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就第二套人民币印制的系统考虑

    195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国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请示新币印制计划由》，第一次提出废止第一套人民币、设计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整体方案，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阅后，在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一方面委婉表达了“办法不完备，研究不够谨慎”的意思，一方面提出了对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思想的总体考虑。正是由于陈云的坚持和对设计方向的正确把控，才使得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始终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前行。那么，这里边的前后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人民银行是因为什么“仓促”提出设计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呢？

    计划仓促出台

    1950年初，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印制行业也提出“以凹印为主、按计划生产”的工作方针。整个形势从支援大军南下、支援解放战争的超常规生产转变为有计划生产。印制行业开始全面压缩生产规模，生产任务量迅速减小。表现在几个大印钞企业当中出现了大批工人无事可做、大量机器设备闲置的状况。中国人民银行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而借此时机，提出币制改革、印制新版人民币正是时候，既可改变战时货币的种种缺陷，又可使几千富余工人有事可做。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云召集各印钞厂厂长会议，专门就按计划生产货币以及设计印制新币问题进行研究。会后，中国人民银行很快拟出报告，并迅速于4月26日上报国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报告称：“职行三月份印制会议，通盘计算了全国凹版机印钞能力，全国可生产一亿六千万小张。按照1950年的发行计划，七月份即可全部印制完成而有余，同时物价稳定，将来货币需要再改一次。为使印制力量不闲，而且有充分的准备，特拟定新币印制计划，从七月份开始印制”。“按计划从七月份开始印制，现在开始制版，两个月可制成。”

    正像俗话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样，在中国人民银行争分夺秒提出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的同时，他们忽略了一点，如何保证新币的质量，如何使新币真正代表我们的国家形象呢？这一点报告中并没有详细涉及。

    陈云经典批示

    《为请示新币印制计划由》上报到国务院中财委后，立即引起中财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陈云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经过认真分析，他作出重要批示，这就是后来我们常常读到的那段经典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这几点为了防假。此外，票面之尺寸，票额大小，均须谨慎研究后才能决定，以后再经必要上级机关批准。请人行先集专家专门听取意见，佚有此件所述办法更完备时，才作决定。请在三个月内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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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在这里实际上委婉地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批评：因为从陈云看来，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份请示报告，虽然提出的印制新币的主张可以肯定，但是总体思路太过草率，对于印制新版人民币的系列思考不够周密，缺少战略思考，有些想法如设计风格虽然说到了，但是不够完善，没有形成成熟的思路。特别是在钞票的美观和民族化方面，缺少设计。对于印制时间和设备准备等方面的考虑，略显仓促，对于陈云批示中提到的纸张、图案、颜色、票面尺寸、大小等也没有很好的涉及。如按此计划操作，则新版人民币质量很难从本质上区别于第一套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接受批评，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按照陈云批示精神，对报告进行了认真修改。

    全面深度思考

    其实，陈云对于新国家政权建立以后设计新版人民币还是有着深刻的思考和满心的期待的。1950年7月，他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筹印新币的方案》中首次提出了印制新版人民币的问题。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陈云计划印制新币的心情也是十分迫切的，希望尽快准备，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争取一年后将新币印制出来，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希望早日看到新版人民币的诞生。但他更明白，新版人民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技术上特别是防伪技术上一定要全面优于第一套人民币，因为新版人民币代表了新国家政权的形象。在方案中，陈云分析了新币产生的条件，分析了新币的印制问题（主要谈了新币印制目前来讲存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及解决的办法）。其中分析认为，当时物价已趋向稳定，预期一年后，对长期稳定当更有把握；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因限于技术条件，很难防假。“近来，蒋匪有计划的伪造我币，以破坏我金融事业，日益严重；现行人民币的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有立即筹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这种可能与必要估计在一年以后，将更显着而迫切。而新币的印刷过程，至少需一年时间，故目前即应迅速进行筹备。”方案围绕推出新币，具体提出了新币的印刷问题。陈云提出了根据现有印钞生产能力新币印刷可能采取的三种方案。

    第一方案：就现有的设备和技术进行印刷。好处是可以立即组织生产（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1950年4月26日上报中财委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方案）。而严重的缺点则是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在中国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伪造可能完全存在。纸张方面，苏联卖给我们的并不是最好的纸张，东北自造的纸张更差，向其他国家购买，不一定能买来好纸，更不放心请其代制特定的丝纹（即水印）。这样分析下来，第一方案对于新版人民币的质量，既无保证，且不耐用。中财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采用第一方案。

    第二方案：要求苏联按照印刷卢布的纸张的规格，按照我们规定的丝纹，代造一定数量的钞票纸，向苏联定购必要数量的新式印刷机和刻版机，也就是引进苏联先进的印钞设备和技术，同时，派专人到苏联进行学习和培训，这样做，对于印钞质量将会有所保证，也极其利于防假。但是，实施这一方案所需时间恐怕要延长很多。这样对于新版人民币的按时推出十分不利，因此决定也不采用第二方案。

    第三方案：除纸上的丝纹和票面的图案由我们自定外，其余从造纸到制版、印刷，完全委托苏联承办。纸张的规格和印刷的技术，要求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水平。中财委的意见，采用此方案最为妥善。重要的理由，在于防假有极大保证，又可以节省时间，两能相顾。陈云特别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而复杂的中国，对于纸币的防假，应该比别的国家更为重视才对。

    中央经过慎重研究，采纳了陈云意见，即按照第三种方案执行。

    推出成熟方案

    鉴于在短期内新版人民币设计印制工作还需要在设计上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不可能很快进入到生产环节，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印钞企业进行了压缩整顿，先后合并、下放了7个工厂，将5700余名职工转入其他行业。6月20日，北京人民印刷厂针对大批工人无事可做的现实，也开始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的工作。经过整顿，全厂职工缩减为3450人，减掉了1700余人。对于减下来的人员，企业作出了妥善处理。

    1950年8月，按照陈云等中央领导指示精神，中国人民银行积极组织力量，经过认真分析和准备，提出了《新币印制计划书》。这份计划书较之三个月前上报的《为请示新币印制计划由》不断完善、趋向成熟，可以说改变了以前的简单化工作思路，较为系统地、全面地就第二套人民币的生产印制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

    195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新币制作会议，对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思想、设计主题、设计形式、设计风格提出明确要求：新币整个图案规格，要推翻旧有样式，打破固定的四框，而采取我们以前未有的新图样规格（参考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货币式样）。内容意义方面，应象征新中国的新生力量，并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另外，要含有各民族字体。绘制图景花边、装饰等，必须细绘精刻，是阴阳光线显明，线条清润精密。总之，要符合高质量的要求，在技术上要有新创造。在原版制作上，计划全套原版制作都安排在北京人民印刷厂，另设制作工房。

    1951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做出决定：建立新币设计组织，聘请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参与新版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积极研制各种防假新技术。

    决定作出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迅速行动，组织各方力量开展设计、攻关工作，特别是美术专家王世廓、罗工柳等的参与和一系列防伪技术难题的突破，使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最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生产出一套高质量的新版人民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其中，饱含陈云同志高瞻远瞩及战略思考的那段重要批示起了至关重要的方向性作用。而体现在领袖身上的这种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全面思考、周密计划的思维方法和工作作风至今让应为我们印钞人所坚持和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