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稳固话红钱

    钱币收藏界所说的“红钱”，是“新疆红钱”的简称。清代铜钱一般为黄铜，但新疆所铸铜钱以红铜（紫铜）为原料，钱色红润，因而被称为“新疆红钱”。新疆红钱面文用汉文，背文兼用或分用维文、满文和汉文。叶尔羌局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铸造的乾隆通宝，是新疆最早的新红钱（相对于新疆统一之前准噶尔铸造的椭圆形无孔旧普尔红钱而言）。随后，新疆阿克苏局、乌什局、宝伊（伊犁）局等也分别铸造了乾隆通宝红钱。自乾隆打头，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直到宣统，都铸行过年号红钱，其中不乏珍品。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曾被立过“祺祥”和“同治”两个年号，但“祺祥”年号仅仅拟用了几十天，所以当时所铸“祺祥通宝”与“祺祥重宝”多为样币，存世稀少，且原先未见新疆局所铸祺祥钱，嘉德2013秋季邮品钱币拍卖会推出一枚阿克苏局所铸祺祥重宝背当十，当属首见。清代各朝连续一百五十多年铸行新疆红钱，对稳定和繁荣新疆经济、巩固中国西北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泉课堂：清朝钱币铸行

    18世纪中叶，准噶尔贵族大小和卓兄弟发动叛乱，清乾隆帝派兵平叛，重新统一新疆，并设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各部。大小和卓之乱的平定，是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之一，标志着清代中国统一战争的完成，中国疆域臻于极盛，此后六十多年中新疆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下令将天山南路原来流通的普尔铜币销熔，改铸圆形方孔的乾隆通宝红钱。最早开铸乾隆通宝红钱的钱局是叶尔羌钱局，由户部颁发样钱，仿照制钱样式，面铸汉文“乾隆通宝”，背面为满、维文叶尔羌地名。道光八年（1828）始铸“八年十”折二红钱。咸丰三年（1853）全国财政困难，新疆亦随内地开铸大钱，但不久即因折当过多，受到民众抵制而停铸，只留“当十”的折二红钱。至光绪初年，“当十”的折二红钱被贬值为一文红钱行使。红钱与内地制钱的比价为一当五，即一枚红钱可换五枚制钱，这种比价关系一直延续至清末。如今，作为收藏品，新疆红钱的市场价格往往是相应制钱的十倍以上。
    为永远纪念乾隆帝的功绩，自嘉庆帝始，每至新帝登基，新疆在铸造新的年号红钱的同时，还要铸造一定数量的乾隆通宝钱，并流通使用。于是就出现了“前铸乾隆通宝”和“后铸乾隆通宝”的区别，令后世集藏者难以辨识。从存世实物看，清代新疆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宝伊、喀什、库车等铸钱局皆铸有乾隆通宝红钱，直径与内地小平制钱相似，但略显厚重。新疆红钱与内地制钱的区别，除了铜色不同、背文各异外，面文“乾隆通宝”四个汉字的风格也有明显差别，制钱笔法端正，布局规整，而红钱的笔法和布局往往率性随意，乃至歪歪扭扭、支支离离，加之红钱所用红铜的硬度低于一般制钱所用黄铜的硬度，红钱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以致文字更加模糊，其品相也就不如一般制钱，这也使红钱别有一种拙朴粗犷的韵味。有些钱币收藏者追求精美规范，不喜欢红钱这种风格，所以不愿收藏红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城市街头小馆常见的的烤羊肉串，有人吃着上瘾，有人却从来不吃，实是饮食观念和习惯使然。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新疆铸钱局还铸造了不少仿内地铸钱局的乾隆通宝钱。库车局仿铸有宝源、宝泉、宝云等局的乾隆通宝，阿克苏局仿铸有宝泉局的乾隆通宝等。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台湾同时发现了乾隆通宝宝浙局红铜质小平钱，已被确认为新疆所铸红钱。近年还发现有新疆钱局仿宝陕、宝川局铸造的乾隆通宝红钱。乾隆通宝红钱是清代新疆地区开铸最早、铸时最长、铸局最多的红钱，因而也是种类最为繁多、版别最为丰富的新疆红钱。新疆铸钱局仿造内地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钱，使得乾隆通宝红钱的种类更加繁多，版式更为复杂。
    红钱起初仅限于南疆八城通行，如流出南疆只能当制钱行用。而北疆各地则与内地一样行用制钱，即宝伊、宝迪局铸币和内地流入的制钱。南北疆红钱与制钱互不通用，这是根据清朝银钱平行本位制度，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以及稳定南疆红钱不使之外流而确定的。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巡抚刘锦棠选择以红钱作为统一新疆的钱法，并规定“以一当四”的红钱币值。为降低成本，在乌鲁木齐开设宝新局铸造红钱，并就近开采南山铜矿，到库车等地换运红钱解省。后来又发行老龙票纸币一百万两，规定每张“凭票发足红钱肆百文”，可兑银一两。从此制钱在北疆各地停止行使，南北两路钱法归于统一，红钱通行全疆。
    新疆红钱在中国古代钱币中别具一格，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深得钱币收藏爱好者青睐。新疆红钱铸数较少，又远在边陲铸行，所以流入内地者不多。又因它铜质纯净，铸币局往往将回收的红钱重新回炉铸造，使红钱传世更少。新疆红钱种类繁多，版式丰富，而且是中国钱币史上唯一铸有三种不同民族文字的钱币。这些因素，使新疆红钱成为钱币收藏家眼中的稀罕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红钱成为海内外钱币收藏的一个热门专项。
    红钱收藏热潮促进了红钱研究，出版了一批关于红钱的著述，如中国台湾陈鸿禧的《新疆清钱谱》，上海朱卓鹏、朱圣弢的《新疆红钱》，以及日本谷巧二的《新疆红钱泉谱》。久居新疆的杜坚毅、顾佩玉夫妇，收藏红钱不遗余力，得钱十万余枚，并从中精选1700余品，编著成《新疆红钱大全图说》。该书对红钱的版别区分、级别审定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新疆红钱是中国古代钱币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在当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红钱已经成为中国古钱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新疆清朝钱币：新疆阿城光绪银元五钱（清）
    天津与新疆虽然相距数千里，但两地有着传统的经贸往来。19世纪70年代，钦差大臣左宗棠率清军西征，击败了盘踞新疆多年的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收复了全疆。为满足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天津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大军进疆支边，被称为“赶大营”。随军的杨柳青商贩逐渐形成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即俗称的“天津帮”或“津帮”，并且翘居“新疆八帮”之首。“赶大营”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开发，促进了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近代化，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天津和新疆两地的经济交流。改革开放后，天津作为新疆在国内最近的出海口岸，新疆作为天津这个北方经济中心的经济辐射地区，两地商贸关系愈加密切。新疆红钱在天津收藏市场时有发现，颇受欢迎。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新疆红钱的收藏与研究动态，寒斋亦聚存有各个时期、不同铸局的新疆红钱数十枚。每次见到它们，都会令我对清代中晚期一个半世纪间天山南北的人文风情产生无限丰富的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