增税收纸币则完全是为了回笼纸币。明朝主要采取这一办法，税项名目繁多。
③出售官告、度牒等有价证券。如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用金、官告、度牒、乳香等回笼纸币，其中度牒七千道，每道价一千贯。
④出售商品。南宋政府曾用茶、矾、酒、盐、香、绢等商品回笼纸币。金朝曾于章宗承安三年(1198)设立回易务，许民间用银、钞购买绵、绢等物。金、明还用盐收钞。明永乐二年(1404)实行户口食盐法，按人头配盐收钞，成人每月配盐一斤，纳钞一贯；未成年人减半。
此外，为了减少纸币流通量，宋、金、元历代都实行过以一新纸币折若干旧纸币的办法缩小票面价值。更严重的则是宣布旧纸币作废，宋、金都曾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