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钱币的收藏研究和捐赠
作者：佚名 名家专栏编辑：admin
杜维善先生收藏古钱币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促使他对钱币深入研究的根源，是他觉得对钱币文化有太多不解——半两钱文字的飘逸和霸气，五铢钱跨越整个汉代的生命力、开元钱的工整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在漫长的收藏研究岁月中，杜先生一步一步地寻找答案。
寻求“为什么”
已故阿富汗钱币学家HAKIMHAMIDI先生曾向杜维善先生如此解释钱币收藏：“任何一位钱币爱好者，当他说他对某某钱币有多深了解，实际上是他对某某钱币不了解的开始，而你了解一种钱币就一定会发表你的观点，在研究中当你的观点遭到别人否定时，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你受不了人家对你的否定而放弃你的爱好与研究，另一条路是去探讨、寻求"为什么"人家会否定我的观点，从而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杜先生收藏、研究钱币的信念。
华顿二世说过，收集和研究是形成主要收藏的关键。实际上，也正是由于杜先生在收集中同时重视研究工作，才可能在短时间里形成蔚为大观的收藏。如果说古钱币的收藏是为了了解过去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而集中起来的素材，那深入的学术研究就是编织这些素材的经纬线。只有通过研究，才会将凌乱复杂的现象还原为清晰故事，而失去研究的藏品则无异于只是管理员保管的物品。
正因如此，杜维善先生坚持收藏和研究五十多年，从一个普通的钱币爱好者逐渐成为钱币界认可的泰斗。
收藏和研究并非是完全快乐的事
有人将收藏喻为一件快乐的事。的确，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良好心理素质的收藏家，以其敏锐洞察力，仔细观察和耐心等待着每一件梦寐以求的珍品，这是一个收获快乐的过程。但收藏并不是一件纯粹快乐的事，这取决于收藏者的态度。将收藏品用金钱衡量，收藏有时是快乐甚至疯狂的，但有时却是痛苦乃至绝望的。收藏与研究则不然，将收藏以学术追求为境界，以知识水平去衡量收藏成果，收藏是艰辛的，同时是快乐的，有时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杜维善先生属于后者。之前，有人将其父杜月笙的财富与杜维善先生的收藏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继承父亲什么遗产。大学毕业后，杜维善先生以工薪阶层的收入维持生活。他收集钱币的资金来源是生活上省吃俭用下来的，也曾为购买一枚半两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为购买古钱币，杜维善先生也曾与夫人发生过多次争执。杜夫人谭端言女士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大收藏家之一。在耳濡目染中，杜夫人虽然非常支持收藏，但有时为了生活也不得不与杜先生因为购买古钱币的事争吵。
杜维善先生日常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爱好唯古钱币，闲时也只听听京剧。虽然花钱购买古钱币有时会产生不快，但质朴生活和对钱币收藏、研究的执著，赢得了夫人的尊重和支持。这在对上海博物馆捐赠的善举中可见一斑。他与夫人谭端言一起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实至名归。对杜维善先生的收藏和研究而言，这是幸福的事。
捐赠是一种责任
胡适曾说，真实的为我，即是最好的利人。这正是杜先生的写照。
上海博物馆河南南路馆舍曾经是杜先生父亲的产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杜先生第一次走进河南南路以中汇大楼为馆舍的上海博物馆参观钱币收藏，百感交集，从此开始他与上海博物馆的渊源。
1991年12月26日，杜先生第一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367枚古币，包括西域55国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萨珊王朝的金银币。每一枚古币的护套上都有杜先生手书的中英文说明，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作出这些说明。
1992年杜维善夫妇移居加拿大。为了使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成为“国内最佳收藏”，杜先生又作了第二次捐赠。上海博物馆请杜先生撰文编印《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是杜维善先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丝路古国钱币之后，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中国以钱币为媒介研究丝绸之路古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1992年以后，杜维善先生又重新开始收集中亚古国货币，主题是塞人、大月氏和嚈哒等钱币。塞人、大月氏和嚈哒等古国西迁使整个中亚动荡不安，战争不断。但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却比较少，也混淆不清，以钱币断代是最可靠的根据。附带的收藏是安息、萨珊、印安王朝的货币。其收藏的古国钱币比第一次捐赠的更系统，数量也是第一次的三、四倍，其中不乏稀有珍品。杜先生表示：“将来可以弥补第一次收藏中的空白。”
2004年，杜维善先生向上博捐赠丝路古国钱币2000多枚和丝路钱币的外文图书200多册。
2012年6月，杜先生再次将贵霜铜币157枚、金币12枚，阿拉伯—萨珊银币143枚，白衣大食银币63枚、金币7枚以及其他各类钱币28枚等丝路钱币410枚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批贵霜钱币中有一些是稀缺品，弥补了过去捐赠空白，上海博物馆贵霜钱币几乎是体系完整的收藏。
杜维善先生撰写的《贵霜帝国之钱币》一书由上海博物馆出版，这是继《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半两图系》、《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半两考》、《五铢图考》之后在国内出版的第六部关于钱币研究的专著，也是杜维善先生对丝路钱币十几年研究的心得结晶。杜维善先生不仅将收藏品捐赠，一同捐赠的还有专门供参考的历史书籍，而且将研究心得编译成书，让人们更加方便了解这些收藏品。
将货币研究领域由中国本土向世界拓展
杜维善先生以丝绸之路古国货币研究为引领，将货币研究领域由中国本土延伸向世界。
多年来，杜维善先生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大批丝绸之路古钱，搭建了一个古代域外钱币的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见地中海艺术、西亚宗教、中亚文化，还有那些现象背后各个时代的人类精神。这就使人们对丝绸之路各国产生强烈兴趣，从而促进探讨与研究。
丝绸之路古国货币的研究并不是单一课题的研究，研究者须对这些古国的统治地域、政治背景、文化宗教、经济贸易等问题有所了解和研究，任何一个钱币的研究都会涉及民族起源、政治扩张、经济贸易、宗教文化等问题，而一个古国的货币往往还会因为受他国货币的影响而出现，还必须对同一时期周边邻国的影响及相互关系有所研究。
有许多古国在历史记载上是一片空白，可是他们发行或使用的钱币却遗存下来，这是我们注重这方面货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的史书中都有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研究中国周边古国，这些史书都占有极重要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是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的延续。若要做好收藏和研究，则需要理清这些历史文化现象。杜先生在丝绸之路古国货币的研究上，以钱币为主干，综合各方面研究，从帝王系、钱币的型式、文字、神像等角度作了细致整理。
寻求“为什么”
已故阿富汗钱币学家HAKIMHAMIDI先生曾向杜维善先生如此解释钱币收藏：“任何一位钱币爱好者，当他说他对某某钱币有多深了解，实际上是他对某某钱币不了解的开始，而你了解一种钱币就一定会发表你的观点，在研究中当你的观点遭到别人否定时，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你受不了人家对你的否定而放弃你的爱好与研究，另一条路是去探讨、寻求"为什么"人家会否定我的观点，从而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杜先生收藏、研究钱币的信念。
华顿二世说过，收集和研究是形成主要收藏的关键。实际上，也正是由于杜先生在收集中同时重视研究工作，才可能在短时间里形成蔚为大观的收藏。如果说古钱币的收藏是为了了解过去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而集中起来的素材，那深入的学术研究就是编织这些素材的经纬线。只有通过研究，才会将凌乱复杂的现象还原为清晰故事，而失去研究的藏品则无异于只是管理员保管的物品。
正因如此，杜维善先生坚持收藏和研究五十多年，从一个普通的钱币爱好者逐渐成为钱币界认可的泰斗。
收藏和研究并非是完全快乐的事
有人将收藏喻为一件快乐的事。的确，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良好心理素质的收藏家，以其敏锐洞察力，仔细观察和耐心等待着每一件梦寐以求的珍品，这是一个收获快乐的过程。但收藏并不是一件纯粹快乐的事，这取决于收藏者的态度。将收藏品用金钱衡量，收藏有时是快乐甚至疯狂的，但有时却是痛苦乃至绝望的。收藏与研究则不然，将收藏以学术追求为境界，以知识水平去衡量收藏成果，收藏是艰辛的，同时是快乐的，有时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杜维善先生属于后者。之前，有人将其父杜月笙的财富与杜维善先生的收藏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继承父亲什么遗产。大学毕业后，杜维善先生以工薪阶层的收入维持生活。他收集钱币的资金来源是生活上省吃俭用下来的，也曾为购买一枚半两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为购买古钱币，杜维善先生也曾与夫人发生过多次争执。杜夫人谭端言女士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大收藏家之一。在耳濡目染中，杜夫人虽然非常支持收藏，但有时为了生活也不得不与杜先生因为购买古钱币的事争吵。
杜维善先生日常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爱好唯古钱币，闲时也只听听京剧。虽然花钱购买古钱币有时会产生不快，但质朴生活和对钱币收藏、研究的执著，赢得了夫人的尊重和支持。这在对上海博物馆捐赠的善举中可见一斑。他与夫人谭端言一起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实至名归。对杜维善先生的收藏和研究而言，这是幸福的事。
捐赠是一种责任
胡适曾说，真实的为我，即是最好的利人。这正是杜先生的写照。
上海博物馆河南南路馆舍曾经是杜先生父亲的产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杜先生第一次走进河南南路以中汇大楼为馆舍的上海博物馆参观钱币收藏，百感交集，从此开始他与上海博物馆的渊源。
1991年12月26日，杜先生第一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367枚古币，包括西域55国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萨珊王朝的金银币。每一枚古币的护套上都有杜先生手书的中英文说明，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作出这些说明。
1992年杜维善夫妇移居加拿大。为了使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成为“国内最佳收藏”，杜先生又作了第二次捐赠。上海博物馆请杜先生撰文编印《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是杜维善先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丝路古国钱币之后，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中国以钱币为媒介研究丝绸之路古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1992年以后，杜维善先生又重新开始收集中亚古国货币，主题是塞人、大月氏和嚈哒等钱币。塞人、大月氏和嚈哒等古国西迁使整个中亚动荡不安，战争不断。但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却比较少，也混淆不清，以钱币断代是最可靠的根据。附带的收藏是安息、萨珊、印安王朝的货币。其收藏的古国钱币比第一次捐赠的更系统，数量也是第一次的三、四倍，其中不乏稀有珍品。杜先生表示：“将来可以弥补第一次收藏中的空白。”
2004年，杜维善先生向上博捐赠丝路古国钱币2000多枚和丝路钱币的外文图书200多册。
2012年6月，杜先生再次将贵霜铜币157枚、金币12枚，阿拉伯—萨珊银币143枚，白衣大食银币63枚、金币7枚以及其他各类钱币28枚等丝路钱币410枚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批贵霜钱币中有一些是稀缺品，弥补了过去捐赠空白，上海博物馆贵霜钱币几乎是体系完整的收藏。
杜维善先生撰写的《贵霜帝国之钱币》一书由上海博物馆出版，这是继《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半两图系》、《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半两考》、《五铢图考》之后在国内出版的第六部关于钱币研究的专著，也是杜维善先生对丝路钱币十几年研究的心得结晶。杜维善先生不仅将收藏品捐赠，一同捐赠的还有专门供参考的历史书籍，而且将研究心得编译成书，让人们更加方便了解这些收藏品。
将货币研究领域由中国本土向世界拓展
杜维善先生以丝绸之路古国货币研究为引领，将货币研究领域由中国本土延伸向世界。
多年来，杜维善先生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大批丝绸之路古钱，搭建了一个古代域外钱币的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见地中海艺术、西亚宗教、中亚文化，还有那些现象背后各个时代的人类精神。这就使人们对丝绸之路各国产生强烈兴趣，从而促进探讨与研究。
丝绸之路古国货币的研究并不是单一课题的研究，研究者须对这些古国的统治地域、政治背景、文化宗教、经济贸易等问题有所了解和研究，任何一个钱币的研究都会涉及民族起源、政治扩张、经济贸易、宗教文化等问题，而一个古国的货币往往还会因为受他国货币的影响而出现，还必须对同一时期周边邻国的影响及相互关系有所研究。
有许多古国在历史记载上是一片空白，可是他们发行或使用的钱币却遗存下来，这是我们注重这方面货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的史书中都有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研究中国周边古国，这些史书都占有极重要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是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的延续。若要做好收藏和研究，则需要理清这些历史文化现象。杜先生在丝绸之路古国货币的研究上，以钱币为主干，综合各方面研究，从帝王系、钱币的型式、文字、神像等角度作了细致整理。
